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源于人们对神的追溯，是人类对自身的发现、发展和复归，世界各种民族早期都存在对神的信仰，信仰神的最高阶段就是宗教的产生。所谓宗教，就是由早期的万物有灵多神崇拜抽象、归并为一神，即上帝、安拉、或佛陀。天国统一于一神，完成了自身的发展历程，这与人类社会民族精神民族共同体的完成情形相同，甚至同步，它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无神论在论及宗教的消极方面时，把它定位为“毒害人民的鸦片”，但无神论者仍然注意到了它的积极的一面，马克思说:“从历史上看，宗教对于人类的发展起着“拐杖”的作用。尼采也表明过类似的意见。因为宗教帮助人们有所幻想，并使幻想变为现实，加速人性的成熟，促使社会趋善向好。在宗教的作用下，人们的思想趋于统一，人际关系易于和谐。马克思还说:“宗教世界是世俗社会的幻化。”首先，宗教世界源出于世俗社会，这样才有意义，获得民众的认同。第二，宗教世界比世俗社会完善，既是幻化，必然取其优而去其劣，于是把世俗社会人们最欣赏、最向往的物质丰富和精神安适抽象为“天国”、“天堂”、“极乐世界”。它们在理念中存在，而宗教并不刻意去区分理念与客观现实，于是“天国”也就真的“存在”了。由此可见，宗教实际是世俗社会人们生活的延伸、幻化，是思想感情的寄托处，最理想的“心灵家园”。所以，当今世界宗教与世俗社会并行不悖，无神论政党执政的国家也承认并维护宗教的合法地位。
与正统宗教截然不同，邪教的种种异端邪说，其核心内容是剖判宗教世界和世俗社会，鼓吹它们的矛盾、对立，制造二者的冲突。邪教的突出特点是行动大于理论，它的理论教义可能粗浅不成体系，便由行动“丰满”它，强化它。这种所谓“行动”多数具有暴力倾向，而且多数又是不可逆的，镇压或劝诱都会使这些行动更坚决，只有当一种邪教教派全部废止，“行动”才会自行结束。邪教也叫“异端”或“极端宗教”，但它们并不是宗教的派生，而是采用并歪曲传统宗教的一些学说，结合原始巫术拼凑而成的唯功利性的社会群落。邪教的“宗教”色彩极为浓厚，已经扩张到了极端，但正因为它的极端，便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且它的唯功利性也与一般宗教格格不入。在教义方面，邪教与传统宗教并无很大的差别，遵循着灾难、修行、天国三段式架构，只是增加了一些巫术的学说和手段，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邪教的理论学说本就取于传统宗教。两者的差别在于行动，这就是:邪教企图立即证明并建立“天国”，在证明和建设中往往使用暴力，部分邪教组织还有利用邪教教徒发动暴乱，以建立自己邪教性质的世俗国家政权的企图和行为。因此，看一种教派是不是邪教，根据是它的表现行为，而不仅仅是它的宣言。
邪教有三个特征和三项性质。三个特征是:现世教主，邪教教义，以精神控制为主的宗教活动;三项性质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
教主。邪教教主无一例外都是现世活人，他们的身份是“天国”的使者，或者本人就是“天神”，甚至是超越席卷一切神的超然神，由于他的现身说法，很容易招揽徒众，于是以教主为核心，一宗邪教迅速形成，之后是在邪教教主教义指导下的奔赴天国的传教、护教行动。根据教主的说法，徒众如果功德圆满达到天国，必须“度脱”若干教外人士，这是邪教迅速膨胀的根本动力:入教、传教，再再传教，一座无限金字塔。
