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宗教文化史上，“邪教”一词在汉语文化体系中是一个流传已久的特有名词。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教”（或“正教”）与“邪教”的区别：“教”被视为对百姓的“教化”手段，在《礼记．祭义》篇里说：“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意思是说利用对鬼神的信仰和崇拜，是对百姓进行教化最好的办法。由于中国历史上把教作为对百姓的教化手段，实际上是一切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均称作“教”或正教，而把一切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背离或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载体，均看作“邪教”（这种称谓，显然是一个政治术语）。所以，中国历代政权都是提倡、维护正教而反对、打击邪教。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均以“天子”自居，相信自己的权力“受命于天”，但在世俗政权与宗教神权的关系上，执行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认为神权、教权不能干涉政权，皇权高于一切。尽管古代东西方文化体系差异很大，但在此思想观念上，其与西方基督教在政、教关系方面主张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对神权、教权存怀着既依赖又防范的复杂心态，决定了封建统治者历来对各种宗教均采取“怀柔与高压”并存的政策，既希望利用宗教思想“教化”社会，让民众接受“君权神授”的心理暗示；又时刻与宗教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让其过多干涉现实的政治生活，任何宗教势力的存在和影响必须以不损害现实政权为限。

　　儒家官方教科书《易经》第20卦“观”卦卦辞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就是说，圣人利用崇信神道来对民众进行教化，就可以达到天下平服的目的，即用“神道”来维护“王道”；后来、又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邪教以神道惑人，则天下乱矣”的政治术语，意思是说邪教利用神道来蛊惑人心，就会导致天下混乱，破坏王道。中国历史上所称邪教主要是指异端教派、秘密教门和会道门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其产生上溯秦汉，下迄民国，史不绝书。民间“邪教”组织的大量产生并危害社会，这既有一定的宗教原因更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弥勒教——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异端教派组织 

　　弥勒教创立于我国南北朝时代，是由北魏宣武帝时期冀州沙门法庆创设的。法庆为了反对当时佛教高层僧侣的腐败而自命为“新佛”，以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创“大乘佛”，提出“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口号，在低级僧侣中倡立弥勒教。所谓的“新佛”就是引用佛经中“弥勒下生成佛”之说，宣扬“弥勒佛取代释迦牟尼佛下凡救世”等思想，他们一反传统佛教教义倡导的“五戒”戒杀的原则，力倡“杀人作乱”，认为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该教把正宗佛教视为魔，到处“除魔”，据史书记载，弥勒教蛊惑信徒到处“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更极端的是他们“又合狂药令人服之，使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弥勒教扰乱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从而导致教权与世俗政权剧烈相对抗，为当时统治者所不容，招致其自取灭亡，后来弥勒教被北魏政权元遥武力消灭。但是，法庆之后的数百年，社会上还经常有人假借“弥勒出世”的名义进行反抗世俗政权的造反活动，但大多都被当时的统治者以武力强行镇压。

　　二、宋元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组织的兴起、治理与消亡 

　　宋代是异端教派大为兴盛的时期，除弥勒教外，还出现了白云宗、白莲宗、明尊教等，被正宗佛教称它们为“邪教”。当时的地方官员因其教派信徒饮食上以食素为主，并认为他们信奉的不是佛而是“魔”，所以在上报朝廷的奏折就称之为“吃菜事魔”教或妖教。公元1133年，南宋吴郡僧人茅子元在滨山湖创立净业团体---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教徒半僧半俗，吃斋念佛，男女同修，号“白莲菜”。南宋政权以妖妄惑众罪，将茅子元流放，“白莲菜”被取缔。

　　元末，各种异端教派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互相渗透，并融合成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性质上从原来的佛教异端教派，演化为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秘密教门。明初，皇帝朱元璋因为是白莲教出身，深知白莲教一类“邪教”对世俗政权的威胁，因而严加禁止，使白莲教的发展势头受到遏制。明代中叶以后，明代中叶由于皇帝不理朝政，宦官专权，官员们贪污腐化，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下层群众中一些具有叛逆思想的人，便按照白莲教的模式，在民间创立各种名目的秘密教门，并对明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朝臣在上奏时便纷纷用“邪教”来泛指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等秘密教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南京礼部曾就烧毁罗教即无为教《五部六册》经卷在公开贴出告示中，便把无为教等称为“邪教”，内称：“南京礼部为毁邪教以正风俗事。照得无为教惑世诬民，原系《大明律》所禁，屡经部科奏准严杜”。

