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教门盛行，衍生演化，教派林立，举凡白莲教、罗教、闻香教、弘阳教、善友教、大乘教、八卦教、天理教、青莲教等等，名目先后达一百余种之多。教门一经立教，往往跨州过府，广收徒众，少者数十，众者成千上万，师徒相承，父子相继，不绝如缕。教门繁衍神速，生命力强，又兼变幻多端，致统治者防不胜防，查不胜查，芟而复生，“旋禁旋出”[①]。那么，教门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将一群分散的下层民众聚集到其麾下的呢？探讨一下清代教门的“惑众”之术，或许是有意义的。

　　清代教门传徒惑众手法层出不穷，其主要方法有以下数种：

　　一、借三教之名。教门是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的民间秘密结社，清代教门中宣扬儒佛道的内容俯拾皆见。孔子成了教门中大为尊崇的偶像，《众喜宝卷》中说：“有慈航古佛哀告圣母，令儒童下凡，化为圣人，作《春秋》，赞《周易》，定礼乐以仁治人。”教门经卷《龙华经》、《还乡宝卷》、《五女传道书》中，都含有大量佛教以及道教内丹思想和修炼方法，并以口诀、咒语的形式流传下来，如江西五盘教，即“系将佛家词语随意填凑，劝人信受奉行”[②]。教门中的三皈五戒、诵经念佛皆直接袭自佛教，吐纳采炼、坐谷运气仿效道教，敬天祭祖、报孝尽忠来自儒教，教门杂糅三者，倡三教合一，往往采用宗教的仪式，反复宣讲佛、道两教及儒家的教条。

　　然而教门并非真正宗教，而是借宗教的形式作为结社的手段。以对清代教门影响甚深的罗梦鸿而言，他创立罗教后，传徒惑众，“远来馈赠颇多，因以致富”，却并不传他住居所在的石匣附近之人，可见他亦知罗教与正统宗教是不同的。教门取其所用，东拼西凑，将三教糅为不伦不类的东西，甚至还攻击正宗僧道，说“还有一等作孽子，又妆道来又妆僧。抬着大驾沿村化，鸣锣响鼓哄迷人。”（冯进京所传《佛说都斗立天后会收圆宝卷》（亨））下层民众不知其中的区别，教门就利用这点吸引广大为祈福禳灾、祛病强身、渴望来世有善报、企盼能成佛成仙的一般民众。教首在传徒之时，往往强调这些宗教性的内容，说入教是为了“学好”、“行好”，能够消灾免祸，祛病延年，可以身后获福，往生净土。清直隶获鹿人王进中传教时，“希冀徒众信服，复令跪在经前发愿设誓，谓之受戒；又有天榜卦（挂）号，地府除名等妄诞语句，用黄纸书写姓名焚化，谓之升单；并授坐功运气之法。妄称受戒、升单之后，可得好处，藉行煽惑。”[③]一炷香教的“劝世歌”奉劝众人“父母堂前多进（尽）孝，别要哄来不要瞒。犯法事情再不做，钱粮早上米先完。乡里养德多恕已，这是行好才全还。”[④]许多教徒就是听了教门的这些宣传而入教的。如张亮公因与三阳教遣犯阮朋龄在城外看戏后闲坐谈心，阮朋龄对他说人死后多有转为兽类的，如会得几句咒语，可以保得人身，张亮公听后相信，于是拜他为师入教[⑤]。混元教王会对史珍说“为人要孝顺父母，和睦乡里，日后有好处”，史珍即信，给喝了一钟水，就入了教[⑥]。教首敛钱，也说成是“种根钱”、“种福钱”、“线路钱”，教徒虔心上供，却不知是教首为了敛钱耍的手法，如雍正时直隶李思义“穷的过不得日子，就想出一个法儿来，捏称儒理教”[⑦]。

　　教门借宗教而行教门结社，有着极大的鼓惑性。儒佛道三教作为“正教”，朝廷不加禁止。雍正说：“自古三教流传，儒宗而外，厥有仙释。”[⑧]嘉庆认为，“孔子之教，万世尊崇，此外如释道之流，虽非正教，然汉唐至今，未尝尽行沙汰。”[⑨]三教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影响极大，民众不识真伪，往往信而从之，“此等人始则劝人行善，或云报答天地之德，或云报答父母之恩，以致无知村愚不论老幼男女，靡然倾信”[⑩]，“遂认为邪教为正教，因此从教之人愈众，习教之心愈坚。”[11]甚至有至死不悟者。乾隆初年，和尚时济在江苏传龙华会，常州府蒋法祖等迷于“归天成佛”之说，挈妇携雏往太湖“坐清功”，造成饿死十三人的惨案，家中人反而说是“有缘法归天了”。