邪教教主在某些方面确有特殊才能，一般人难以模仿难以达到，或者是卓越的演讲口才，或者是聪颖过人的头脑，或者是高超的武功，或者是高明的医术，或者是奇妙的魔术戏法。这些手段、才能与神与宗教本无关系，但教主利用这些最平民化的方式手段吸引民众的注意力，有意把它们神秘化，教主的地位便确立了。西汉时期活跃着许多巫师，他们的主攻方向是获利，主攻目标是宫廷。当时还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巫师还不懂得创立邪教谋财进而称帝，他们的巫术最终也只是巫术，比如栾大使围棋子互相排斥，让过午的太阳又回到正午，少翁使皇帝宠妃的魂魄再现，虽然各在朝廷上得意于一时，但毕竟是单兵作战，作弊暴露，巫师被处死，巫术也随之俱去。东汉巫术散落民间，适逢佛教传入东土，巫师便取用佛教的“轮回”、战国燕齐学派的“仙怪”和儒家的“修德”拼合成一宗新理论———太平说。这种学说很顺畅。资深学者和贩夫走卒都可以理解并信奉:宇宙即将发生大灾难（恐吓），但好人可以避开灾难而成神仙（利诱），跟随他修德向善就是好人（精神控制）。这个三段论是邪教的宝典，为任何时代的任何邪教教派所运用。巨鹿人张角原是巫医，作为巫术和医术的混合体，巫医治疗疾病兼用心理暗示和针石汤熨，有时巫多一些，有时医多一些。张角的行医更偏向于巫术，他的治疗理论是:疾病是罪恶之果，罪恶是疾病之因，人们只要真诚忏悔罪恶，不需医疗，就会恢复健康。汉末瘟疫流行，张角用符咒和汤药救治病者，于是就成了教主。治病就转成了传教。传教的效验当然胜过了治疗，治疗只能一对一，传教则是金字塔原理，信众的扩增速度是由一而十，由十而百而千而万，所以张角的徒众短时间内遍及全国州郡。张角把他们军事化管理为三十六方，小方六千，大方一万，约定时日，一同举事，以黄天代替苍天，由邪教教主登极为人间皇帝。当教主、做皇帝并不是张角的本意，他行医作巫法的目的与耕田陶泥推车挑担一样，不过是谋生手段，但财富的爆发式聚积和信众的狂热拥戴，使他上升为教主，教主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就不满足仅受本教信徒的拥戴，只做本教的领袖，而要君临天下，驭使万民。教主的发育历史大体就是这样。巫师成为教主后，本教要编造许多关于教主出生、成长和治病的神迹，是欺人也是自欺，到后期，教主大抵相信确有此类神迹，所以，邪教教主在晚期仍然能保持清醒、明了自己在运用骗术的，为数并不多。在浓烈的邪教气氛中，教主永远被虔诚的迷狂的信众包围，原本有坚强的理性思维的人也很难“理性”，何况邪教教主原本就可能有偏执、臆想方面的性格、人格缺陷。
教义。教义或充当教义的宣传文字是邪教构成要件，但教义在表面上一般并不“邪”，相反，它很“正”，至少有的邪教的公开宣传品是这样的。被黄巾“蚁贼”用来发动暴乱的《太平清领书》当然是该教的教义，它虽有巫觋之语谶纬之言，荒诞不经之处不少，但它最诱人的部分却是理想主义的社会蓝图:富足安乐。比如扶弱敬老，有财相通，有知相教，有珍奇相遗，这是它构造的美满的人际关系，再如人生有报应，善恶可累积并世代相传，这是它对人的品德修养提出的要求，简直可以说是高尚，人不但一世为善，还需世世为善，“人间天国”由此可以顺利建成了。“五斗米道”把这种乌托邦理想实物化，进行了几乎已经达到了成功的实践，在汉中建造了人各取所需、厨中无剩饭、路上无饥人的原始“共产主义”政权。教义是宣传，宣传有真伪，有许多内容全凭教主发挥，与教义大相迳庭，教主的权威远远大于教义。教义是死的，教主是活的，所以教主随时可以发布新的指令或“经文”，成为新的教义，教义的作用在于聚合徒众，聚合以后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解释或添加。黄巾军取《太平清领书》，在于利用它“万众一心”这一点，万众既已一心，这“心”当然归教主本人。“五斗米道”的宗教实践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确实在人间建立了“天国”，依一般社会学观点来看，可以让他们存续下去，或进一步由他建立独立的国家形式，世俗政权可以不作干涉。但人们必须知道，看似平和完美的邪教教义具有无限扩张性质，教主与教义在这时达到了一致，所有的邪教教派都酷爱“输出信仰”，教徒们不但自己笃信邪教，还希望更多的人们与他们一样改信邪教，希望一旦受阻，就可能使用暴力强加于教外民众。而邪教信仰的输出总是伴随着血与火。
