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湾学者马康庄在其著的《脆弱的信仰：法轮功的学术观察》一书中，从学术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了法轮功发展的背景以及其在不同阶段的特点，理清了法轮功与宗教的区别，阐述了其邪教的本质。为有利于民众更加清晰地了解法轮功，为此，我们将陆续转载该书的内容，本文摘自其第一章《法轮功的崛起与发展》第三节，请网友关注。

　　从1998年到1999年是法轮功的“政治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可以用两个过程加以说明，首先是法轮功的“宗教化”倾向，尤其是里面还包含有对李洪志个人的神话与崇拜，李洪志过去膨胀自我，宣称他的法轮功比气功、佛教、道教综合起来的力量还大。（时代杂志，1999:47）李洪志如何神化自己，可以从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关于李洪志“法轮功”问题的情况>的调查报告里看到：“吹嘘自己……‘功力达极高层次。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预知人类过去未来’。并说什么‘我是第一次真正把个人修炼的东西留给人，这是从来没有的，我做了一件前人没有做过得事，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编造出能控制宇宙的神话。说：‘上边造了人在另外的空间里，我对着空间一说形成什么，马上就可以形成。’”（张微晴、乔公，1999:1000）

　　李洪志将法轮功“宗教化”之后，法轮功对其他宗教产生了“排他性”，甚至对其他宗教产生诋毁贬抑，一边烘托出法轮功的伟大。李洪志多次公开批评佛教，他把佛教与佛法分开，认为佛教不能代表全部的佛法，不能只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佛法。他说：“有的人认为佛教中讲的法，就是佛法的全部，其实不是。”（《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页11）

　　“佛教中的法只是佛法中的一小部分，……佛教中才有几个法门……所以它概括不了整个佛法。”（《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页83）

　　“佛教只是佛法在人世间的表现的一种形式，然而佛法在世间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佛教代表不了佛法的全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页116）

　　“佛教的论述是佛法最弱小的一部分……你们怎能用过去佛教中的东西来衡量宇宙大法呢？”（《法轮大法精进要旨》，页16）

　　他时常批评禅宗，“达摩开头往里钻的时候，还觉的挺宽敞；二祖钻就不太宽敞；三祖还凑合事儿；四祖就已经很窄了；五祖基本上没啥可钻的了；到六祖慧能这儿，就到顶了，再也钻不进去了。”（《转法轮》，页9），李洪志认为只有他讲的佛法才是根本的佛法，“那么什么是佛法呢？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他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他就是最根本的佛法”（《转法轮》，页12）

　　李洪志神化自己，他自认是神佛转世而来，更改了自己的生日，改成与释迦牟尼同一天旧历四月初八出世（1951年5月13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他并不否认自己更改了出生年月日，但认为是将文革中的错误改正过来。（江迅，1999:22—24）1999年3月李洪志在纽约举行的法轮修炼大会上说，他在“多度空间有许多分身，可以跨越多度空间”。（张微晴、乔公，1999:118）他在<佛法与佛教>此文中，更露骨地说：“当今我再一次来世间传法，而且是直接传宇宙的根本大法”（《法轮大法精进要旨》，页118）

　　“我们法轮大法是佛家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法们，……我在末劫最后时期再一次把他洪传出来，所以他是极其珍贵的”（《转法轮》，页33）

　　所谓“再一次”来传法，简直就是宣称自己是神佛转世，类似的说法在他的讲话或著作中曾经多次重复出现。

　　李洪志神化自己，认为自己是神佛转世，又排斥贬抑其他宗教，再加上法轮功日渐扩张的组织动员力量，这些现象引起了中共当局的疑虑。

　　在“宗教化”过程中，法轮功曾面临一些冲突，总结而言，郑志明（2000）认为法轮功曾面临科学与气功的冲突、政治与宗教的冲突、神话与现实的冲突、佛法与功法的冲突、组织与非组织、真假宗师的冲突。这些冲突无可避免会让法轮功与中共之间的张力增加了，这就让法轮功进入了“政治化”阶段。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严厉批判法轮功为“伪科学”、“宗教迷信”，《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五篇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评论员文章，这些文章不点名地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加以批判，“一些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群众健身、祛病和修性的愿望，制造一套歪理邪说，谎称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正宇宙之外，还有一个由人类亡灵组成的负宇宙，并以神灵自居，扬言要往高层次上带人，要把整个人类超渡到光明世界中，戏弄和蒙骗群众。”同年7月24日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立即收缴封存法轮功等五种书的通知>，媒体的封杀正式出台，接踵而来的就是行政上的处置。1996年11月中国气功协会撤销法轮功的会员资格，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发布<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正保部门据此展开调查。

