法轮功究竟是远离政治，还是参与政治，这个问题很重要，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李洪志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不参与政治”，如果我们证明法轮功参与了政治，也就等于证明了李洪志说谎话；另一方面许多法轮功痴迷者也不承认法轮功参与了政治，始终认为练功强身、学法做人没有错，仍然视李洪志为师父，如果我们证明法轮功参与了政治，事实上就打破了他们心目中的偶象，证明他们做错了。更重要的，要通过讨论，让他们看清法轮功并不是一般的邪教，而是一个带有明显政治企图的邪教，我们与法轮功的斗争，也不是与一般邪教的斗争，而是一场十分艰巨复杂的严肃政治斗争。
（一）在讨论法轮功是否参与政治之前，首先应当搞清楚政治的确切含义，否则就无法讨论。弄清楚政治的确切含义，然后与法轮功的行为进行比照，是否参与政治，也就不言自明了。
什么是政治。政治概念有确定的含义，并非因人而异，随意变化的。根据《简明政治学》的定义：“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一切政治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与政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只要存在政权，就必然存在政治。从政治的定义出发，我们注意到只要直接涉及政权问题，就不可避免关联到政治，不管是否承认，事实都是如此。而非政治一般都与政权没有直接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别在于是否直接涉及政权问题。打个比方，“东突”分子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公共汽车上搞一次爆炸，死伤的人数不算多，只不过十数人而已，而失恋后进行报复的靳如超，一次爆炸居民楼所造成的死伤人数多达数百人。但由于“东突”分子实施爆炸行为的目的是分裂祖国，而靳如超实施爆炸行为不过是失恋后报复社会，因此，尽管都采用了爆炸这一恐怖手段，形式上接近，但由于双方动机方面的区别，在定性上两者完全不同，“东突”分子的爆炸是政治性刑事案件，而靳如超的爆炸则是一般性重大刑事案件。政治总是由一定的国体、政体、政党、人民、国家关系等要素构成，在各种要素的互动作用下，发生着政权的更迭转移、国体与政体的各种变化、政策与法律的废立存亡、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等。人类社会进入到有国家机器以来，政治就与人类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政治的基本作用在于：一是建立和巩固政权，政权的建立方式基本的有和平演变和暴力更迭两种，而巩固政权的方式既有民主（法治）的方式，也有暴政（人治）的方式。二是通过立法或政策的方式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扩大国际影响、提高国际地位。政治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否认是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的。
（二）李洪志对于政治的认识存在很多问题，他不了解政治的历史，胡说“‘政治’一词是现代变异社会的名词”；他对政治的社会作用也不了解，胡说“从政治的出现就是肮脏的”；他对什么是参与政治也不了解，明明参与了政治，却非要说“不能把常人的政治混同于正法当中”。或许李洪志真的不懂什么是政治，毕竟他的文化水平只是初中；但他真的不懂政治吗，那他怎么知道与境外敌对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呢；看来，李洪志不是不懂，而是企图遮掩什么，但明摆的事实能遮掩的住吗？其结果只能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
“政治”一词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从历史学的角度，历史分期有严格的界定，“现代”从世界史的角度，始于俄国十月革命，从中国史角度，始于五四运动，这是小学生都应该掌握的常识。孔子《论语》“为政”篇中说：“为政以德”。《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答公孙丑问：“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将孔子的“德政”发展为“仁政”，这里讲的“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政治”。唐代宰相问政的“政事堂”，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其中的“政”、“治”，也相当于今天的“政治”。西方“政治”一词的历史也很悠远。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的著名学者，《政治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之作。后来西方一些政治学名著，如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霍布士的《论公民》、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民约论》等，也都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因此，李洪志在其经文《不政治》中所谓“‘政治’一词是现代变异社会的名词”之说，找不到事实根据，完全是他的臆想。
