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邪教的现状及危害
目前，活跃在世界上的国际恐怖组织中，约有四分之一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邪教活动，危害了人民的正常生活。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机构都严厉打击邪教，但是，也有个别的国家或政体为了一时的利益，对邪教的活动纵容、姑息、绥靖或束手无策。有些邪教组织对当局采取蒙骗、利用、施压或讨好等软硬手段，暗中挑拨意识形态矛盾、操纵选举、钻法律空子、收买要员，致使政府态度暧昧、政策摇摆、前后矛盾、内外不一，造成执政失误，将社会发展进程引向弯路或歧路。
美国始终是各种邪教滋生和积聚的大本营。现有注册或地下的异端组织数千个。因为标榜思想自由以及“社会文化的多元化造成的宽松法律环境”，美国在物质富有和精神贫困的条件下产生了大量的异端学说，同时也吸纳了许多在外国无法立足的邪教组织和流亡的头面人物。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辛格在写给白宫的一份报告中估计，“美国的邪教组织在高峰时期多达2000—5000个，有1000—2000万人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邪教活动”[2]。1998年，在美国成立的“千禧年观察研究中心”的数据库里就保存着1200多个邪教组织的档案。
在国内，以法轮功为代表的邪教具有极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遇到适宜的空气便死灰复燃。1999年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但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以“法轮功”为首的邪教剽窃各种宗教的名词术语，并加入了许多迷信狂言，拼凑而成的歪理邪说，要修炼者有病不医，不吃药打针，打着练功强身治病的幌子来骗人、害人，这不仅是反科学、反文明、反政府的，也是反宗教的。“法轮大法”的迷惑性、欺骗性、危害性是非常严重的，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据有关统计，全国各地因练“法轮功”而致死的有743人”[3]，还有许多人因练“法轮功”而精神分裂，这是多么触目惊心，惨无人道，这是对最宝贵的人的生命权的侵犯，是对法律的亵渎，对文明的亵渎，也是对宗教的亵渎。聚敛横财、躲到美国享清福的“法轮功”头目李洪志走出豪宅与西方反华势力一唱一和。他披着骗人的外衣，自己打扮成受迫害的宗教领袖来控告中国政府违反人权，并用反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向西方主子邀功请赏，公开充当西方反华势力的可耻工具和走卒，妄图起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作用。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破坏中国社会稳定，充当西方的反华工具和走卒，已成为李洪志及“法轮功”邪教组织所有活动的实质内容。
邪教的存在严重的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新的实际，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而“一些领域和地方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4]。这些都严重的腐蚀人们的灵魂、污染社会风气、影响正常的生活秩序。适应新的形势，积极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营造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已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
其次，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已经享有崇高的威望。传统的迷信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要想占领部分市场，就必须进行科学的包装，一些现代的占术师、算命先生，便精心策划，利用各种手段和各种方式为自己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把占卜、算卦说成是科学预测，从而颇具欺骗性；“更有一些人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如周易“去其精华，取其糟粕”，把周易中浑厚的哲学内涵弃置不顾，而专取它的预测功能”[5]。对于大多数尚未掌握科学方法的人来说，一听是XX预测学，便误以为是一门与其它学科并立的科学，其实占术或算卦说是一种预测方法也不能算错，问题是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只能算是一种经验方法，有的术士则连经验方法也不会使用，完全是骗子行为，目的就是骗钱。
科学越是进步,教育越是发达,生活越是富裕,人们对信仰的需求也就越强烈。在“法轮功”的习练者中,许多人或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渴望治疗心灵的创伤,或为了追求超常的体验、向往未知的领域,或为了追求个人崇拜和个人理想。这些人容易被“法轮功”这样的精神鸦片所麻痹,使自己成为邪教精神控制下的政治工具。
许多现代邪教是更加露骨地反对科学的，而且并不讳言其反科学的立场。这是因为：首先,现代邪教本质上与现代科学截然冲突，难以伪装。其次，由于现代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和社会对于科学技术应用上的偏差，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精神异化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再加上许多人分不清科学本身和狭隘的唯科学主义和科学沙文主义的区别，许多现代人对于科学价值和意义产生了怀疑、困惑甚至不满。邪教趁机以现代科学的激烈批判者的面目出现，往往能引起许多现代人的共鸣。
同时，正统宗教与邪教势不两立，是邪教的天敌。因为邪教往往是正统宗教的假冒伪劣品，与正统宗教争夺信众，并篡改正统宗教的教义，所以正统宗教对于识别邪教最为敏锐，对于批判和打击邪教积极性最高。“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对巫术的批判和镇压，也是不遗余力的”[6]。一切正统宗教教义中都有直接批判现代邪教的内容，任何坚定虔诚的正统宗教徒都不太可能信奉邪教。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值得认真发掘。邪教主要标志之一是：神化教主，极端的个人崇拜。而所有正统宗教都对此严厉批判。“伴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人们的思维观念呈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邪教组织也乘机而入频频出现于我们的生活中”[7]。目前仍有人对邪教和宗教的区别没有清醒的认知。宗教对人类，对社会和国家是有益的，应当被尊重。在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寻找精神家园，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终极价值是什么等等，形形色色的邪教打着宗教的幌子开始出现和活动。宗教与邪教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分宗教与邪教成了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宗教是一种信仰,宗教有宜于人的身心健康,宗教的经费是通过正规渠道取得,而邪教是打着宗教名义毒化人们思想，破坏社会稳定，宣扬歪理邪说，亵渎宗教教义，是骗人、害人，危害社会的精神垃圾和精神鸦片。因此，脱离宗教的正确轨道是邪教。
二、反邪教的防范治理对策以及理念
邪教由于它存在的历史性以及社会客观性不是在短时期内能消亡的，但是应该把邪教的危害降到最低点，所以在我国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分化瓦解、步步为营逐步实现对邪教的有效治理。
（一）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从思想意识源头自觉抵制邪教。
科学发展观是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8]。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不断增强全民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法轮功”邪教组织最直接的危害是对练习者的身心的残害，李洪志所编造的“法轮功”邪说，极端神化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如来佛转世，使那些练功者都将其看成是“救世主”，给他们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所以，笔者认为深入开展同邪教组织的斗争，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进而揭露“法轮功”邪教侵犯人权、残害生命的邪教本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抵御邪教的能力。
（二）要用科学的发展观的内涵来强化宗教发展意识。
