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邪教犯罪群体中有部分人属于邪教确信犯，由于被邪教洗脑，基于对邪教歪理邪说的确信，对其从事的犯罪行为缺乏认知和负罪感，尽管屡被依法处理，仍然不改初衷，继续违法犯罪。本文欲就邪教确信犯试论如下，敬请指教。
（一）
确信犯是指基于某种信仰，对于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缺乏认知，自以为其行为具有合理、正义、正当性，并因此丧失负罪感的违法犯罪个体。[①]某位老人系法盲，因其儿子作恶多端，不仅祸害村民，而且虐待父母，于是持斧将其子砍死，自谓为民除害，在村民簇拥下向当地公安机关请功。[②]该老人即属基于道德信仰的确信犯。
邪教确信犯是指被邪教洗脑，并在邪教唆使、蛊惑下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基于对邪教歪理邪说的确信，坚持认为其行为具有合理、正义、正当性，丧失法律认知和负罪感的违法犯罪个体。肯尼亚“穆恩基克教”的教主卡伊鲁为该邪教制定的入教誓词为：“本人时刻准备为穆恩基克圣教献身，全身心捍卫圣教，那怕是砍掉兄弟姐妹，乃至父母的脑袋也在所不惜”。该教信徒入教后要经受喝生人血、吃生人肉片的考验，女信徒还要经受“献身”的考验，尽管这些行为都属违法犯罪，但该教信徒并未意识到行为违法。[③]德国少年卢卡斯加入“撒旦教”后，教长要求他：“你要为我们的主撒旦……魔鬼效劳。”他参加该邪教的“黑弥撒”活动时，亲眼目睹了教长们轮奸与谋杀一位年轻女信徒，他受到鼓励，强奸了一位年幼的女信徒，而这一切都完全符合该邪教的要求，被视为正常行为。[④]因为听信李洪志“除魔”的邪说，河北承德市法轮功练习者李亭手持一尺长的尖刀，在家中残忍地杀害了他的亲生父母，现场惨不忍睹。在公安机关对李亭的审讯过程中，他无动于衷、毫无人性地说：“我觉得我父母是魔，我是佛，我要将这两个魔除掉”。[⑤]
（二）
邪教确信犯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是缺乏独立思维能力，对邪教歪理邪说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美国“上帝之子”的教主贝尔格声称“爱是信仰的最高准则”，他为该邪教写了《性的起初》、《革命化的做爱》、《性是一切的本原》等许多文章，提出“上帝破坏婚姻”的谬论，认为“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你也同样获得满足，而相对于你的不信从上帝的丈夫或者妻子来说，无疑会引导你向上帝更走近一步，因为这是为上帝而造爱，必为主所欢喜”。尽管他这套歪理邪说十分乖张，惊世骇俗，却被信徒不假思索地完全接受，从而为该邪教内的淫乱活动大开方便之门。[⑥]
二是缺乏独立行为能力，唯邪教主之命是听，生死操之于邪教主之手。美国“人民圣殿教”的教主吉姆·琼斯将该邪教营地迁往圭亚那热带丛林的琼斯墩，在那里对信徒进行了为期数月的集体自杀仪式训练。当以瑞安为首的美国国会议员调查团对该邪教展开调查时，吉姆·琼斯派杀手将瑞安等国会议员杀死在机场，然后下令让所有信徒服毒自杀。他说：全体信徒必须死，否则将会被外界所毁灭。信徒们按照他的要求，自动地排着长队，领取一份毒药，有秩序地“献出生命”。整个过程未遭信徒任何反抗。[⑦]
三是精神被邪教控制，彻底沦为邪教精神奴隶，成为邪教得心应手的工具。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后，该邪教主李洪志不断在网上向信徒发出“护法”、“除魔”、“度人”、“三退”、“发正念”、“讲真相”等一系列指令。法轮功练习者纷纷听从李洪志的指令，伺机出动，铤而走险，违法犯罪，制造血案。以“护法”为名，湖南谭一辉进京自焚；以“度人”为名，北京傅怡彬持刀杀死父母妻子；以“除魔”为名，黑龙江关淑云亲手掐手年仅九岁的亲生女儿戴楠；[⑧]尽管法轮功练习者声称不参与政治，但李洪志要求他们“三退”、“讲真相”时，他们照样积极投身于这些反华反共的政治活动中，早将不参与政治的承诺抛诸脑后。事实上他们已经沦为该邪教的精神奴隶，成为邪教主李洪志得心应手的工具，死心塌地为该邪教卖命。
（三）
邪教确信犯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相关法律存在盲区。“邪教创造的不是个人的自由和责任，而是依赖关系”。[⑨]邪教普遍具有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有助于构筑信徒对邪教“危险的依赖关系”。为此，邪教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有意识地切断信徒与外界的联系，而这种联系能够使信徒获得外部支持，减轻对邪教的依赖。“法轮功”就以“以法为师”、“不二法门”为由拒绝信徒接受除“法轮经”以外的其他信息。[⑩]由于邪教信徒对于相关法律也采取相应态度，这便使其容易产生法律认知盲区，许多邪教信徒违法犯罪后对其行为性质茫然无知。黄某赴苏中公道镇“讲真相”被依法处理，大惑不解，认为之所以选择该镇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就是因为该地名有“公道”两字，并未意识到自己行为存在违法性。