政治与政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是严肃的。孔子讲到“德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在这里谈到了两种不同的为政治国方法，一种是“刑治”，一种是“德治”，他认为“刑治”远逊色于“德治”。孔子是带着十分严肃的态度谈政治，丝毫没有肮脏的私心杂念。孟子谈到“仁政”，也是很严肃地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猪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谈的虽然是人民的生活问题，但也是在谈政治，他的“仁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学说，是一种如何让人民得到实惠、好处的政治学说。这样的政治有什么“肮脏”之处呢。李洪志所谓“从政治的出现就是肮脏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呢，难道不是凭空猜想、信口胡说吗。心理阴暗的人，总把别人想象得如自己一样。孔孟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民本主义”思想的光彩夺目。
李洪志的确说过“不参与政治”，不过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反映了他对政治客观存在的承认，二是要说明法轮功组织不参与政治活动。他在《法轮大法修炼者须知》第五条中明确规定：“法轮大法学员，以修炼心性为本，绝对不得干涉国家政治，更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性争端及活动，违者既不是法轮大法弟子，一切后果由当事人自己负责”。他在1999年6月发表的经文《安定》中说：“但是我们是修炼的人，不要参与政治”。是年7月李洪志在《我的一点声明》中说：“中国法轮功只是个群众性炼功活动，没有什么组织，更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反政府的活动……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政府”。这句话中他有意将“群众性实修组织”改为“群众性炼功活动”，有意淡化“4.25”事件的政治性质，其中难道没有暗藏玄机。
事实上李洪志的所谓“不参与政治”只不过是块遮羞布。李洪志表面上说修炼者不参与政治，法轮功组织与政治无关，但是，法轮功组织并非与政治无关。公安部进行的调查，新闻出版署下发的通知，代表政府行为，却遭到法轮功组织的激烈反对，并围攻新闻出版署，上书朱镕基要求严惩不贷；何祚庥发表了一篇《我不赞成表少年练气功》，竟然招来天大的祸患，法轮功人员成千的涌到天津闹事，最后闹出了“4.25”围攻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事件，其政治影响非同一般。说几句“不参与政治”恐怕还真是否认不了参与政治的客观事实。不过，李洪志毕竟也不同寻常，实在否认不了事实，那就玩其他招数，2001年6月发表的经文《不政治》，干脆对“政治”来了个不认帐。文中说：“‘政治’一词是现代变异社会的名词，历史上真正人的社会是没有此名词与政治所涵盖的内容的。从人类社会出现政治时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变异……所以从政治的出现就是肮脏的……如果没有当今变异的人类社会也就不会有政治的出现……神、佛怎么能参与人的政治呢？神、佛更不会肯定变异了的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政治”。在这里，李洪志首先对政治赋以贬义，同时又暗示他作为“主佛”不可能参与“变异了的人类社会的”政治。这里恰恰又暴露出他的“阿喀流斯之踵”，既然神、佛不会参与人类政治，如果有充分事实证明李洪志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政治，那岂不是又一次证明他不是“主佛”吗？
（三）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的政治反动性集中体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敌视，体现在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背叛，体现在对于西方反华势力和各种敌对势力的谄媚讨好，体现在不断进行各种捣乱破坏活动方面。
李洪及其法轮功邪教敌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言论很多。李洪志在许多经文中，将中国共产党比做邪恶的化身撒旦、魔鬼和大红龙。在《神的启示震聋发馈》一文中，更是赤裸裸地进行恶意附会。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身攻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大娼妓”、“大流氓”、“兽”等词汇都是用来谩骂攻击。对于党中央领导集体，也称之为“流氓政治集团”。对于中国的首都北京，则指斥为“大淫妇”，是邪恶的渊薮。2000年李洪志发表了一系列所谓“经文”，公然向中国共产党叫板。是年6月28日发表的《预言参考》中说：“中共中央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利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开始全面的邪恶镇压，抓人、打人、劳教、判刑、毁书、利用军、警、特务、外交及所有的电台、电视台、报纸，采用流氓手段铺天盖地的造谣迫害，大有天塌之势，其邪恶程度覆盖了全世界”。2001年7月4日李洪志在《解梅花诗后三段》这篇“经文”中，说什么“十年前对共产国家一方来讲，就已经是残局一盘了”，“中国共产党在天上的最低空间中以红色恶龙为表现形式”。在《圣经》中，“红色恶龙”又称“大红龙”，就是魔鬼撒旦。2001年12月29日李洪志《在美国佛罗里达讲法》中说：“你说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那神怎么能干呢？共产党怎么能战胜宇宙的法呢？你要跟他斗，那你就必垮”。李洪志2002年4月27日《在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更加肆无忌殚地说：“那么强大的一部国家宣传机器，在全世界到处都设有领馆，有那么大的军队，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一个要镇压我们的邪恶的流氓政治集团”。