　　二、极力渲染“劫难”。清朝官员说教门都“以造福逃劫，引诱愚民”[12]，事实确实如此。劫，本来是佛教中表示世界“成住坏空”一个轮回所经时间的词，后来又有了劫末灾难的说法，到民间“劫”则成了灾难的代名词。教门将世界分为青阳、红阳、白阳（或称龙华初会、龙华二会、龙华三会）三个时期，现在是红阳劫时期，红阳劫末期有大灾难降下世间，届时“黎民饿死”，“瘟疫流行”，“地火水风一起动，折磨大地苦众主”（《龙华经》）。陕西悄悄会内的《数珠经》“托言水火刀兵，危词动众”[13]，黄天教内偈言有二十三愁，都是兵戈、饥荒等语，教门“不曰此处有活佛，则曰来世生真主。抑或谓目下天降异灾，人死九分，或谓几时国动大兵，杀尽大半。”[14]教门的经卷反复宣讲这类文字，并编成歌谣传唱。乾隆时河南收元教内流传“盖世荒”之谣：“盖世荒，盖世荒，我佛哭的泪汪汪。五谷又不收，百病从天降。好个时光，好个时光。错过一年落空忙，修一寸落在旱地上。早早找，早早找。看看南方祸起了，北方癸水动，中央土星闹。闹闹炒炒，水火三星都来到。叫男女，快忙逃，死到眼前不知道。”[15]

　　教门反复渲染“劫末灾难”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恫吓诱人入教。因为按照教门的说法，这样的大难只有加入教门才能躲过，“这劫数，如何解救？无生说，发灵符，救度世人”（《销释悟性还源宝卷》），“惟习圆教，不遭此劫”（《应劫册》）任何其它世俗的方法都是不行的。教首利用这一点，不断宣扬“劫末”大难来哄诱人入教。长生教内的《度化定劫经》“妄言水火刀兵劫厄”，称“崇奉其教者可免灾伤，转相传播者更能获福。”[16]教首宣称自己有领众人躲避劫难的能力，是“治劫祖师”、“顾劫数主儿”，同时说弥勒佛降生普度众生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又叫“末后一着”，劫数到时“有法船三只，可载无数的人”，没入教的不能上船；或者“降下八百里云城”，没“挂号”（即入教）的不能入城；或者“到中原宝地好躲劫数”。许多教徒因为想“避劫”而加入教门。收元教张仁说“明年不定月日，有七日七夜天昏地暗，入会之人，临时给他一丸药，含于舌下，即不为灾。”[17]直隶南和县的李经世因清净佛门教（即混元教）四处宣扬“将来水淹正定府，地陷郜城县”，若入了教，“可免遭劫，又可修行来世，小的被哄，随受香拜他为师。”[18]为了制造恐惧，达到诱人入教的目的，一些教首自己造经贴单，将大劫来临的话令人传播。道光十五年，牛八教的“秋爷”对黄起顺说，道光十九年他居住的朱家集地方习教之人有灾，取出张天师十愁符一张，要黄起顺抄写传送，“可以免灾，并可诱人入教”[19]。湖北沙市三元会李纯佑传教时，认为“必须添捏邪说方能动众，遂于（乾隆）三十年正月内，改编五公末劫经一本，内称志公系弥勒佛转世，妄加戌、亥、子、丑年（指随后的乾隆三十一至三十四年）大乱，刀兵争夺，寅卯年（指乾隆三十五、六两年）百姓饥荒，人死无数，辰巳年（指乾隆三十七、八两年）方见太平等句。”[20]离卦教尹老须，见入教人少，与教众商议后，“捏称将有劫数，欲使众人畏惧，出钱求福，随令谢老闻书写传单，载明某年应有黑风劫，某年应有臭风劫，彼时即有妖兽食人。”[21]以便造成一种人心惶惶的气氛，吸引大批信徒入教。