民族宗教工作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如何发展，怎样发展，是摆在党和政府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必须致力于抢占制高点，拓展新空间，引领新理念，不断提高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做好民族宗教工作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如何强化宗教发展意识笔者认为有如下两点：
首先，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把着力点放在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上。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推进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加强民族宗教工作，加快推进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有利于协调各民族各教派的各种关系，维护各个民族各种宗教的合法正当权益，化解人民内部各类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必须十分重视和推动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维护各民族、各宗教的合法权益的有关机制，及时处理好各民族、各教派内部各类纠纷，化解各类矛盾；积极贯彻疏导方针，及时将各类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其次，必须把落脚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党工作的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民族宗教工作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放弃或放松了发展，民族宗教工作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因此，民族宗教工作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必须紧扣发展主题，服从和服务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牢固树立“服务就是民族宗教工作第一资源”的新理念，把民族宗教工作根植于经济活动之中，鼓励各民族群众、各宗教群众干事业。
（三）必须建立宗教活动创新型机制，处理好宗教与邪教的关系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宗教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也要正确处理好宗教与邪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党的重要工作只能是无条件的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凝聚人心，聚集力量，围绕中心把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民族宗教工作带来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西化、分化的压力，应该说我们宗教考验与挑战并存”[9]。融入新的历史条件，必须创新宗教工作机制，实行配套改革，充分调动宗教工作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必须迎难而上，勇敢面对。所以必须健立健全统一、精干、高效的宗教工作机制。按照中央要求，要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统战部协调抓重点，各部门密切配合、全社会关心参与的宗教工作新机制。坚持各有关单位的政府部门行政执法主体不变，政府分管领导不变，单位机构级别和干部职级待遇不变，经费来源渠道不变，在配套改革中，实现减员增效搞活的目的。
（四）争取对邪教胜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全面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坚持科学发展观重要方面。科学文化素养主要是指三个方面，一是了解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二是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三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立场、办法处理面临的各种问题。
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加上部分人的科学文化素养不高，特别是在农村，一些文化程度不高、文盲半文盲的人对新鲜事物和正面的东西不容易接受，对愚昧、落后的东西反而容易接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社会变革时期，有些人不了解社会和科学发展的趋势，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或遭破产，或发横财，他们都有神秘和不安定感，再加之缺少科学知识，缺乏精神支柱，他们感于今生，期于来世，采取在迷信活动中寻求心理安慰。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大肆散布反科学的歪理邪说，所以笔者认为应当重视科学文化教育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需要全面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思想形态上自觉抵制不健康的宗教观。
笔者认为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必须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邪教组织和参与邪教活动人员的关系。在防范和处理邪教组织中，要分清对邪教组织的定性并不是对所有参与邪教活动人员的定性，区别邪教组织中的策划、组织、指挥等上层骨干人员和一般参与人员的关系，区别有杀人、抢劫、敛财、诈骗、奸淫妇女等违法犯罪和参与一般活动人员的关系。
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教育与打击的关系。教育转化“法轮功”未转化人员，教育参与其他邪教人员的目的是不断地消弱邪教的基础。“对社会全体人员，特别是青少年和邪教容易滋生蔓延的山区、贫困地区的群众开展警示教育，是为了使人们认识邪教的危害，远离邪教、抵制邪教、铲除邪教滋生蔓延的土壤”[10]。依法严厉打击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震慑犯罪，警示教育更多的人不能从事邪教违法犯罪活动。打击也是进行教育，教育和依法打击都是为了铲除邪教，最终达到无邪教。因此，既要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又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文化、行政等多种手段进行教育，既要依法严惩少数犯罪分子又要坚持扩大教育面。
三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防范和疏导的关系。防范是为了更好地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活动，疏导也是为了减少违法犯罪活动，但从一定角度上看，疏导、引导更具主动性，更能减少信仰型、身体受益型等痴迷邪教人员离开邪教。防范要构建社会防控体系，既要建立以610办、公安、国家安全、广播电视、通讯等专业职能部门和基层党政组织为主体的防控体系，又要动员社会力量参加。
四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打基础和创新的关系。在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中，打牢基础很重要，必须花大力气加强基础建设。在解决问题上，要用创新的办法创新思维、创新机制、创新工作方法等。在处理邪教工作中，也有一个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问题，有提高斗争艺术、讲究工作方法的问题。
总之，邪教的猖狂活动，不仅在宗教界引起混乱，而且酿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邪教问题，作为一个亟待治理的社会问题，摆在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面前。只有从理论上正确区分邪教与正统宗教，才能在实践中做到打击邪教，保护合法宗教，彻底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反邪教工作中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科学的理论和思想同各种歪理邪说、错误思想做斗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广大群众自觉抵御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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