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我们的教育系统提出了一个深得人心的口号，叫做“校园拒绝邪教”。我作为孩子的家长，表示真挚的感谢和敬意。因为它是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身心伤害的一项重要措施，体现了我们国家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怀。我想，这个口号的适应范围还可以扩大一些，例如，是不是也可以提“家庭拒绝邪教”，“社会拒绝邪教”，让我们大家都不受邪教的伤害。不过这是话外题。我这里想提请诸位老师商讨的是，我们用什么拒绝邪教，以及如何拒绝邪教?
   

　　不言而喻，拒绝邪教不是要把学校大门关起来，也不是把孩子们的耳目闭塞起来，更不是把他们的思想禁锢起来。这不但与我们的整个教育方针不符，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也不可能。唯一积极而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提高学生自身的免疫能力，具备分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而这个任务，无疑就主要地落到了我们老师的身上。我们家长对老师寄予厚望，认为教师才真正称得上灵魂的工程师，我是深有同感的。但是任务将十分艰难:社会上有哪一种邪恶势力会自我标明它是邪恶?李洪志标榜的是“真善忍”，而且还给他自己的图像罩上了许多光圈，俨然是一尊真神，以致有些人就信奉起来，崇拜起来，从而也就被控制或被操纵起来。所以要提高免疫能力，具备识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并不容易。
   

　　当前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信了“正教”，就可以不信邪教了。意思是信仰了宗教就可以免受邪教的侵害。我以为，作为某种宗教的布道者，有理由说这样的话:他们从自身的立场参与反对邪教的行动，也应该受到欢迎。但是，如果让我们的青少年听从他们的话，把拒绝邪教换成信仰宗教，肯定会引发家长的不满，也许会导致其他更加严重的问题。可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当前的国际局势就包含着一些信息，这里无法详谈。以下有那么一种舆论，认为不管世界如何，当今的中国却非常需要宗教，认为只有宗教才能挽救世道人心，只有宗教才能填补所谓信仰危机，也只有宗教才能提供人们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我认为，这是错判了形势，错判了时代，也忘记了我们所处的国度。这种舆论对我们的学校有无影响不大清楚。我看过八中的一个调查报告，说明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也很关切这个问题。给我的印象是，不可等闲视之。因为有一种理论，在大力支持宗教在当前中国的普遍发展。
   

　　西方的有些学者，认为科学只能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不能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或者说，科学只能在获取“真理的知识”方面起作用，而不能解答这种对“真理的知识”的渴望和应用是否正当。换言之，科学是纯工具性的，不可能用于解决意义、价值、目的一类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解决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是科学，而是宗教。此说在当今的宗教传道者那里非常走红;在一些名人的演说和文章中，也当作一种时髦，向莘莘学子们灌输。其实，表达这一思想最经典，也影响最大的是爱因斯坦，今人多半是学舌，而且是学歪了的。爱因斯坦为什么这样主张，以及这一主张的实际意义，我在一篇短文中已略有介绍（见《科学与无神论》第10期《“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什么意思》），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爱因斯坦所谓的宗教，是驱逐了上帝，没有人格神的，剩下的是曾由犹太基督教负荷的那种优秀的文化传统，按爱因斯坦自己的说法，就是“个人自由而又负责的发展，从而可以在服务全人类的过程中，自由而快乐地行使自己的能力”。换句话说，爱因斯坦讲的宗教是无神论的，一些人把他引为有神论的知己，不是无知，就是故意隐瞒真相。这是不负责任的。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的宗教形势变化极大，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传统的正宗宗教实际上已经处在全面衰落的状态，由此形成的神学，也是变化多端。尼采早就宣布:“上帝死了”，响应者大有人在，尤其是在知识层。至于泛神论和自然神论，历史更久，有的在提炼宗教精神，提倡“爱的宗教”;有的则发掘宗教道德，提倡道德宗教;有的就把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取代传统的宗教。至于新宗教的教主们，多半宣称他们自己就是救世主，就是活着的神。总而言之，正宗的神教地位是被完全动摇了，于是有了“信仰危机”的感叹。现在有人把“信仰危机”套用在当代中国的头上，是牛头不对马嘴。西方的某些教会在本国本地已经没有什么市场，想到中国来填补这个莫须有的信仰真空，恐伯是错估了国情;我们的一些很有学问的同胞，也在跟着呐喊，以至听到科学无神论的名字，就拉下一副不共戴天脸色;有的人还动用“极左”的大帽子吓人，把无神论同消灭宗教等同起来。
   