　　三、神化教首。教门大多属于魅力型结社，教首大多出身社会下层，需要具有特殊的“才能”来吸引和稳定徒众。其方法就是神化教首，宣称教首为“神”为“佛”。创立罗教的罗梦鸿人尊之为罗道、罗祖，被神化为“老古佛，来托生，以罗为姓。为众生，降山东，普度众生”[22]。黄天教李宾及后代都以“佛”自称，康熙时传教的李蔚死后人都称为“普慧佛”，“其名号见于寺藏法源流经内”，以致办案官员称他“生为会首，死窃佛号”[23]。收源教的方荣升将他死去的父亲和教内已死的其它人都“加以佛号，于每月内列为忌辰”，自称“宝霞佛”[24]。有的教首借弥勒降生之说，自称是“弥勒转世”，或“教祖转世”，是天上“星宿下凡”。浙江姚门教经卷《三世因由》神化教主姚文宇，说一世罗因（即罗梦鸿），二世应继南，三世姚文宇，称三祖，为“天上弥勒，号无极圣祖”。天圆教程思砚说自己是“弥勒下凡”，要“弥勒治世，救度残灵”[25]。乾隆二年，山西人张印、田大元来到八卦教首刘恪家中，“称韩德荣系星宿下降，成了收元祖师，劝人入教”[26]。教首的住处和相貌也被说得神乎其神，甚至将病态说成“神迹”，以耸视听。混元教教首冯进京家有五孔土窑，他又对其徒王会说他庄子里的一个土堆“有头有脚，象是凤凰”。王会即在外声称，他师傅住的是“五龙洞”，那里是“凤皇（凰）山，周围有五百里，将来要立中京，教小的坐天下。”[27]离卦教尹老须自称“南阳佛”，说自己“耳有白毫，臂有肉龙”，他的住处名为“飞龙寺”[28]。混元教白培相对张正谟说山西真主李犬儿“左右两手有日月两字纹，凤眼龙睛，相貌异人”[29]。四川大乘教内传言谭二“系垫江军犯，于是夜乘跳龙灯逃出”，他十三岁儿子胸前肉瘤有“明熙”二字，称为“主公”，又说是胸前有“明熙万岁”四字，“必是人主”，是天生真佛，要出世当家[30]。宋之清从刘之协的三阳教中分出另立西天大乘教后，以李三瞎子为师，说他是真弥勒佛转世，“现在黄沙盖面，等时运一到，眼目就开。”原明教首李玉莲，因患病肚子肿胀不消，于是诡说怀孕，“系弥勒投胎”，自称“佛母”，预言祸福休咎[31]。

　　教门神化教首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迷信，诱人入教。这样，在信徒眼中，教主不再是一个常人，而是一个领袖，是一尊神，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神。他能给人以安全感，给人以福祉，能解除生老病死的苦楚，领人升入无限美好的极乐世界。据说弥勒的化身布袋和尚死前留下偈语：“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于是任何“具有”神异能力的人均可宣称自己就是佛的化身，遥不可及的弥勒佛为人间亲近而熟悉的形象所代替，增加了对信徒的吸引力，教门神化教首的作用就在于此。收元教胡二引进对刘洪基说，她收的香钱要攒齐“送往山西潞安府有黄极古佛田姓那里去供养，讨那黄极古佛的话写来，就是圣意真经。”[32]就是以山西的“古佛”来招人。三元会牛其禄说自己是祖师“转世”而来，“应该转入王宫”，冒称为康熙的第十四子，“随假说我是十四王爷，私下偷走出来，隐姓埋名，度化众人，待圆满时仍回王宫去”，以“哄他们入会”[33]。教门经卷中说：“燃灯佛后有释迦佛接续传灯，释迦佛后有弥勒佛接续传灯，弥勒佛后有天真老祖接续传灯，天真问谁人接续，有三宗五派九杆一十八枝领袖，头行开言：‘弟子都会接续传灯。’”黄育楩评论道：“弓长弟子皆无知愚民，误被所惑，又安能接续传灯？兹竟言之极易者，以其志在聚众，必使人不畏难而皆乐从，始可遂其聚众之心也。”[34]