邪教教义的形式却比较简单，就是取用已成型的传统宗教或其他邪教、社会学说和民间巫术民间神怪传说，组成庞杂的理论“体系”。这种“组成”一般是无机的，一宗教义中互相矛盾、抵触的地方多有，连教主的出身都有可能有多种说法，因此不能不既庞且杂。正因为它庞杂，才可以为各阶层的人们认可，从中找到自己的依存点，这是邪教能够吸纳包容各阶层人士的原因所在。也正因为庞杂，它不易被全部“证伪”，而邪教的“好处”是:只要有一点支撑，邪教的理论大厦就可以不倒，所以，邪教教义永远不可能被证伪，除非它自行消亡。自行消亡的前提往往是教主本人死亡，信徒星散，而企图在理论上批判邪教，使邪教笃信者“迷途知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邪教教义既不肯接受实践检验，也拒绝教外的各种理论诘责与批判。
各类邪教教义在取用教外学说材料时大抵不出佛、道、儒三家，取用的侧重点有异，大体是取佛家的轮回和劫难说，取道家的神仙长生说，取儒家的修养德行说，其理论顺序如前所述:“世界（或宇宙）即将发生毁灭性的灾难……”威胁加利诱，还指明出路，威胁是灭顶的:形神俱灭;利诱则最终极性的:成佛成神成仙，长生不灭。于是邪教的威胁和利诱都威力巨大。教主指引的趋利避害的途径简便易行:加入他的教派。人们终生最关心的便是生命问题，害怕死亡，渴望长寿，所以，迷信尤其是笃信邪教的人们跌入这片深渊，乃至万劫不复。正如人们所习见的，邪教徒苦苦追求长生，渴望圆满，然而长生和圆满却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这里便发生了人类社会最荒谬的现象:人们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长寿的渴望而加入邪教，目的是获得它的庇护，结果却是更早地死灭，死于他们所恐惧的“大劫难”到来之前，死亡方式多数为自杀或教内集体自杀，而使他们匆忙自杀的所谓“大劫难”却总是不能如期而至。不过教义不这么认为，它说:他们并没有死灭，他们不过是转变了存在的方式，换言之，他们圆满了，获得了永生。至此，邪教教义的反动本质才最后暴露无遗。
教徒。各邪教教派分别拥有自己的忠实信徒。依忠诚程度形成若干层次，但总体的忠诚度，邪教教徒远远高于政治社会团体和传统宗教。政治社会各团体的参与者，都是个体的组合，在组织中他们密接为一个团体，独处时他们则是个体的自然人和社会人。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们必须完成自己承担的各项任务及责任，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因此，他们既有群体活动指向，也有个体的活动指向，两种指向有时一致，有时不相关，或者相背。同样，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多形态的，以与社会同步、协调。传统宗教的信奉者把宗教信仰列为精神需求，教徒既敬仰上帝，也遵守世俗社会的一切规范，享受社会提供的物质生活。
邪教教徒相对于社会公众，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人员数量上和社会发言权上以及财富占有上都处于劣势。他们当然深知这一点，并对此十分敏感，耿耿于怀，所以，邪教徒们特别注重自身的团结，强调对信念的坚定不移。团结要求亲密无间，信念必须绝对忠诚，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弱势，所以自卑，特别在意“外界”对他们的社会评价和人际反应，他们装作漫不经心，对批评挖苦充耳不闻，会做出自身彻悟悯然看众生群愚的智者姿态，其实他们的仇恨和愤怒绝不比常人少或小，邪教教派暴乱对教外人的屠杀尤为残忍，原因即在于此，那是长期被压抑的愤的非理性爆发，是对所受政治压迫宗教迫害的狂蛮报复。