　　这里顺便做个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解释成消灭宗教，如果不是误解，就是歪曲。为了阐明我们对宗教的基本态度，《科学与无神论》自创刊号开始，就在每期封面的办刊宗旨上书明:“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那道理我们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反复讲过，而且还要继续讲。我们把各民族的团结，各种不同信仰的人群以及信教和不信教群体的团结，一心一德，振兴中华，视为头等大事;人们存在不同信仰和不同观念，以及由此产生意见分歧，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的正常现象，是思想文化活跃的表现。我们尊重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自由选择，我们也期望人们，尤其是有学问的人，对无神论也能够宽容。在公民权利上，大家应该一律平等。
   

　　简单说，我们主张用科学拒绝邪教，用科学精神、科学无神论拒绝邪教。
   

　　那么，怎么拒绝呢?在当前，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在一些科学问题上辨明真伪是非。科学的含义，当然包括科学知识，这是所有学校必设的课程，是大家的共识，勿用多说;但同时科学还包括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看法了。不过，这也不是个别人的见解。西方学者在黑格尔以前，一直是把“自然哲学”同“自然科学”视为一回事的，因为科学必然与自然观、宇宙观联系在一起，也必然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近现代人们还把用科学方法对社会现象的研究，称作社会科学，科学指谓的范围更为广泛，以至人生观、价值观等也都成了科学研究和科学评估的对象，从而把科学提升为通向“真善美”与“爱”的一种精神，所谓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在中国，这也不是新主张，“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科学，就不但是从技术面和工具面上讲的，之后，国内学界发生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进一步明确了科学不但可能而且必须介入人生观问题的解决，中国有为的青年应该确立科学的人生观。整个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科学所到之处，就是上帝退出之地;无神论则为科学开路，因此，无神论必然与科学共进，是科学精神的一翼。科学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大得人心，因此发展科学事业，在方向上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事实不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就有一股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思潮涌动。科学而变成唯一的主义，抹杀了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反对的理由十分充分。但与此同时，有人打起了反科学、反理性、反逻辑的旗帜，认为战争、犯罪、环境恶化，一切危害人类生存的现象，都是科学之罪，是由科学技术支持的现代化带来的恶果。这股思潮对我们的舆论界有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这里只介绍两位国外学者的观点:一位是日本的禅师叫铃木大拙，他在西方发表过一系列反科学反理性反逻辑的演说，提倡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而通向这自然状态的就是发源于中国禅宗的“禅”;还有一位是美国的物理学家叫卡普拉，他写了一本书，名《物理学之道》，认为“东方神秘主义”，“为当代科学提供了坚固、合适的哲学基础”，而这东方神秘主义，主要是中国道教的“道”。这两位学者代表了同一种思潮的两种不同表现:前者公开反对科学，中国走科教兴国之路，那就是重复西方的错误;后者认为科学思维就在中国的神秘主义里，至少是当代的物理学问题，需要从中国古籍里寻求答案。逻辑的结论是同一的:中国的神秘主义最好。
   

　　作为学术观点，讲什么都可以。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评价，如何继承发展，尽可百家争鸣。但是，如果付诸实践，向社会推广，向广大的青少年推广，问题就严重了。我们都知道，20多年的气功热，席卷全国每个角落。人们一般都是作为健身和疗病的辅助手段去参加活动的，而一些神汉巫婆则乘机装神弄鬼，自称大师、宗师、奇人、超人，招摇撞骗，以至招徒聚众，组成种种跨地区、跨国界、组织诡秘的团体，敛财骗色，为非作歹，成为邪教滋生的大气候。对于这个大气候的形成，“东方神秘主义”就起了理论的指导作用。不过它在我们中国学者的表达里，不叫神秘主义，而名“特异功能”，亦称“人体科学”，还有其他一些名字。对于这类名字，在座的诸位可能比较熟悉，但对它的理论支架，以及如何为那些“大气功师”的神功进行论证的，说起来就会很长。我想这里先介绍一点它对我们青少年和教育思想的影响。
   