　　1999年4月1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期刊《青少年科技博览》第四期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法轮功认为该文歪曲事实，污蔑造谣法轮功，严重影响法轮功的声誉，要求编辑部道歉认错，从4月20日至22日许多法轮功成员聚集天津教育学院静坐抗议，给杂志编辑部和学校施加压力，对学校的教学秩序造成干扰。于是23日开始公安机关介入，成为四二五事件的导火索。4月25日逾万法轮功成员来到北京中南海国务院门前，提出三点要求：

　　一、请求释放被羁押的法轮功学员；

　　二、请求政府给予合法的修炼环境；

　　三、请求政府允许正式出版《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

　　许文圳（2007:44）指出，从1995年春天开始到1999年7月，整整四年时间，由于无法在法轮功身上直接找到有力、足够、充分着力点，使中共迟迟无法下定决心取缔法轮功。然而由于法轮功已经由原本修习养生气功、系统化宗教思维，以后受到李洪志影响采取了“集体请愿”的方式去表达其诉求，使法轮功转变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跨地区的社会组织，而且这一组织经常以集体请愿的形式进行活动，对行政当局施加压力，以表达其政治取向和利益诉求，这种“政治化”的转向，导致中共与法轮功之间出现高度的张力。

　　法轮功领导者李洪志更进一步将这些集体请愿活动定义为是个人修炼的过程，将抗争与法轮功信徒的个人修炼结合，因此在法轮功内部，这种请愿活动本身的意义不仅止于“街道”而已，同时也是在成就信徒个人的修炼，最终透过和政府抗争可以达到信众的救赎。1998年7月26日，法轮功围攻北京电视台后李洪志在长春紧急召开辅导员会议，会上他说：“不参与‘护法’这个大事情，不是‘坚定实修’，这一次事情，出现这个大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一个最好考验学员走出那圆满的最好的一步，最好的时机。”（文国伟、何建仁，2003:511）

　　庄丰吉（2006:17）对台湾法轮功的观察指出，法轮功表面上对成员的约束、管制极为宽松，但每年固定举办大型户外活动、至国外声援法轮功等活动，频频抗议中国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法轮功团体是从张力极低的团体往较高张力区段转移。法轮功升高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如果可以争取到法轮功的权益，那么抗争对法轮功来说可能是一个好的策略，然而李洪志错估了形势，采用了错误的抗争策略，最终导致自己亡命海外，大陆的法轮功组织与信徒也深受其害。

　　从1996年开始，李洪志已经警觉到当局对法轮功的态度转变，6月17日《光明日报》刊载的批判文章就是最好的指标。在这种氛围之下，很多信徒害怕了、紧张了，对法轮大法的坚信动摇了，李洪志观察到这个危机。8月28日他发表<大曝光>提到这种现象：“自从《光明日报》事件以后，直到目前，大法弟子人人都扮演了一个角色，有坚定实修的；有为大法名誉，直言上书的；有为不负责任的报导不平的；但也有在艰难形势下，不向内修，搞分裂的，加重了当前的形势的复杂；也有害怕自己身名利益受到损害而不修的；也有不顾大法的安定而传播小道不实的消息的，加重了乱法的因素；也有一部份各地的负责人，用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养成的看社会动态的不良习惯，来分析大法的形势，把各地区孤立的问题都联系在一起，认为出现了什么社会动向，还有意的传达给学员，虽然是有种种原因的，但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破坏大法吗？”（《法轮大法精进要旨》，页65）

　　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对内他希望透过活动能凝聚学员的向心力，对外则希望抑制批评以恢复法轮功的合法性，因此他决定采用上访集体请愿的策略，企图透过群众动员方式要恢复法轮功的合法地位。然而群众动员的大动作冲撞到中共统合主义的稳定，围攻挑战了中国社会的秩序，因此这一策略反而让法轮功遭到全面性的压制与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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