自卑的另一方面，邪教教徒又极其自傲，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先知先觉，洞悉或即将洞悉宇宙的全部奥秘，看到听到感觉到了日益迫近的大劫难，而那些为常见束缚的人们对此竟浑然不觉，仍然浑浑噩噩，苦口婆心，杜鹃啼血，总也唤不回那无数痴迷的心。邪教徒看常人，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俯视众生的感觉。他们便在这不断加深的自卑和自傲中挣扎，终于与社会彻底断裂，进入信息全封闭状态。但邪教组织有兴奋剂输入，就是新的入教者，每一个“觉悟者”脱离世间苦海加入邪教，都会带来亢奋，使他们更为团结，信念更为坚定。因教义的性质和教主性格的差异，亢奋的教徒的宗教行为表现为两个方向，内敛和外放，目的都是维护、保卫、弘扬本教。行为方式多是以身殉教。内敛式的殉教方式是自杀。他们不耐长期的等待，渴望立即升入天国，他们先是恐惧大劫难，经过入教的“洗礼”与熏陶，转变为渴望大劫难，因为大劫难降临之时便是他们升天之日。可是漫长的期待之后，大劫难仍然没有发生，等待的心理极限被突破了，于是决定自己主动寻找。当然他们会在教义中或教主的讲话中为自己找到一点依据，以支持自己的率先行动。在自杀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出于“高尚”的动机，希望以一死来惊醒世上“糊涂人”。外放式的殉教方式是攻击型自杀，对损害他们的教派、诋毁他们的教义、污蔑他们的教主的人或组织、社团，采取主动出击行为，进行报复或警告，直到爆炸、焚烧、杀人。这两种行为都是暴力性质的，对社会造成直接危害，政府必须密切注意，加强防范。严重的问题是，几乎所有邪教组织，当它发展、膨胀到一定规模即自认为实力可以与政府对抗的时候，都会走上暴力护法、弘法这一阶段，邪教之所以危险，原因就在这里。到这一阶段，邪教不是在肉体上消灭自己，就是消灭别人，这都是对人的生命的非理性剥夺，毫无疑问属于犯罪行为。在中国历史上，邪教剥夺自己生命的事例鲜见，剥夺教外人生命的暴乱却十分普遍，就是说，这些邪教大都采取外放式的殉教方式。所以，中国的邪教暴力最频繁，规模最大，危害最酷烈。太平道的暴乱持续了18年，遍及天下九州中的8个州，因暴乱而死的教徒和平民不计其数。白莲教暴乱延续极其久远，历经三个朝代600余年，中间变换闻香教、清茶门教、八卦教等各种名目，造成的破坏难以估量。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农民起义利用了宗教的形式，以宗教作掩护，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是邪教利用了农民起义。看他们在宗教狂热下的非理性屠杀，性质便一目了然。
邪教教徒的意识范围很小并且越来越小，精神自我控制能力很弱并且越来越弱，他们对教主的绝对崇拜于是发生。在教徒的拥戴下，教主是具有神格同时又具有人格的现世神，教徒对教主进行集体无意识的绝对崇拜，教主的任何言论、行为，都自然神圣，绝对崇拜造成绝对自由，教主即使纰漏多多，教徒也视而不见，所见尽为神圣。教主素食，那是爱惜生灵;教主吃肉，那是度脱冤魂;教主不睡觉，那是神的元阳永不疲倦;教主睡觉，那是神游天国，教主不近女色，那是大神混元不别阴阳;教主纵欲，那是灵神传递，教主逃往外邦，那是外邦人更愚昧，急待教主去拯救;教主被抓回来了，那是上天安排的一场必经的磨难;教主死了，那是尸解，元神早已脱离躯壳，上升到最圆满的极乐世界。教主咳唾珠玉，呼吸风雷，他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谎言被揭穿，所有的谎言都由信徒自己去圆，所以永远不会“穿帮”。教主宣布，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天塌地陷日月都坠落，言之凿凿，该年月日时刻到了，天地如初，日月如初，教徒说，是教主拯救了这世界。接着教主宣布下一次灾难时刻，当然，他肯定会照例再次“拯救”世界。