　　特异功能即人体科学，没有赤裸裸地提出反科学反理性的口号，而是采取了蔑视近现代科学、嘲弄理性和逻辑的态度。它认为，现有的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对人的先天潜力即特异功能的窒息;中国对“特异功能”的发现，标志着对现有科学进行革命的开始，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是“新世纪”的曙光。“人体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证实特异功能的存在，并大力加以开发和运用。据称，特异功能是自然能量演化于人体的一种积淀，所以特别存在于尚未成熟的、没有受到科学障碍的少年儿童身上，因此，用以证实和开发特异功能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的中小学学生。于是一时间，对中小学学生进行实验，发掘他们的特异功能，相当流行;一批批能耳朵识字、透视人体之类的神异孩子，被推上了大小不等表演舞台，使天真的孩子，蒙受了说谎的冤屈，耽误了正常的学习，事实上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精神摧残。有的则整班整班地练功，实验开发智力的捷径;个别的还诱导学生开“天眼”，看“南天门”。
   

　　与此相应，人体科学要求彻底改变我们的教育方针。它的倡导者说，如果“神童（指所谓有神功的儿童）这套东西发展了用到教育系统……从人体特异功能中找出规律，能够挖出人的潜在能力，那就是更高一个层次，人皆可为‘神仙'”。他讥讽和批评逻辑思维，而自创一种“特异思维”，又与灵感、顿悟、创造性思维等混为一谈，实指所谓“特异功能态”（据说人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就能发放神功），要求向学校中推广。我见过一个1997年举办的会议文件，主题观念是:“博学绝对不等于智慧……知识不如智力，智力不如素质，而素质则表现为对创造及其有益的直觉、顿悟和灵感”。简单说，素质就是“潜意识”，也就是潜在的特异功能。据此，一位师专的教授检查说，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是努力或勤奋的价值，要想成功，必须如此……以上理解是何等浅薄。努力和勤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盲目性的，至多是一种‘苦干'”。“苦干”也是来自特异思维对理性思维的讽刺。我认为这些老师都是十分敬业的，在为如何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苦苦探索，但如果听信特异功能的误导，就有可能毁掉我们的正常教学，毁掉我们的孩子。关于这一类是非，在座的老师比我清楚，不必我来 口 罗 唆。所谓直觉、智慧、顿悟、灵感、潜意识之类的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多半是宗教的，个别是哲学和心理学的），在用于教育时，我以为应该慎重。
   

　　特异功能在神化气功、提供邪教滋长的思想土壤上，起了特殊的作用。它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并不偶然。仅就思想的角度说，中国有长时期的巫的传统，近现代有灵学和会道门的泛滥，有颇深的历史渊源;而西方的灵学，以最新科学的面目进入国内，特别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青睐，成为特异功能泛滥的外因。它们使用的名目，都很新鲜动人，听起来十分“前卫”。譬如“新时代”、“新纪元”、“新人类”、“新新人类”等就颇有诱惑性;最新科学、第某次科学革命、科学理性所不可知等，则带有一定的鼓动性，适合某种逆反心理;至于说人人都有天赋的神功、等待开发之类，那就会诱发幻觉，想入非非。作为一种神秘主义思潮，通称“新时代运动”。在我们大陆，海外称之为“中国新世纪”。以此等神秘主义为核心组成的团体，大都实行封建宗法式的家长统治，专横而严密，平素则表现为家长式的关怀，家庭样的温情和温暖，很容易吸引被冷落、被歧视的人群。西方这样的团体极多，此伏彼起，泛动不已，由于多以宗教的名义活动，所以称作“新宗教运动”。新宗教运动对正统宗教的冲击极大，是研究西方宗教动态和社会文化动向不可忽视的问题。它的性质很复杂，绝不可一言以蔽之;西方的邪教，则是从中走向极端犯罪的一股。
   

　　总之，教育我们的孩子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是一项基础建设;这种教育应该是生动活泼，与实际密切相关的。邪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应该充分利用，从中总结出有益的教训，以丰富我们的教育内容。其中，警惕反科学反理性思潮的侵蚀，提高识别伪科学的能力，我以为就可以作为内容之一。
   

　　邪教的产生，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西方和中国又有本质的区别:解决的方式也不会相同。我们把社会问题的解决，包括对邪教问题的解决，说到底，是放在发展生产力，提高全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满足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上，这就需要科教兴国，需要思想开放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我认为，科学无神论有助于达到这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