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代灵恩运动首先发端于基督教历史悠久的欧美国家，但近年来，它在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发展极为迅猛，有后来居上之势。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之一是它不大关注《圣经》的字面意义和正统的教义教理，而一味主张凭借“圣灵的恩赐”对《圣经》和教义加以灵活解释，所以往往比传统的基督教更能适应中国本土的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虽然我们不必因为一部分受灵恩运动影响的教会所表现出的反传统反理性的宗教狂热，而一概否认这些教会的基督教性质并统统视之为假冒基督教名义的邪教或“膜拜团体”，但鉴于灵恩运动在中国基督教内部引起的的巨大震动和众多纷争，我们有必要参照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本土化特征——如功利性的信仰动机、混杂着巫术的宗教行为、反理性反传统的唯灵论、激进的“前千禧年论”等，来实事求是地评估其可能导致的潜在风险。

　　应当承认，当今世界的大多数灵恩派教会虽然比传统的基督教会更强调圣灵的恩赐，但它们一般不会公开否认《圣经》和三位一体的上帝观，也没有以圣灵的工作取代基督的救赎。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一部分比较极端的灵恩派教会中不仅确实存在着严重偏离基督教正统教义的情况，而且确有部分信徒在极少数别有用心者的蛊惑下误入歧途，乃至由此嬗变为假冒基督教名义的邪教。例如，中国的邪教组织“门徒会”（亦称“旷野窄门”、“二两粮教”、“蒙头会”、“三赎基督”等）的创始人季三保及骨干许明潮，原本都是“真耶稣教会”（二十世纪初期在第一波灵恩运动的影响下形成的一个具有极端灵恩派色彩的中国基督教教派）的成员，但他们在该教会内部积累了一定人脉和势力之后，便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将各自控制的一部分信徒拉出来，建立起一个自立门户的邪教组织。

　　尽管“门徒会”（以及“新约使徒教会”、“全能神”）等不少当代邪教的产生同极端灵恩派教会的影响不无关系，但是两者之间毕竟存在着本质区别。为了避免将两者混为一谈，我们以门徒会为例，考察了它们从基督教内部的极端灵恩派一步步嬗变为假冒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的过程，并由此确定这一质变所爆发的四个临界点。

　　第一，从对《圣经》的随意解释，逐步发展到背离《圣经》的真正意义，而完全听命于极少数别有用心者的虚假解释和歪理邪说。

　　本来按照基督教正统思想，对《圣经》的解释应严格忠于其原文的意义并充分考虑经文的时代背景及其同上下文和其他经文之间的和谐，同时只有耶稣和使徒在《圣经》中的明文教导才能成为教义的依据。[1] 然而，不少极端灵恩派教会的传道人常常以自己获得了“圣灵的感动”为名，试图凭借“圣灵的恩赐”说出《圣经》中没有的预言和启示。这就在事实上削弱了《圣经》作为基督教信仰的最终根据的地位，为各种异端邪说的泛滥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门徒会”创始人季三保在加入具有灵恩派背景的“真耶稣教会”不久，便凭借“传恩赐”、“说方言”、“医病赶鬼”等手段在信徒中积累起一定威信，随即又带领信徒集体加入邪教“呼喊派”，并在后者影响下，逐渐萌发了从传道人变身邪教教主的野心。为此，他在带领信徒进行所谓“灵修读经”时，常以圣灵代言人的名义突破圣经解释的底线，强行把《启示录》11章所说的“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解释为他本人及“灵里妻子”许明潮的“预表”，并毫无根据地宣称：《约翰福音》6章中那个“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故事表明谁家大米吃了几天后，再称仍是那么多或变得更多，就表明此人的信心程度较高；反之，如果一个人每餐吃的粮食超过二两，则表示此人信心不够或者尚未彻底悔改。正因为如此，群众常常将他建立的邪教“门徒会”蔑称为“二两粮教”。

　　第二，从对个别传道人的过度崇拜，发展到对某个自称基督或圣灵化身的教主的崇拜。

　　在我国的“真耶稣教会”等一些灵恩派教会中，存在较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而当这种个人崇拜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很容易导致一部分教会领袖的自我膨胀。更危险的是，一旦后者为满足其个人私欲而故意歪曲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就可能导致他所控制的教会误入歧途，直至蜕变为实行教主崇拜的邪教。在这方面，“门徒会”也堪称一个典型。本来《圣经》中曾明确指出，除耶稣之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2）。但门徒会却毫无根据地宣称，上帝曾三次救赎人类，第一次是通过建造方舟的挪亚，第二次是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第三次则是通过所谓的“三赎基督”（即季三保）。季三保作为“神的儿子”，不仅能见到地狱天堂，看穿人的心肠肺腑，还代表上帝赦免人的罪恶，甚至可以让瞎子看见、瘫子行走、死人复活。按照这套邪说，门徒会成员祷告时很少“奉耶稣的名”，却常常“奉三保爷三赎的名”，甚至呼叫“主啊！三赎”。为了神化“三赎”和“许赎”，蔚世强等门徒会领导人等还编写了《闪光的灵程》和《慈祥的母爱》等小册子，通过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的只言片语，为季三保夫妻的“神迹奇事”作见证。受其影响，门徒会常常自称为“旷野窄门”，并污蔑其他基督徒所走的“宽门”是通向死亡和毁灭之门，而只有通过门徒会的“窄门”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获得拯救。