教徒殉教自焚升天，死得痛苦，他相信因为自己的罪孽没有赎完。烧而不死，他认为自己修行不够，定力不足，火候不到，以至受了邪魔干扰。自焚未遂，他发现自己点火时有点犹豫，于是机会丧失了，即使根本没犹豫，他也要强迫自己相信真的犹豫了。不管教主的话如何荒诞不经，教徒也会深信不疑，不管教主如何丑陋恶毒，他们也会舍命相从。邪教教徒的所作所为无法解释，人们寻找到的原因说他们发生了因固执而致的精神疾病，其实，这是他们在自觉接受教主的精神控制，信徒越多，控制越容易。因为此时他们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集体无意识有强烈的暗示性，而有意识的人们习于从众，所以很快全部进入无意识状态，教主的精神控制成功。这之后，教主想什么，做什么，就绝对自由了。
邪教教主一般有人格缺陷，超乎异常的“成功”鼓励了他的野心和贪欲，信徒的绝对崇拜使他对自己的定位随之提高，最终迷失他原本就不健全的本性，而信徒在他的迷狂的引领下表现了加倍的迷狂，具有欺骗色彩的教义则持续召引新的信徒，这是一支力量强大但十分盲目的力量。另一方面，正统国家政权对邪教的不宽容和对它的剿除，也会发生强力反弹，所以暴乱就必然发生。迷狂的教主带领迷狂的徒众，这支盲目的力量又很强大，它们行为肯定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反之，一种宗教表现为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那么，它肯定是邪教。反人类。邪教彻底否决人类的各项基本权利，比如生存的权利、思想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人类存在并延续的保证，否决它们，就是在根本上反人类。在邪教组织中，只有教主才享有“人权”，他思考问题，发布指令，他的思考代替了所有徒众的思考，他的指令全体信徒必须无条件服从执行。邪教的精神控制使信徒完全接受这一切，并为此自觉“幸福”，他们的唯一根据是，教主绝不会害他们。可是，教主本人也不一定能分清害与不害。教主连同教义，附以神秘的宗教仪式，迷狂的宗教组织，使信徒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失去对事物和自身的最初级的判断力。趋利避害应该是人的天然本性，绝处求生是人的基本反应，但在邪教组织内部，这种最基本的判断都发生了问题，简单说是他们拒绝对此进行判断，教主说，灾难将临，我们都逃不脱了，因此我们必须死，死在灾难发生之前，教徒于是同意集体自杀。但教主又说，天国就在我们眼前，它的大门即将关闭，我们必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放下生死，从容升入天国，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死，于是信徒同意集体自杀。这两种表述互相矛盾，他们是因为不能忍受灾难预先自杀呢，还是为上升天国追求圆满?二者只能居其一，但信徒绝对不考虑这些矛盾纰漏，唯教主之命是从，不管教主的宣言如何悖谬和朝令夕改。邪教组织最习见的活动为自杀和杀人，非法剥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是犯罪，而在宗教组织内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生命的泯灭，而是升华、转化。东汉太平道张角的“治疗”疾病采取的方法是“不治疗”，只让病者忏悔罪。侥幸病愈，他说病者已获神的宽恕;不幸死了，他说神没有宽恕或者他们忏悔不彻底。就凭这种极为肤浅的恫吓和谎言，张角居然迷惑了全国8个州的30多万信众。东晋末年孙泰、孙恩以五斗米道发动暴乱，浙中农夫村妇辗转追随，与官军转战江南，妇人因受婴儿拖累，行军多有不便，竟把婴儿装进竹筐投到河里，还把这叫做“升天”，对着江水祷告说:“你先升天了，真的好羡慕你，但过不了几天，我会来找你的。并不悲戚，因为他们坚信孩子确已升天，她们不久也确会追随而去，母子天堂相见，其乐融融，远胜在人界受苦。妇人们平时可能连老鼠也不忍心杀死，现在却亲手溺毙骨肉，邪教的残忍如此。