　　四、假传“护道榜文”。清朝严禁“异端邪教”，教首在传徒时，则声称其教传有“护道榜文”，乃奉旨传布，蒙骗民众，消除他们的畏惧心理，这在罗教中尤为突出。刻于明代的“五部六册”已刊有榜文，康熙四十一年，苏州刻经铺老板翻刻罗经，“将前明罗教盛行之时所传护道榜文，陈松复加编辑，改换本朝年号，一并售卖获利。”[35]“护道榜文”开头写有“钦遵护道榜文”字样，文中说：“圣旨：知会各部衙门，出给榜文，护持正教，颁行天下十三省布政司、各州府县，大乘正教道人等众，各守清规，每逢朔望，礼拜开统，……一切修持道人，请给度牒。”教首传教时即以经卷上面印的“护道榜文”惑众，如罗教徒李必达对其女婿周喜吉说经上的“护道榜文”是历代交下的，又说是京里党尚书传出交下的，又说是京城党家铺内买来刊板印用的，他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总之是要人信服入教[36]。罗经“五部六册”在教门中流传极广，影响极大，许多教徒诵经吃斋入教，即是因为相信了经卷上的所谓“榜文”。嘉庆二十五年，贵州丹江厅龙燕海信奉大乘教，因教内传有榜文，自认为是正教，“恐将来被人诬为邪教，所以抄了护道榜文并大乘经十二本，来京呈明求换给护道榜文”[37]，赴步军统领衙门，这种自投罗网的行径，源于教徒对“榜文”的迷信。下层民众识字不多，对书本有着天然的迷信心理，兼之其内容又都是行善“学好”之词，教门的这种伎俩，使教徒真假难辨，往往信以为真，在教首的蛊惑下就入了教。

　　有的教首看到“护道榜文”的迷惑性，亦加以效尤，自行编造，用来惑众招徒。乾隆年间李纯佑倡习三元会，“因吃斋做会必须尊重其词，人始皈依，（于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内，更捏造康熙六七两年旨意，叙成护道榜文一篇，央同籍之徐斗山誊写草本，谎称榜文得自山西段家（三元会老会首），以见此教年久路远，冀人信从。”[38]假称是山西安邑县西古村老教主段思爱令他充当教主，创立“未来教”之名传教收徒。直隶孙维俭所传大乘教被查禁后，其徒刘帼名拒不将“榜文”上交，与张九成等商议，以为“榜文”中只写有圣旨，不足为据，“若欲兴教，必须伪刻御宝钤盖，方能惑众”，于是令人私刻木戳，印于经卷上，宣称已获得有印“榜文”，“系前朝所颁，并本朝加用御宝发下，流传共五千四百八十卷”，可复兴大乘教，以之向教徒集钱，并派人进京“控辩”，企图为孙维俭翻案[39]。道光三年萧老尤为复兴大乘教，“因恐教中人不肯见信，忆及孙维俭掌教时曾有护道榜文”，于是仿照教内所行之法，向人借回诰轴，“令李如陵用白纸仿照书写榜文，并将敕命之宝篆文描下，用梨木刻成钤印纸尾”，声称有了“榜文”，“就可兴教，不至被拿问罪，嘱令转相传播。”[40]遂有杜尔盛等十余人先后入教。

　　五、为人治病。教首“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41]，常借治病疗伤吸收教徒。他们或称“每夜在家烧香诵习，即可除病，不必服药”，或称“如头痛必系不孝父母，手足痛必系兄弟不睦，肚腹痛必系良心不善。令其对天磕头，不久即可痊愈”，乡民“因治病偶验”，先后入会。四川人杨么姑体弱多病，有大乘教的宋朝伦对她母亲说：“你女儿既然多病，不如拜寄我做干女儿，入教吃斋，病就好了。”母女信以为真，入了大乘教[42]。山东离卦教徒除念咒运气、学习拳棍以外，“有兼习阴阳针为人治病祛邪，乘机诱人入教者”[43]。有的教首因有过如此治病的经历，知道其中的奥秘，于是自己也现身说法，依样行医传教。山东邳州牛其禄因雍正初年患病，经三元会的孟怀斗治好，入教参拜祖堂后，“记得了些经文，又得了些医方”，便自称祖师转世，“会医治诸病”[44]。河南永清监生洪广汉有脚痛病，山东来的玉清教给他“收运元气”的“道法”，觉得有效，于是自创“离卦道教”，“起意传徒敛钱”，虽然并无效验，洪鹤鸣等人还是“甚相信服”[45]。弘阳教始祖韩太湖被教内尊为药王，弘阳教（乾隆以后称为红阳教）以治病传教最为明显。道光年间直隶深泽红阳教王洛增“借画茶治病，煽惑乡愚”，其方法是令病人跪在佛前，将一撮茶叶供在桌上，王洛增向北烧香，用手掐诀代为念咒祈祷，其咒语是：“弟子磕头求药王、药圣、十大名医、达摩老祖、灵丹华陀老祖、妙药观音大士，圣水留在坛中，下在茶中，百病皆好，万痛绝根，保佑病好，离床日久，与老祖报效”，念完命病人将茶叶煎服。祈祷时若病人左首与中间有凉气，都给以医治，右边若有凉气，则不给医治[46]。受弘阳教影响较大的一炷香教也以治病传徒，山东恩县陈启祥掌教后，“给人治病，并无符药，不过令病人对天磕头，如治好了拜他为师”[47]。

