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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中案”的反思

作者:张 明 · 2011-12-02 来源:凯风网

  2011年11月10日,法轮功成员武德中和雷凡谭因非法向中国播发广播节目,被越南河内当地法院分别判处3年和2年徒刑。这并非法轮功成员第一次因违法犯罪被当地法院判刑。每当这个时候,法轮功组织的表现如出一辙:抗议——制造被迫害舆论——施压、威胁——攻击,试图左右当地法院判罚,但均以失败告终。既然如此,法轮功成员乐此不疲的原因何在?

  一、“登门坎效应”下的精神控制悲剧

  “登门坎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该效应源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的“无压力的屈从——登门坎技术”试验。试验中,试验人员随机访问两组家庭主妇,在第一组中,试验人员先请求她们同意将一个小招牌挂在其窗户上,家庭主妇同意了;之后,再要求将一个又大又丑的招牌放在她们院中,结果有超过半数的家庭主妇同意。在另一组家庭主妇中,试验人员直接提出将大招牌放在庭院的要求,结果只有不足20%的家庭主妇同意。心理学家由此认为,人们一般习惯于拒绝难以做到的或违反意愿的要求,但却容易接受较小请求;而当个人一旦同意某种较小要求后,为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

  法轮功对其成员采取了类似的精神控制手段,采取隐藏最终目的的欺骗性宣传手段。成立之初的法轮功组织打着气功治病、强身健体、做好人、宗教等旗帜,将不明真相的群众骗进组织。一开始只要求成员学习“经文”,接着提出只能读李洪志的“经文”,与法轮功无关的其它信息一概不能碰触,并逐步提高读“经文”的时间和强度。当学员们逐渐被这种催眠式的学习方式洗脑后,李洪志又提出要“上层次”,不仅要看谁读的多、背的多,还要“走出去”。以“护法”的名义煽动成员静坐、围攻,直至发生“4·25围攻中南海事件”。同时公开藐视法律,认为“法律管常人中的事情,而大法弟子不是常人,管不了。”(《转法轮》)“只要迫害还在发生,我们就要正念铲除邪恶,我们就要向参与迫害者讲清真相,坚定的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1]

  面对法轮功逐步提高的要求,其成员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从最初参加一般性群众活动到积极参与各种违法活动,最终跨越法律界限,成为满足李洪志私欲的牺牲品。一方面,不少武德中们前仆后继、以身试法,最终迷途深陷、难逃法网。如法轮功新纪元调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卡托·马查理就因未经许可广播和干扰其它调频,被印尼巴淡岛法院判处6个月监禁,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千万印尼盾(相当于5800美元)。另一方面,热衷滥诉。在美国起诉中国电视公司,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俄驱逐法轮功成员出境侵犯人权,告澳大利亚《华人日报》诽谤等。而法轮功一旦败诉,往往大肆攻击,企图将简单的法律问题复杂化、政治化。如武德中案宣判后,大纪元刊发《屈从中共越南判刑法轮功学员受谴责》一文,称审判是“取悦中共”。

  二、外部助因——以积极表演博取西方反华势力庇护

  法轮功被取缔后,逃往国外的李洪志与境外反华势力一拍即合,沆瀣一气。他们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上蹿下跳,甘愿充当了反华势力马前卒,以博取西方反华势力庇护。

  人权、民主是西方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常用借口,制造矛盾与分裂是其遏制中国的惯用伎俩,“民运”、“藏独”、“疆独”的背后常可见其影子。以美国为例,美国自1977年起,每年都要发表针对他国的人权报告。人权成为其继经济、政治、军事手段之后更加隐蔽的干涉手段,“使美国卷入和干涉世界各地的政治斗争合法化”(见劳伦斯·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据1998年9月15日的《洛杉矶时报》报道,“在20世纪的60年代,美国中情局每年向西藏流亡运动提供170万美元用于反华活动,其中每年向达赖提供18万美元津贴。”[2]在他们看来,“要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攻击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3]

  在法轮功问题上,西方反华势力采取了同样态度加以对待。从法轮功被取缔到“1·23天安门自焚事件”,再到“苏家屯事件”,西方媒体一开始往往以道德卫士和人权卫士的姿态出现,报道取向以质疑与谴责中国为主。一向标榜公正、客观的西方媒体奉行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如“1·23天安门自焚事件”后,法轮功拍摄所谓“伪火”,在大纪元发文《“天安门广场自焚”疑点大全》,推卸自身责任,而西方媒体也与其一唱一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美联社引用法轮功说辞,发文说自焚是中国当局制造的骗局。“北京正在利用身体被烧焦的恐怖形象,来作为与法轮功打传媒战的最新武器”(路透社);“法轮功成员的自焚,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的人权纪录上”(美国合众社)。“苏家屯事件”中,在法轮功与其他境外反华媒体的联手蛊惑下,谣言满天飞,导致一时间众多国内外媒体云集苏家屯进行实地采访,就连美国驻华使领馆官员也亲自前往苏家屯区访查。但面对2011年发生在美国本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媒体一开始或全体失语、冷淡处理,或将其描述为没有共同主张的乌合之众。就如美国社会学家赫曼与乔姆斯基所认为的,“美国新闻或多或少地带有‘反共’味道,‘唯意识形态论’不仅始终主导着美国媒体对发生在社会主义‘敌国’的所有新闻的诠释,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威胁与恫吓‘敌国’的途径。”[4]