反社会。人性基础被邪教坚决瓦解，教徒们过着自认为最纯正、最神圣的生活，实际他们用自己的世界观创造了迥别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世界的“宗教世界”实际是邪教世界，脱离了正统社会，营造了自己的“宗教社会”即邪教社会。但这时的邪教徒和他们的教主有双重的不满，第一、除了本教的“教友”们，教外人士仍然经营污浊的生活，既不知大难之将临，更不愿放弃浑浊皈依光明，可见明教传教任务的重要而迫切。这么多人需由教主和他的教徒们的度脱，指点迷津，引导芸芸众生出苦海，达到他们划定的神圣天堂，可是他们居然拒绝指点和度脱。第二，不但拒绝，那些教外人士对他证明本教弘扬传播本教和执著修行颇有微辞，不理解、反感或批判，这是他们的事业的严重障碍。正如前所述，邪教教派虽然在表面上我行我素，对批评批判置若罔闻，实则非常在意公众的态度和评价，绝没有做到心如止水。众所周知，传统宗教的现世态度是宽容，对宗教外社会和其他事物的宽容，对教外人士的宽容，包括宽容无神论者、怀疑论者对宗教的批评，而邪教的原始宗教性质决定它的狭隘、自私、自闭、不宽容、好斗，不能容忍教外人士的不同声音，即使这种声音低如蚊蚋，他们也闻之若雷。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教主和教徒们是神是圣，反对他们的肯定是妖是魔，凡妖魔必须除尽，妖魔不除则修业不成，冲突于是发生，基本态势是邪教与社会相敌视，鄙视人类社会数千年形成的公理、规范、道德、法律，视这一切为荒谬。人伦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邪教破除这宗关系，在邪教组织中，父子不相认，夫妇不相亲，族属不相闻，偶有接触，也是宗教行为。社会公德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使社会全体人的互相交往和谐有序，邪教要把邪教教义充作人际关系的唯一尺度，除此一切皆罪恶。法律强制回归人们的越轨行为，保证社会秩序，邪教视法律为妖魔，完全无视法的存在，凡事任意，所谓“意”，即邪教的各种理念、信条。在邪教内部，不存在所谓“社会关系”，教主本人代表一切，包括社会各类关系，可是他们并不满足于在本教内抛却“社会”这个枷锁，一定要把这项“革命”推广到整个社会，在邪教所能控制的地域，在他们“执政”期间，反社会的实践被残酷地实行着，在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域和时代，也不放弃以传教和暴乱的两种形式向社会宣战，清代中期以后几种冒名“农民起义”的邪教暴乱，就是这么做的。
反政府。邪教的异端邪说把自己置于人类的反对者立场上，主观上与自然存续发展的人类为敌，它反人类的本质导致反对现存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即正统社会，而反社会一定要与政府冲突，因此，邪教教派几乎全部反对现政府，不管政府对它们是宽容、支持，还是反对、镇压，其反对政府的宗旨不变。因为邪教的终极目标虽然是天国，但在升天之前，他们首先要建设人间天国，而人间天国的障碍则是现政府。这个道理本自浅显，任何国家政权都不会将“玉玺”拱手相让于邪教，除非皇帝、诸侯本人就是邪教主或邪教徒;也没有任何一宗邪教甘心于自己的邪教异端地位，邪教主和邪教徒为争得合法身份地位，首先自己要手握玉权，口含天宪，不必说大教主，就是村野巫师或流氓无产者，一旦有神灵附体又有信徒拥戴，就迫不及待地“登极”改元颁大赦令充实后宫。中国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尊号以来。这类乡野小小的邪教“皇帝”多如牛毛，有时他们连“邪教”都来不及创立，直接登极称帝。