二是对法律认知存在误区。这种对法律认知的误区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教主“神权”的绝对服从，对邪教教规的绝对服从，“人们必须把这种服从看作是自己的任务”。[11]美国“大卫教派”的信徒马克说：“我们要遵从他（按指该邪教教主大卫·科雷什）的意愿”，“我相信他是神”。[12]法轮功有意将国家法律视为“人间小法”，将法轮功的歪理邪说说成是“法轮大法”，后者位阶高于前者，一旦两者发生冲突，只能遵循“法轮大法”而非“人间小法”。另一方面是对法律的误读，错误地认为针对邪教的相关法律是所谓“恶法”，以“恶法非法”的名义拒绝接受这些法律的约束。谭某就坚持认为中国针对法轮功等邪教的相关立法属于“恶法”，他拒绝承认这些“恶法”，理由是“恶法非法”。
三是“末世论”易致极端行为。“末世论”信仰是邪教的基本理念，与正教不同的是，邪教“末世论”是具体的“末世论”，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幛幌多次提到2000年将爆发“世界最终战争”，“人民圣殿教”的教主吉姆·琼斯认为政府取缔该邪教是末日来临的标志，“太阳圣殿教”的教主吕克·茹雷认为当今世界上各种问题，如种族战争、艾滋病、环境污染等便是末日的征兆。[13]邪教妖魔化社会的目的就是为渲染灾劫恐怖，制造紧张气氛，提升信徒对邪教的依赖性，强化邪教精神控制。妖魔化社会毒化了邪教信徒的心灵，让他们相信世界无可救药，而这易导致邪教极端行为的发生，这种极端行为常以两种形式表现：集体自杀或暴力攻击社会。“法轮功”练习者中，这两种情形都存在，“1·23”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事件属于前者，内蒙赵合手持铁锨砍死民警事件属后者。[14]
四是受邪教群体情绪感染。“所谓邪教就是对内压制，对外狂热”。[15]这种狂热由于不是个别性的，而是群体性的，具有某种集合效应。在这种群体狂热中会发生情绪感染，即受别人情绪的影响而产生相同的或相近的情绪反应。并且这种情绪感染会以循环反应的形式不断蔓延。[16]当邪教不满法律的狂热情绪在该邪教群体中发生情绪感染，便有可能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集体自杀或攻击社会在邪教中屡见不鲜，便是典型例证。
五是群集犯罪致罪责扩散。邪教具有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性质，邪教制造的桩桩血案令世界震惊。邪教犯罪往往不是个别性犯罪，而是群集犯罪。所谓群集犯罪是指在群集行为过程中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群集犯罪有如下特点：个性丧失、个体缺乏判断力、受暗示性增强、无责任性或责任扩散。这其中罪责扩散是指群集行为因具有匿名性、去个性化特征，因而解除了个体对行为的责任心，随意放纵言行，以为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17]邪教犯罪之所以常以群集犯罪形式出现，不能不说与此种罪责扩散的侥幸心理有关。
总之，在邪教犯罪群体中有部分人属确信犯，他们被邪教洗脑后，丧失了独立思维能力和独立行为能力，被邪教施加精神控制的程度更深，彻底沦为邪教的精神奴隶，成为邪教役使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受邪教的歪理邪说诱导，对法律的认识出现盲区，对法律的认知出现误区，心灵遭受毒化，极端仇视社会，行为极易出轨，并且在群集犯罪中容易产生罪责扩散的侥幸心理，从而更加胆大妄为，无所忌惮。
附注：
[①]《刑法学》
[②]《刑法案例选编》
[③]《世界邪教，人类的公敌》
[④]《逃出地狱》
[⑤]《铲除邪教乾坤朗》
[⑥]《流浪的“上帝之子”》
[⑦]《从“人民圣殿”到“死亡圣殿”》
[⑧]《祸国殃民法轮功》第二辑
[⑨]《反邪教手册》
[⑩]《转法轮》
[11]《反邪教手册》
[12]《罪恶的邪教》
[13]《走入地狱》
[14]《祸国殃民法轮功》第二辑
[15]《反邪教手册》
[16]《刑法适用心理》
[17]《刑法适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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