　　清政府建立后，“邪教”已经成为当时主流社会对于秘密教门的通称。在邪教治理上，清承明制，针对民间不断出现的各种以“反清复明”为名义起事造反的秘密教门组织，相继颁布多项法令治理“邪教”。顺治十三年谕令中规定，“凡左道惑众，踵行邪教”，“加等治罪”。此后，清廷一再下令查禁“邪教”。乾隆皇帝强调指出：“邪教煽惑愚民，最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严切根查”。

　　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在宋元明清朝几代，发展迅猛，教门繁多，愈挫愈烈，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社会运动。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近代中国内外交困，各种矛盾交织，危机不断加重，社会更加剧烈动荡，具有邪教性质的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结社也随之不断分化变异，更加庞杂，遍布大江南北，名称多达三四百种，徒众多达几千万人，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其煽动民众组织的数次起事，对社会生产破坏力巨大，举世罕见。另外随着邪教组织势力的扩展，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在社会底层影响尤其深远，余脉延续至今不绝。

　　三、民国时期会道门组织的兴起与灭亡 

　　历史进入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生沧桑巨变，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专制君主制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制。由于政权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手中，他们企图复辟君主专制。社会上几种人也借机兴风作浪，一是大批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二是政权的更迭造成大批失意的军政人员；三是科举废除以后一批入仕理想破灭的旧文人。这几种势力相互勾结，在当时形成了一股抗拒社会变革的守旧势力，他们利用秘密教门的组织，反对社会变革，把以往下层群众要求社会变革的秘密教门，改造成旧制度的卫道者，标志着秘密教门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会道门时期。大批涌现会道门组织，他们提倡迷信，反对科学，维护君主专制，反对民主共和，宣扬旧思想、旧道德。民国年间，国民党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出治理会道门完备的政策，加上抗日战争期间，会道门被日本侵略者利用和庇护，使得会道门逐渐坐大，成为一股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当代邪教。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政府鉴于会道门不仅大多都有历史罪恶，而且不断进行破坏和捣乱，甚至举行武装叛乱，因此被人民政府依法镇压取缔，历史上所称邪教至此寿终正寝。

　　四、邪教存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由于历史上所称邪教的长期存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个打着宗教旗号的亚文化传统，作为主流社会的对立物，潜伏在民间，一旦遇到适合的土壤和气候，就又会破土而出。中国历代政权虽然都曾经对异端教派、秘密教门、会道门等“左道惑众”团体或“邪教”采取过许多对策，但是皆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这类团体主要在下层群众中秘密流传，他们所宣扬的“劫难将至”和“弥勒佛救世”及“天盘三副”等说教，客观上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他们所进行的造反活动，客观上打击了封建统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在剥削、压迫人民方面有所收敛，因此，他们的造反活动，往往演变为农民起义，得到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从统治阶级来看，他们取缔、打击异端邪教，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封建专制政权，他们对异端、邪教的打击，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且大多采用“以邪治邪”的办法，不可能真正解决。

　　新中国建立后，才在取缔、打击会道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使这一困扰历代政权的老大难问题才基本获得解决。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邪教和会道门却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文化和少数教首的私利，而且企图阻挠中国的近代化，把历史拉向后退。因此，人民政府取缔打击会道门和邪教的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取得了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打破了原有的大锅饭体制，那些缺少新知识和技能的人构成的弱势群体，对于新的体制一时还难以适应。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冲突，使一些人感到迷惘和失落。一些心怀叵测的野心家便趁机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建立各种非法组织，抗拒社会的进步。近年来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呼喊派及其分支和打着气功旗号的法轮功，就利用新瓶装旧酒的办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破土而出。他们所宣扬的歪理邪说虽然经过包装，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末世论、救世论和创世论，其最终目的也是推翻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

　　综观中国历史所称邪教的演化历程，尽管经过历代政权的打击、惩治，可是仍然屡禁不止，尽管历代政权无论是武力镇压，严刑峻法，还是宽严相济，都只能将其消灭于一时而难以彻底根除。只要遇到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潜伏在地下的亚文化体系，就会破土而出，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