由于极多且均为闹剧，以至正史不屑于记录，当然，这些“皇帝”和他们所创立的“政权”全数短命，或不出旬日，便草荐其尸。但是，一些野心极大的邪教教主，偏偏在早期还没有被自己的神迹和信徒的崇拜置换掉还算清晰的头脑的话，其危险性就不可小觑了，它们将成为政府的主要敌人。早期邪教多为秘密结社，或以他合法形式作掩护，即或公开传教，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政府，有时还提出支持拥护现政权的纲领口号，在公开的教义中，更没有离经叛道反对政府的言论内容。历史上多数邪教声明自己纯为功法或学术，与政治无关，等于告诉政府不会与之对立。这一时期，政府的表现多不如人意，掉以轻心，不施警惕，以至在自己的后院中养成吃人吃国家的老虎，政府仍浑然不觉。这一方面由于政府轻信邪教的宣传，以为这个团体修炼功法引导人们修德向善，未尝不是好事，可以抵消缓冲国民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比如东汉朝廷，比较李膺杜密范滂等清议之流对政府的耳提面命诽谤于朝野，它宁可亲近张氏兄弟的愚民邪说。另一方面，邪教反形未露，政府贸然取缔，应属师出无名，将会激起民变。政府的不干涉甚至纵容鼓励，使邪教迅速壮大，影响势力蔓延至各个角落，包括朝廷和后宫，邪教之有孔即入无孔钻孔的威力，政府从来都是始料不及，一旦成势，即已燎原。太平道传教入宫廷，信教者有徐奉、封，为十常侍之二，黄巾举事，徐、封预作内应，若不是唐周举报，东汉朝廷在184年3月就已寿终正寝。孙恩的五斗米道把司马道子的世子（实为太子）司马元朗发展为信徒，孙恩、卢循所以有恃无恐。会稽太守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孙恩叛军逼近，他不作准备，施术作法而已，浙中于是涂炭。
手段或有婉转，既定方针不会变。邪教强大如此，伪饰可以丢弃了，韬晦时期结束，转入进攻时期，痴迷的教徒裹挟大批民众公开对抗政府。邪教的反政府攻势不在于多么凌厉，而在于持久，官军可以很轻易地冲散暴乱军队，但他们聚合更快，并且大量“复制”，所以剿除相当困难。白莲教于1796年暴乱，至1804年被平定。延续8年，在中国腹地横行暴虐，官军疲于奔命，战火此起彼伏，先后有65名白莲教大头领被杀被俘，解送京师，磔刑示众，但教徒并不畏惧，竟至争相赴死。所幸嘉庆朝廷剿除邪教的决心已定，倾力扫荡鲁鄂豫赣各省叛军，镇压成功，至清末世纪之交，白莲教才又死灰复燃，因为邪教的本质决定它不会放弃反政府的“最高纲领”。但是，邪不压正，邪教邪而少智，勇而无谋，与世俗的政府权力对抗，它永远是输的一方，邪教教主在迷狂之前，在创立本教之前就应该牢记这一规律。与政府对抗、公开反政府，唯一结果是加速自己的灭亡。
200余邪教教派，相应的教主和教义，似乎纷纭繁复，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邪教的构成部件都是现世教主、以大劫难为核心内容的教义和被完全精神控制的信徒这三大件。所有邪教的表现都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三线一体，据此就可以“指认”邪教。中国历代政府在处理邪教问题上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所以，保证我们始终拥有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但也出现了许多失策或失误，所以邪教长期为患，破坏巨大且历代不绝。历史的经验值得接收，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以古为鉴，可以知兴亡，这当然是希望走古人所以“兴”的康庄大道，避开之所以“亡”的窘步邪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