　　第三，从排斥基督教内部的其他教会，发展到仇视整个国家和现实社会，甚至企图推翻现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邪教掌权的“国度”。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对于极少数出身于极端灵恩派教会的邪教分子来说，当初加入教会的根本目的就不是为了依靠什么“圣灵的恩赐”来获得灵魂的拯救，也不仅仅是为给自己捞取经济上和物质上的好处，而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其他信徒的人身和精神控制，进而胁迫他们聚众起事，把自己变成邪教王国的统治者。例如，出身于“真耶稣教会”的季三保在通过上述手段创立了邪教“门徒会”之后，就曾在私自发行的《汉中天国梦》和《透天机》等小册子里露骨地把自己说成“真龙天子”和“明君”，要求信徒在他、许明潮及其继承人的领导下，“先夺人心，后夺政权”，以“打倒现今的皇帝，改朝换代，建立新天子”。在这种邪恶动机驱使下，他们肆意利用邪教挑拨党群关系，煽动信徒冲击基层党政机关，并多次聚集起来暴力抗法，围攻乡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甚至公然提出“打倒君王，推翻黑党，砸烂黑政府，打倒黑社会”。门徒会的上述主张在当代中国的邪教组织中很有代表性，例如，另一假冒基督教名义的中国邪教组织“全能神”也在其发行的《话在肉身显现》等邪教书籍中露骨地宣称：“如今神再次来在人间作他的工作，他作工的第一站是在独裁统治的集大成者——中国——无神论的坚固堡垒”，并且恶毒地把中国称为“被诅咒的国家”，把中国人贬为“大红龙的后代”，号召信徒“在大红龙的国度与之展开决战，将大红龙灭没。”

　　第四，从片面强调“祷告治病”、“赶鬼治病”，发展到借此骗财骗色，残害生命。

　　在灵恩派教会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招揽信徒手段，即以《圣经》中耶稣和使徒为人赶鬼治病的故事（如马太福音8章14－17节、马可福音3章20－30节、哥林多前书12章9节等）为依据，要求信徒依靠圣灵而非医药来实行“祷告治病”、“赶鬼治病”。有些思想比较极端的灵恩派教会还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唯一属灵且合乎圣经的医治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极端灵恩派教会中实行的“赶鬼治病”非但没有真正的“圣经依据”，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偏离了《圣经》教导，因为照《圣经》记载，耶稣从未像某些极端的灵恩派人士那样，反对人们通过医生和药物来治疗疾病（马太福音8章15节；马可福音2章17节；路加福音10章25－37节），而且使徒保罗也曾经建议提摩太通过酒来治疗胃病(提摩太前书5章23节)；同时，《圣经》中的耶稣和使徒都坚决反对通过医治疾病的能力来夸耀个人的虔诚或恩赐。相反，耶稣为人治病之后，总是要求他们“切不可告诉一切人”（马太福音8章4节），使徒彼得在治好瘸子之后，也曾对惊奇的以色列人说：“为什么把这事当作希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使徒行传3章12节）。

　　然而，到了某些混入极端灵恩派教会中的邪教分子那里，所谓的“祷告治病”、“赶鬼治病”却变成了沽名钓誉和骗财骗色的手段。为达到这种目的，他们常常通过限制饮食和禁止看病吃药等手段来虐待信徒的身体，并且常常把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行为看作他们在“灵性”上胜过别人的标志。例如，曾经加入过灵恩派教会的季三保、许明潮都是嗜烟如命的瘾君子。据他们在后来编写的《闪光的灵程》回忆，季三保常在大街上捡拾别人丢掉的烟头来过烟瘾，但他非但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而认为这说明了他的生活像耶稣在世上的生活一样，是贫穷、节俭和圣洁的。当他从“真耶稣教会”的传道人升格为“门徒会”的“三赎基督”之后，又进一步宣称自己可以像耶稣一样通过祷告或直接行神迹来让“瞎子复明、瘸子走路、死人复活”。因此，信徒只要虔诚地奉“三赎之名”祷告，有病的不吃药就能得医治，没病的则会更健壮。按照这套谬论，他手下的邪教骨干也四处鼓吹“天国是个大医院，许多病人都来看”，“吃药打针白花钱”。在某些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医疗条件落后，加上无钱治病，所以某些群众便把加入门徒会邪教当作治病防病的途径，以至因贻误病情而死亡。例如，江苏省东海县的“门徒会”成员孙某在为一个精神病人鲍某“赶鬼”时，连续5天捆住鲍某手脚，并多次禁止饮食，最终折磨致死。可见，以门徒会为代表的邪教已完全偏离真正的基督教所倡导的“爱人如己”的宗旨，而蜕变成一个个崇尚暴力、残害生命的邪教。（徐弢，武汉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

　　[1] 戈登·菲 &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圣经导读》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