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一次深刻和全面的社会转型。对于这次社会转型，我国学者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经济体制的转轨，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二、社会结构的变动，即社会的管理体制、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体系的转变及其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三、社会形态的变迁，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变迁”。在这些转型过程中，各种新旧体制、新旧文化和新旧价值观念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从而为各种潜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封建迷信思想的沉渣泛起和境外邪教组织的乘虚而入提供了很多机会。
一、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的时期，一些文化水平较低和缺乏劳动技能的人群，往往因为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而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使某些邪教得以利用他们暂时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失衡，通过宣扬“平均主义”和提供小恩小惠等手段来吸引信徒。
首先，与西方的商业文明不同，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在群众乃至部分统治者的潜意识中留下了一种强烈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小农平均主义倾向。因此，纵观中国历史，只要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不大，就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骚乱；但是当贫富悬殊的情况得不到有效控制时，即使大部分的社会成员都能够衣食无虞，也同样容易滋生出强烈的仇富心理和不满情绪，于是一些宣扬平均主义的邪教便会应运而生。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使我国解决了绝大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例如，在1981年，我国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比例（基尼系数）仅为0.29，但到了“十一五”期间，却达到了0.47，不仅超过所有欧洲国家，而且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在此情况下，很多低收入阶层都会产生一种相对的被剥夺感和焦虑浮躁的心态（如部分年轻人的“仇富”、“仇官”心理），从而容易为一些反社会、反政府的邪教所利用。例如，陕西农民季三保于1989年创立的邪教“门徒会”为了利用群众的这种心态，不仅公开提出了“建立平等社会”和“均贫富”等口号，还在《闪光的灵程》等宣传材料中大肆宣扬季三保甘守贫穷的形象，以争取同情。
其次，部分群众的生活困境是邪教在我国滋生蔓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难题，如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三农问题”、“腐败问题”、“下岗待业”、“通货膨胀”、“医疗费用高”、“教育乱收费”等等。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下岗职工的数量猛增，很多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下降，同时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的改革又使居民的实际支出大幅上升，从而使不少居民感到生活不堪重负，迫切希望得到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救助与安慰。按照常理，在社会转型时期，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陷入困境是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就能发挥“减震器”的作用而降低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和通过非正常渠道需求支持和安慰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仍然很不健全，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枯竭和“银发浪潮”的迅速来临，看病和养老开始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为一些打着“练功治病”、“赶鬼治病”或“周济信徒”的旗号吸引群众的邪教提供市场。例如，“门徒会”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仅经常像法轮功一样宣称“天国是个大医院，许多病人都来看”，“吃药打针白花钱”，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周济工作计划》，对信徒之间的相互照顾、救济贫困作了具体规定。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加大我国人口的流动规模并削弱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从而为我国的邪教治理工作带来实际困难。
1、流动性本身就意味着不稳定性。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持续出现的农村人口向中心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虽然起到了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乡村发展的“空心化”和乡村秩序的失衡等负面影响，并且对城市的原有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为大部分的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作为亦城亦乡、非城非乡的“边缘人群”，实际上生活在一种缺少监管的“真空状态”之中，加上他们由于远离家乡和亲人而产生的寻求精神慰藉和社会归属感的心理需要，所以很容易被一些非法宗教团体甚至邪教团体所俘虏。例如，近年来在农民工中飞速发展的“家庭教会”。
2、由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所导致的户籍制度的松动，一些邪教分子在遭到某地的政府职能部门的打击处理之后，能够轻易地以打工经商等名义流窜到外地继续传教，甚至直接逃到国外寻求敌对势力的庇护，从而使许多遭到取缔的邪教组织得以死灰复燃。例如，近年来被我国政府取缔的呼喊派、法轮功、东方闪电等邪教都在境外建立了新的组织。
3、在我国大力推行农村民主改革和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一些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和邪教势力趁机操纵村民选举的情况屡见不鲜，从而使少数农村基础政权遭到严重削弱，甚至被某些邪教组织所把持。这一切都为邪教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例如，据有关部门调查，在湖北省郑县柳阪镇的兰家岗村，由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都参加了“门徒会”，所以当地村委会连召集村民开会这样的小事也要事先征得邪教头目的同意。
三、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向度，而我国的意识形态恰好处于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转型时期，各种亚文化的复兴和外来新文化的入侵使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价值判断上的困惑，从而使某些人得以利用他们的盲从心理来传播邪教。
社会的转型必然导致思想文化的变迁。当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由于社会成员在日益市场化的社会交往中进入了利益博弈期，所以以往那种建立在集体、国家或阶级的基础上的一元价值观念被各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多元价值观（如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所取代。这种思想上的混乱状况从两个方面促进了一些打着“普度众生”和“救苦救难”的旗号的邪教的发展。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强烈利益诉求和利益期望的刺激下，极少数社会成员也像西方的邪教头目一样，产生了通过传播邪教来牟取个人利益和满足个人欲望的要求。例如，“主神教”的教主刘家国在被捕之后曾对审讯人员承认，“我搞主神教，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而李洪志创立“法轮功”的最初目的也是如此，据有关部门查实，仅1992年5月至1994年底，李洪志就通过在全国各地举办“学习班”的方式窃取了300多万元的学费。后来，他又委托法轮功武汉总站的负责人开办了一家名为“武汉深深集团”的公司，并且通过该公司非法出版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制品牟取了9000多万元的暴利。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另外两家产业也通过类似的非法手段为他赚到了4000多万元的收入，并且全部没有上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另一方面，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在新与旧、中与西、正与邪之间发生剧烈的摇摆与碰撞时，相当一部分个人便会陷入产生的精神困惑和沉重的心理压力，并且由此萌发出一种寻找精神归宿的和安全感的强烈愿望。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很可能在一些外部因素（如患病、失业和事业受挫等）的刺激下，听信邪教的异端邪说而走向社会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