　　教门“以疗病为名，聚集男妇”的办法，颇有效果。教首一般将治病与入教联系在一起，要病人好后“与老祖报效”。有时虽说听其自便，实际上病人及其家属为了病好，多不敢违背，甚至主动要求入教以表虔诚。病不好，教首说还不够心虔，病若好了，人们会以为教门真有治病的功效，于是纷纷加入。教首有的原本以“行医度日”，有的是有意看些医书，记些医方，有时也有效果。而下层民众生活困苦，多疾多痛，又无钱求诊，听说吃斋念经、坐功运气可以祛病强身，不用花钱，不用吃药，往往视为神异，有一二效验，即群相倡和，因本人生病或因亲属生病念经入教的甚多。乾隆二十六年，山东范县人刘昌吉的母亲患眼病，经传习八卦教的岳母陈常氏治好，“刘昌吉遂令伊妻陈氏及次子刘坦随同学习”，有子戚多人“常至伊家共相衍说”[48]。收元会胡二引进给人治病，刘三、张玉先、龚天保等先后因父母病好，“小的就入了他（她）的收缘会，给他做徒弟。”白衣庵尼姑诸亮因病久治不好，求胡二引进治后，“病就好些了”，胡二引进说诸亮虽然出家念经，没个门头指点，总不能成，“莫若入了我的收缘会，我有妙法传你”，诸亮也就加入了收缘会[49]。

　　六、诱以权势。教门内往往都设有各种等级，有会首、二会首、散会首之分。八卦教“分八卦收徒党”，每卦以一人为卦长，二人为左干右支。张保太大乘教有总统宫元佛、左中宫、右中宫、护道金刚、上绕、下绕、承中、上徒、下徒等“授记”。三乘教有引恩、澄恩、天恩、子恩、众生；青莲教有顶航、引恩、宝恩、证恩、添恩。大乘教有十步功夫，依次是小乘、大乘、传士、小引、大引、四句、传灯、号敕、明敕、蜡敕，有的又传为十二步，是小乘、大乘、三乘、小引、大引、祀主、燃灯、清水、号池、明池、腊池、总池。教门设置这些等级，根据教徒“功行”，或以招人或以敛钱多少，依次“递进”，是为了以此来吸引人，并使教徒转招更多的人加入教门。八卦教徒陈柱劝表弟郭振入教，说可以获福免祸，并说教内有“全仕”、“流水”名目，“小的信以为实，就拜他为师”[50]。方荣升改九品执仪，造白阳定品官制，分批宝庆会、批宝法会、双加修、单加修、联科圣宝、大法真言、双金丹、单金丹、会头，其目的就是为大量吸收教徒预做准备，“想将来收的人多，故添九等”。

　　获得教内的等级不仅有精神上的安慰，而且有世俗的权力和威严，与现实的物质收成是密切相关的。山东清水教吴克己在教内设有等级，“谁传的人多，就赐与他大执事职分。这大职事是最体面的，管着许多人”[51]，“大职事管人，系做教主传教的意思。管的人多，就如做官的一样。”[52]有了人就有了钱，有了其他的好处。震卦教定了八等名号，“入教后遇有功行，先封为传仕，由传仕升为全仕，由全仕升为点火，以后流水、总流水、挡来真人、开路真人、指路真人，以次递升”。真人的权力很大，步文斌在配所依然习教，教首王子重带信对他说：“吾兄元复旧职，广东事情，任兄裁处”，即恢复他指路真人的称号，给予分封广东各配犯封号的权力。刘照魁因南下广东、西去新疆联络教徒，“功行较大”，被破格封为“东震至行开路真人”，并说给与瑶数铜刃赤剑，“以掌生杀之权”[53]。不仅有权力，还有经济上巨大的诱惑，“到全仕上就可传授徒弟，到流水上可以经营帐目，到真人上可以动用银钱”，这就无怪颇能吸引那些贪图钱财的人了。

