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们经常用“形同木偶”来形容某些人缺乏自我思考能力和自主意识，呆滞木讷，只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执行别人交代的任务。在鼓励创新思想、宣扬个性展现的今天，谁也不愿成为一个只会听话的木偶。但事实上，我们却看到许多人丧失自主意识却浑然不知，成为一举一动听从别人指令的“木偶人”。并在李洪志的精心导演下，上演了一部又一部让人匪夷所思的“木偶奇遇记”，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分析。

　　二、什么是“去个性化”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因为失恋而伤心、悲观，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想从高楼上跳下来。虽然警察极力劝阻，但是年轻人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楼下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人们议论纷纷。这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了一句“跳吧，跳下来就没有烦恼了！”其他人也跟着附和起哄。这股呼声居然越来越大，终于，在众人的“怂恿”和“鼓励”声中，年轻人对人间不再留恋，毅然决然地从楼顶飘然而下。

　　看到这里，或许我们都会对那些怂恿年轻人跳楼的人感到愤慨与不耻，认为他们漠视生命，游戏人间。但是，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做出如此不负责任且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呢？其实，这种“看戏”的心态从理论上说就是去个性化。“木偶人”的产生正是去个性化引起的结果。去个性化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从众”，但与从众不同的是，去个性化往往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影响，让人们失去理性，产生错误行为，甚至还可能引发群体恶性事件。具体来说，去个性化是一种自我意识下降，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的状态。个体在去个性化状态下行为的责任意识明显丧失，很少考虑行为的适当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此，个体进入惰化状态，犹如一具具没有个性的“木偶”，不再用自己的双眼去辨明是非，而是盲目地随大流，做出与别人一样的行为。

　　三、解析法轮功围攻事件中的“去个性化”特征

　　以震惊中外的围攻中南海“4·25事件”为例，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由于处在法轮功的练功集体中，有的人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盲目从众，只是因为看到别人都这么做了，就觉得还是随波逐流的好；有的人明知这是违法活动，也毫无畏惧，认为人多注意力分散，就算抓也抓不到我头上，从而在行为上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有的人甚至觉得他们的行动是被允许的或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就因为他们所有人是作为一个统一体参加了这次行动……这些行为表现正是一种典型的“去个性化”状态。在李洪志绝对权威的精神控制下，这些修炼者们如同木偶一般完全失去了自主性，他们的意志屈从于群体的暗示，通过自然模仿的过程，他们互相效仿，做出正常情况下不会做出的事情。

　　具体而言，处于去个性化状态下的个体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明显的特征：

　　1、个体的匿名性

　　发生去个性化现象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匿名的作用。生活在群体中的人既有身为群体中一员的一面，也有体现个性的一面。而当他在集体活动中以成员的面目出现时，由于可以匿名，所以就算他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也不一定会被人发现。

　　在“4·25事件”中，1万多的法轮功修炼者被召集起来，参加“围攻中南海”的违法活动，在这里，大批的“同修”来自四面八方，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互相认识，但看到这么多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就算心里有一丝对自己行为的顾虑，恐怕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潜意识中甚至有这样的想法：怕什么，又没人认识我，就算犯法了也抓不到我头上。比如岳阳市岳阳楼区的原法轮功习练者李湘梅自述：“十点钟左右，周围来了好几批人，陆陆续续向这里靠拢，看着人越来越多，大家都互不认识，只要说是同修，就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互相笑笑，打个招呼……随着人流来到了中南海，但具体要做什么，我心里也不清楚，向中央‘讲清楚’怎么讲？‘护法’怎么护？我是不知道，跟着别人跑，你们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出，李湘梅作为整个群体中一个匿名的存在，这种匿名性让她的行为变得更加被动，并在不知不觉中使周围人受到他们的暗示，别人怎么做，她就怎么做。可以说，匿名性助长了群体内部的暗示作用,使得其中的个体有如被催眠了一样，失去了独立的个性规范和意志，盲目跟从整个群体而行动。

　　2、责任感的丧失

　　费斯廷格等人提出，在群体中的个人觉得他对于集体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当个人隐匿在群体中，不易作为特定的个体被辨认出来时，他就会发现，对于集体行动的责任是模糊的或分散的。由于感到压力减少，觉得没有受惩罚的可能，没有内疚感，从而使行为更加粗野、放肆。一个学生违反纪律，是一个人的事，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但如果是几个学生一起闹，那么责任完全由一个人承担的可能性就相当小，个体甚至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