  因此,深受反华势力庇护的法轮功怎能不对其感恩戴德,唯其马首是瞻。号称“不政治”的李洪志与“台独”、“藏独”、“疆独”联手,疯狂从事反华活动。炮制、散播“九评”,鼓动“三退”,制造“苏家屯事件”等耸人听闻的谣言;煽动法轮功痴迷者散发反动宣传品,屡次破坏、攻击鑫诺卫星和有线电视传输网络设施,干扰人们正常生活秩序;利用弱势群体不满情绪,以卫道士面目出现挑起事端,笼络人心、破坏中国社会稳定。从某种角度看,此次因非法向中国播发广播节目被越南当地法院判刑的武德中和雷凡谭也是法轮功的牺牲品。在李洪志眼中,他们不过是其向主子邀功请赏的工具,之后诸多声援活动的实质是为反华势力遏制、攻击中国政府制造借口。

  三、“武德中案”的反思

  1.中国面临新挑战。当前中国在国际上正面临一场“新冷战”。美国国家战略东移,提出重返亚洲;部分东盟国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经济危机背景下,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制裁为代表的保护主义情绪抬头。这需要我们对国际发展环境进行冷静研判,同时认识到武德中们不会因为败诉而消失,因为这是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一种手段。

  2.伪人权面目被揭穿。诚然,中国目前面临新的国际挑战,但在反邪教问题上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尽管李洪志深谙人权之道,并要求其成员要学会运用人权牌,“那些我教给你们的东西,是不能教给凡人的。所以你们也不能把这些东西说给普通人听,你只能说我们所遭受到的迫害,我们真正的处境,我们是好人并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我们的信仰自由被侵犯,我们的人权自由被侵犯。他们可以接受这些东西,并会立即支持我们并表达他们对我们的同情。”但其“不政治”的本质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识破。法轮功宣传活动被德国有识之士称作“纳粹的广告”;乌克兰媒体将法轮功成员定性为“潜在的自杀式恐怖主义分子”;法轮功成员因违反当地法律被驱逐出境或被判刑的屡见不鲜。

  同时,国际上也对其背后反华势力的目的进行了深刻揭露。1991年菲律宾《世界时报》评论到,“这些国家过去用炮舰政策征服落后国家,在炮舰政策因被压迫国家的觉醒而失灵后,它们又以‘人权’和‘经济制裁’为手段企图整垮和孤立不听他们话的国家。”[5]就连达赖在1995年见到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肯尼思·克瑙斯时也指出,当年“美国政府卷入西藏事务并不是为了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冷战时期对付中国的战术需要。”[6]

  3.正确认识国内社会矛盾。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化发展在创造无数机会,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社会风险种类按其严重性程度依次为生态环境风险、金融风险、恐怖主义袭击风险等。换言之,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现代性产物。

  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也正面临社会风险增加的局面。中国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在已有社会价值遭受冲击,社会秩序面临解体,而新的共同社会价值、社会秩序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社会成员或价值迷茫或感到焦虑,这给了法轮功等邪教趁虚而入的机会。他们或以宗教名义蛊惑人心,或以小恩小惠诱人加入,甚至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制造群体性突发事件。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具备现代风险意识,学会现代风险管理方式;另一方面需要着重解决民生问题,注重社会情绪疏导。如推进社保改革、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等。

  4.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打好民间牌、文化牌

  有人批评美国实行“文化帝国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百年间,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熟的文化产业体系,向世界各国推行着它的美式文化和价值观。从文化角度看,美国根本无须提出重返亚洲,因为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反观中国,尽管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和不少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交流与合作,但往往是经济热、文化冷,官方色彩重、民间色彩少;同时,中国文化产业落后,很少能提供对等的文化交流平台。这使得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缺乏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给了法轮功组织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扩大影响,诋毁中国的机会。

  加强民间文化交流,鼓励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打好民间牌、文化牌,是与世界各国加强理解、互信、共识的有效途径,也是减少法轮功国际生存空间的又一途径。

 

  附注:
  [1]跳出法律的框框,明慧网2009年6月3日
  [2]高原秘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叛乱始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4月8日
  [3]闰文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34页
  [4]周宁:“冷战思维与双重标准”,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9月,第48页。
  [5]菲律宾《世界时报》1991年11月7日
  [6]高原秘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叛乱始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4月8日

 

【责任编辑:辛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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