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心理安全感缺失 社区服务 重构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迁中，新旧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体系相互冲突与重构，这为邪教的滋生提供了社会土壤。因此，新形势下的反邪教工作需要注重社区服务，通过增强人们心理安全感，遏制邪教组织活动与生存空间。

　　一、心理安全感的缺失

　　马斯洛指出，心理安全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现代社会中的冷漠、恐惧及无望、无力等情感容易使人产生不安全感，而这种孤立无援的不安全感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已有的负性情绪。因此，心理安全感可看成是人们对现状及未来的一种确定感和可控制感。

　　在当今中国，社会充满未知变数、焦躁不安、竞争与冲突，一切尚在成型与完善阶段，这使人们感到不安与茫然，形成心理安全感的缺失。这种心理安全感缺失带来人们心理安全感不足以及自我补偿为邪教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

　　1、迷失的信仰

　　伴随社会转型和西方思潮的涌入，原有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面临挑战甚至解体，但新的价值观念又尚未形成。虽然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呈现多元化特点，然而彼此之间认同度低，成员忠诚度不足，人们日益缺乏信任感，看似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体系实质缺乏稳固的心理基础。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认同”问题是过渡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同时，社会转型、利益格局重组造就了一批“权贵经济”群体和拥有垄断资源的先赋性利益群体，也加剧了社会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对于某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又无力改变现状的社会成员来说，原有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生活模式被打破，对未来的确定感和可控感正逐渐减弱。“这种痛苦生存的压力会迫使他们不愿生活在现实中，而是沉溺于对未来美好生活虔诚的祷告中”[1]。所以，邪教组织在最初宣传时，往往都用天堂、圆满等美好字眼来迷惑群众。

　　对另一些人而言，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使其无所适从，他们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将复杂现象简单化，以重新获得对现状和未来的掌控，即重构一个心理安全空间。这给了邪教组织可利用契机。一些邪教组织乘机而入，披着各种美丽的外衣蛊惑人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对两个监管场所的邪教信众的调查研究，追求“精神寄托”而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员占到总数的10.9%[2]。

　　2、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迷惑

　　中国改革30年来成效举世瞩目，但对发展经济的过于偏重，埋下了社会冲突的隐患。贫富差距、权钱交易、权贵经济、垄断经济、司法不公等社会现象加剧了人们的社会不公感，改变着人们对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原有想法。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所说，中国社会风气面临冲击：69.8％的人认为“善良正直的人常常会吃亏”，赞同“有关系或后台硬，要找份工作不是件难事”的占84.5％。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挫折感、社会不满与对立情绪增加，不同群体间的信任感减弱，更有心理极不平衡者做出反社会的报复性行为。如马家爵案、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等，为我们提供了血的教训。社会公平与正义缺失所导致的剥夺感、不安全感以及邪教充满煽动性的话语将部分社会成员推向邪教深渊。

　　3、陌生人世界里的疏离感

　　马斯洛将人们需求分为五类，其中之一就是爱和归属的需要。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具有群居倾向，任何社会成员都期望归属于某一群体。对于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而言，该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家本位”以及集体主义思维模式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明晰自身位置，自觉履行群体规则。

　　转型社会的来临打破了这种固有格局，稳定的社会秩序面临解构与重组。“当稳定的社会关系被打破，人们相互之问的共同感逐渐削弱时，认同对象陷入一种非确定状态之中，认同主体也随之陷于怀疑之中：我究竟是谁?我究竟在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3]，人们的自我归属感丧失，社会归属感缺乏。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的初级关系和初级群体日趋式微，次级关系和次级群体的作用增强，人际交往变得日趋功利性、契约性。孤独、冷漠和疏离成为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副产品。

　　同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下岗、失业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人们的危机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一方面失去了原有稳定、熟悉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感到被社会抛弃和边缘化。犹如原始宗教的产生源于远古人类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面对充满风险的社会时，也希望获得外界帮助，以代替原有群体支持或获得对未来的可控感。

　　“群众的心理饥渴是邪教滋生的社会温床”[4]，在“熟人社会”社会秩序解构，“陌生人社会”的现有社会支持体系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一些人选择了邪教组织。

　　二、心理安全感的重构

　　面对社会成员心理安全感减弱这一社会现状，增强人们心理安全感，重塑心理安全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和谐运行的内在心理防护，也是反对邪教，取得反邪教斗争最终胜利的有效途径。在这过程中，社区因其独特地位，成为重构人们心理安全感，铲除邪教滋生土壤的重要阵地。加强社区建设，尤其是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成为新时期反邪教斗争的有利武器。

　　1、日益凸显的社区地位与多元化利益主体需求

　　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实行以“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成员对单位具有极强的依附性，人们的社会活动体现的是一种“单位身份”，而非“个人身份”。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原先依附于单位的各种职能回归社会，人们与社区的联系日趋密切。社区成为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缓冲器与减压阀角色；社区服务功能日益得到重视和完善；社区成为重构人们心理安全感，铲除邪教滋生土壤的重要阵地。

　　然而，社区利益主体多元化和服务能力不足使社区服务面临挑战。流动人员、下岗失业人员、个体经营者、三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的出现，冲击着单一的行政化服务方式；老龄化社会、空巢家庭、独生子女丧失的特殊家庭等新社会问题增加了社区服务的难度。社区服务需要实现多样化、地域化，即针对本社区居民构成特点，采取针对性、差异性的社区服务。但实践过程中，社区服务性资源短缺、服务功能薄弱造成社区不能有效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这给了邪教组织吸收新成员的机会。他们以关心、帮助解决困难、提供服务为借口，在人们求助社会未果、需要社会支持或精神空虚时趁虚而入，将人们先拉入组织，再加以精神控制。

　　2、解决之道——强化社区服务功能

　　（1）关注社区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

　　在实现社区服务多样化和针对性时，不能忽视弱势群体、边缘群体需求。这些群体成员的心理安全感薄弱，许多人处于心理与经济双重压力之下，被孤独、悲伤、对未来生活的迷茫、绝望等情感所笼罩，急需社会支持与帮助。

　　（2）发展社区文化教育

　　社区文化教育服务具有消除社区贫困亚文化的重要使命。通过教育，改变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在整个社会分配体系中的不利地位，摆脱由于长期无权、失语、受歧视与排斥所形成的“失能”状态，切断贫困恶性循环，从而树立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抵制邪教诱惑。对于群体成员而言，社区文化教育为其提供了自我发展、扩宽人际交往网络、完善社会支持体系的机会，有助于增强社区归属感。

　　因此，需要强化社区文化教育功能，通过教育为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通过提供交流场所和机会改变现代社区普遍存在的冷漠疏离状态，重新构建社区成员心理安全空间。

　　（3）心理咨询与服务

　　只有心理和谐才能增强对邪教的防范能力。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主要为焦虑障碍和以抑郁症为主的心境障碍[5]。心理健康问题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区心理咨询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社区内专业人员缺乏。

　　因此，通过定期开展心理讲座、提供固定的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实行患者康复和回归社会工程，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构建起一个心理和谐的社区。

　　心理安全感的减弱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主要问题，这为邪教组织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在和谐社区建设中，注重社区服务并由此增强人们心理安全感，成为反邪教工作的新选择。（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1、郭子贤：邪教现象的社会心理分析，《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2、吴东升：当代中国邪教信众的分析，《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3、吴玉军，李晓东：归属感的匮乏：现代性语境下的认同困境.《求是学刊》2005年第5期
　　4、邱鸿钟：当代邪教的文化心理分析与思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6月第2卷第2期
　　5、数据来源：北京《新京报》2009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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