　　此外，教首还将教阶与现实中的富贵相对应，或者许以官衔。王中震卦教分秋、麦、全仕、点火，“秋是托生秀才，麦是托生举人，全仕是托生进士”[54]。冯进京传王会时，叫他看教徒布施多少，给合同“封”他，“渡人多的也封，功多的封王，功少的封总兵。”[55]王会依法而行，四处招人，“度的人多，钱多，就封他做王、做公、做总兵了。”[56]教首以这些作法诱使教徒习教、传教更加虔诚，甚至身处逆境也不愿退后。贵州魏明琏被大乘教张保太封“左中宫授记”，将妻、子、兄、侄都拉入教内，他死后妻子魏王氏接行其教，传教有方，教势大增，张保太封她右中宫兼管左中宫，并加升总统宫元佛权，凡进教的人都要到她那里“挂号”，魏王氏更是积极行教，到乾隆十一年遭查禁时贵州已开辟经堂十四处。屈进河等六名八卦教徒因案发配新疆，托前去送信的刘照魁“赐一条道路”，向教首王子重讨求封号，被办案官员认为“均属愍不畏死，竟与叛逆无异”，于配所正法示众[57]，如此“善心不退”，皆因受到权力欲望的驱使。

　　七、故示神异。教首有时故意设置圈套，使人信服，以助传教。雍正年间直隶的依法教与大乘教外出行教时，教主往往与仆人事先约好，到时仆人将其旁边的小屋点燃，教主则在教徒家声称“我家有灾”；或者令人窥探来教主家的人数，按数安排床铺。教主就是用这种“奇异”的办法蒙蔽民众，使他们纷纷入教，信徒达数千人之多[58]。三元会的牛其禄称说自己是十四王爷，向城隍庙的道士借了城隍神的蟒袍，放在家里骗人。在信徒家又买通人假装金川来“投书”，说是密信，叫人避开，看后用火烧掉，要人准备“封套”“发文书”。其实他连金川在哪里都不知道，只是要“诓哄他们，希图惊动人弄钱”[59]。山东一炷香教的姜明叫众人跪香时，跪到一定的时候，某人的香会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很快烧尽，姜明便说“这人心虔”[60]，其实他的香是定做的，有的中间配着火药，燃至火药处自然发出光亮。众人不知其中的道理，信以为神。

　　教门中流行扶乩之术亦属此类。乾隆十一年，江苏大乘教王徐氏要继女周氏“捏造乩语，指为活佛”，周彦章“即在家内听该氏开堂惑众”。[61]青莲教则以扶乩降坛作为主要法宝。道光二十三年，青莲教在湖南善化“假托圣贤仙佛转世，扶乩降神”，请刘依道“设坛扶乩，定下字派，是元秘精微道法专真果成十字”。[62]其实这都是预先演练过的。嘉庆时直隶静海县的崔焕传习未来真教，先将会过阴的张柏青邀到家中居住，把平时编造的言语，“密行口授张柏青，令其记熟，并告以过阴须趺坐闭目，逾时开眼，再将语句念出，托为神佛传言。”[63]同时教门中多用魔幻之术，使人目眩心服。乾隆末年川陕教门传教时的“拜灯”仪式为届时“师上坐，徒列两旁，中棹设灯一盏，使观灯花，变化百出。复按木凳一条，骑之可涉云端。”[64]这可能是由于眼睛注视光线时间过长而产生的幻觉。据《戡靖教匪述编》记载：“妖贼（即教门中人）原以邪术鼓惑乡愚，而其所谓术者，直儿戏耳。有命课入民家，举家以命次第排算，曰此王侯也，此夫人郡主也，最后至其家主，大惊伏地，曰：‘此至尊命，某访求数十年而不得，今乃遇于此，前缘定矣。’授一镜，令自照，则见已冕旒黄服，俨然天子。夜使燃灯，念咒罗拜，灯芯渐大如盘盂。复取金鼓乱震，户内敝席为门，当阶侧听，绝无声响。又云能撒豆成兵，剪纸为马，可使战斗。”[65]此类手法，由来已久，秦时陈胜、吴广即篝火狐鸣、丹书鱼腹，教门效之以惑众听。