　　据一些参与了“4·25事件”的法轮功习练者后来回忆，他们在看到不少的警察和交警出面维持秩序和交通时，在看到平时车水马龙的府右街因他们停止了滚动时，在看到新闻媒体的记者拿着话筒采访其他“同修”时，内心也会感到内疚和害怕，但看到周围这么多的“同修”们都在默默坚持着，互相鼓励着，渐渐的也就感到不那么担心了。

　　俗话说：“人多胆子壮，恃众好逞强。”群体背景会直接导致个人行为责任意识下降，乃至丧失，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人们的冒险性行为得到鼓励。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敢于做出平时不敢表现的行为来，就是因为他们感到反社会行为是以整体出现的，责任落在众人身上，或分散在每个个体身上，个人不会承担因集群犯罪行为造成不良后果而招致的惩罚，即使惩罚也不会对参加的每个人都加以处理，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法不责众”的心理机制。

　　3、行为的伪合理性

　　基于各种原因，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认为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不公平”的，基于自身群体利益提出不当要求，但自认为是合理的，如果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制造事端，扩大影响，施加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想想看“4·25事件”中的那些法轮功痴迷者们，在要求天津放人、要求解决练功环境问题、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的“正义大旗”的指引下，他们有的放下手头的工作、不顾嗷嗷待哺的孩子、舍弃年迈病重的父母，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为法轮功“呐喊助威”，他们把这些都当作对自己是否坚信大法的“考验”，根本不会去思考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违法，只是因为大家都在做，就以为是合理的了。比如北京市西城区丰盛社区的刘京花自述：“当我们到达府右街的时候，南北走向的府右街西侧的人行便道上已经站满了参加‘护法’的‘同修’们，我们不声不响地加入到人群中，心里又激动又紧张，因为我觉得，能参加这种上‘层次’、走向‘圆满’的活动真是太难得了、太幸福了。”

　　抱有这种行为合理心态的人，往往把自己参与群体性事件的行为当成是一种“正义”行动，他们认为现实不合理，自己是在“伸张正义”。所以这类人在参加群体犯罪行为时和在事后被审查时，往往理直气壮，感觉自己毫无过错。

　　4、群体的湮没性

　　在群体中，成员的活动往往并不是以单个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具有群体意义，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群体就湮没了个体，成员的自我被融化在群体中。于是，个人的意识和理解评价感丧失，自我认同被群体行动与目标认同所取代，个体难以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与行为，自制力变得极低，结果导致人们加入到重复的、冲动的、情绪化的，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行动中去。而且群体成员越是没有个性特征，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活动越是一致，自我的感觉减少，从而行为也越缺乏自我控制。

　　比如《浩浩荡荡进京去戚戚切切无奈还》一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起初并不是每个练功者都想要去北京，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这可能不妥当。但是，当练功者们聚集在一起，七嘴八舌开始议论起来的时候，有人激情四溢地发表说：“凭什么不去！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护法圆满良机！”在这种蛊惑性言论的引导下，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原本对进京心存疑虑的修炼者，也背离了自己的理性，纷纷表态要去“讨个说法”，生怕赶不上“护法”进程。

　　可见，去个性化行为的发生离不开群体的诱因，处于去个性化的个人往往觉得自己处于某个群体之中，自己仅仅是以整体中的一员身份参与到某行为之中，人们的注意都指向在整体身上，因而不易觉察出自己的言行，即使造成了不良后果自己也不会被人发觉，自己不用承担由不良行为所招致的谴责。而责任将由所有参与者分担。这种状态会淡化个体的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降低个体责任与个人对于社会评价的关注，完全依从于该群体所处的情绪状态，因此会做出正常情况下不会做出的事情。

　　四、小结

　　总之，影响人们行为和态度的，不只是个体思维和个性修养这些简单的因素。一个善良守法的公民，也完全有可能蜕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这都可能是去个性化造成的。从本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去个性化状态下，法轮功修炼者们的个性消失了，心中的行为规范也消失了，只剩下一具具随波逐流的躯壳，在李洪志的“遥控”下，盲目地执行命令，实施各种违法行为而浑然不觉这种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