李洪志2003年6月22日《在美中法会上的讲法》中更是无所顾忌地公然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他说：“这政府不可怕吗？难道不需要铲除吗？”，“XX党政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你们在正法过程中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铲除这一邪恶旧势力呢”？“我们要维护常人层次上的法，就要铲除XX党政权这个旧势力的总代表”。2004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在美国的“法轮功”报刊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这是“法轮功”邪教组织迄今为止抛出的最为系统的反动政治言论，“九评”的发表更加充分暴露了法轮功的反动政治本质。大纪元的“公告”中明确说：《九评共产党》是“给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盖棺定论”。文中甚至将中国共产党称之为“邪教”。文中还蛊惑说：“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让仍旧被共产党政权欺骗的人们认清它十恶俱全的本质，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的反动政治本质到这时，应当充分暴露，有谁还会相信所谓“不参与政治”的谎言呢。
中国有句话“数典忘祖”，是形容背叛祖宗。李洪志也是如此一个忘恩负义的屑小之徒，他公然背叛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李洪志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对“中国”也予以否认。他说中国历代称“朝”不称“国”，一“朝”之主叫“皇帝”不叫“王”，“这不是一个名词与文化上的差别”，而是因为“中国的真实意义是不存在的”。他明确说：“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形式与内涵都是不存在的。”这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任意曲解，是对中国历史的绝大歪曲，是对中国现实存在的根本否定。更为离奇的是他对于“中国人”的重新解释。他还将中国作为世界各国人的转生地，胡说中国“一朝一代的，每一朝人都是一朝天人，是从遥远天体来的代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在中国转生过。包括各个国家的人，除了近期传法开始后又来了大量上界生命外，历史上各国人都在中国转生过。”他举例说：“现在的美国人是大明朝人……英国是大唐，法国是大清，意大利是元，澳大利亚是夏，俄罗斯是周，瑞典呢是北宋，台湾是南宋，日本是隋”。在这里，李洪志将台湾作为一国不说，将各国人都说成是中国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还进一步连中国人都否认了，他说：“所以严格地说，哪是中国？谁是中国人哪？中国的真实意义是不存在的。”并且他认为中国已经成了“邪恶的中心”。对于中国人的传统象征“龙”更是视为“大红龙”，认为中国人作为“龙的传人”就是耻辱。甚至认为中国人是邪恶的、不可救药的、应该销毁的。并将台湾也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待，这岂不是典型的卖国行径又是什么呢？其实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早已与“台独”、藏独暗相勾结，因此，分裂祖国的行为并不让人感到吃惊，早在情理之中。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已经成为了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法轮功邪教在各种场合拼命地为其主子效力，中国要加入世贸，法轮功邪教要反对；中国要申办奥运会，法轮功邪教也要反对；美国为首西方反华势力在国际人权大会上提交反华议案，法轮功邪教为其提供“炮弹”，并组织力量在国际人权会议上闹事；法轮功邪教的丑恶表现赢得了其主子的称许和赞扬，得到了大量的财政和技术支持，譬如网上通讯加密技术。有了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就可以放开手脚从事各种非法宣传和捣乱破坏活动。法轮功邪教的捣乱破坏活动种类繁多，譬如进行各种非法宣传煽动活动，主要的方式有：利用互联网发布指令、传递反动宣传品；利用手机短消息功能传播反动信息；利用自动传真机群发反动宣传品；拨打IP电话散布反动言论；张贴、散发、邮寄、投放反动标语、传单和光盘等。譬如进行各种捣乱破坏活动，主要方式有：攻击通讯卫星、搞有线电视插播、安置障碍颠覆列车、在公共场所实施爆炸等。
通过上述大量事实的展示，我们不难看出，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不仅在理论上日趋反动，而且行为本身也更加具有破坏性。无论从其理论还是行为，都已经充分说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远离政治，恰恰相反，而是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反动政治活动之中，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心腹大患。由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主要在境外活动，因此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更具有艰巨复杂和长期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