　　八、招引妇女。教门中女性很多，有的教门中女性教徒占大多数，甚至连教首也是女的，如龙门教教祖是米奶奶，历代掌教均为女性。教门将广大的女性拉入门内的主要办法是强调男女无别，男女都能入教修行。《龙华经》中说：“吩咐合会众男女，不必你们分彼此”，有的又说“无生法，遍天境，男女同修”（《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婴儿姹女”，“男女双修，得见老无生”（《立天卷》）。另一本经卷说：“或是男，或是女，从来不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救苦忠孝药王宝卷》），凡此等等。教内把加入教门的妇女称作“二道”，“从教男子皆佛祖临凡，从教女子皆佛母临凡”[66]。混元教冯进京说：“（混沌教）男的学成是混天佛，女的学成是沌天母”。针对妇女生儿育女的痛苦，《混元红阳血湖宝忏》称“阳妇人生产男女，秽污不净之水集聚一处，名为血湖。妇人死后，个个执碗饮尽血水，方得出期。若请红阳道众启立血湖圣会，讽诵赦罪真经，即赦释前愆，归依大慈悲佛”[67]。教门的经卷把妇女抬得很高，如赞扬万里寻夫的孟姜女：“若不是你留下寒来暑往，大地人难晓春夏秋冬。”（《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封建社会中的妇女地位极其低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她们渴望超人的力量来帮助她们解脱精神的枷锁，补偿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因此容易加入宗教性的组织。教门中的最高神祇无生老母就是泪眼婆娑的慈母形象，“老母见了心欢喜，……婴儿闯在娘怀里”（《销释大乘宝卷》），《混元红阳悟道明心经》中无生老母以广大妇女不信教发誓：“为你不信红阳教，金刃分身发愿心”（先请老母祝香文品）。而据王法中所说，无生老母于康熙年间在清苑县国公营转世，出嫁后被丈夫休弃，儿子又遭雷击死，于是在国公营大寺内习教传徒。这个悲惨的妇女形象正是当时千百万妇女的典型代表，许多女性就是在这个形象吸引下加入教门的。

　　除此之外，因求治病而入教的女性也多。农家妇女，除本身体弱多病外，还有年幼的儿女，“或因自己有病，或因幼孩有病，邪教即乘此机会，多方引诱，谓一上供而病能自愈也。妇女无知，即亲去上供，列名表内，无论病之愈否，而此身已不能自主矣。入教既久，廉耻全无，且又勾引他人妇女，而丑态已不胜言矣。”[68]此外，有的教首还对女性教徒采用封“宫院”的伎俩。明天教马进忠说刘氏等九人“俱在九女星之数”，是以封为“三宫六院”，“刘氏系无生父母转世，遂封刘氏为正宫。”[69]方荣升想娶朱世枝，装死过去，“假说朱世枝是九女星，该与小的配合乾坤，此是天配”，并给她“批宝庆会”执仪，将来可以掌管收圆教。王会骗刘郭氏说有钱出布施，无钱出身子，总是一样的功，“修成大功封大宫院，修得小功封小宫院”，刘郭氏不仅自己相信，而且帮着劝自己的妹妹等人，说“沾他身子，可封宫院”，深受其害而不觉。

　　以上所举，仅为教门惑众手法中之莘莘大者。教首抓住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运用符合他们必理认知特点的各种方法，“创为无稽之说，敢于到处兴谣。或乘人之所贪而曰：尔从我作何修为，便可无病长生，得财遇宝；或中人之所忌而曰：尔能从我作何持戒，便可消灾解厄，脱俗超凡；或言我于何处遇真人，得传秘诀；或言我于何年获宝谶，普度迷津；或自夸其有降魔捉鬼之能；或自炫其有起死回生之术；或书符念咒谓能镇宅驱邪；或礼斗明灯谓能成丹得道，说得天花乱坠，俨然活佛现形”[70]，因而屡屡得手。教首采用花样繁多的手法，其目的是始终不变的，即迷惑众人，使他们信从而入教，然后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四川大乘教的宋朝伦威胁他一手制造出来的教主孙学海说：“若被外人知道，不但行教不成，连从前得的银子都要吐出来了”，[71]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清代教门这些惑人入教的手法，大多为后来的会道门所继承和沿袭，一般民众不易觉察，往往入其彀中，以致民国时期会道门泛滥成灾，终至祸国殃民，渐成巨害。（原连载于《赤峰教育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