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在国内反邪教实践中，在做挽救、转化那些邪教痴迷者的工作时，发现有一个颇有普遍性的现象，那就是痴迷者中不少人，有一种所谓“国外合法”的狡辩，即认为“虽然在国内我们被宣布为邪教组织，我们的活动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但在国外我们还在那么多国家设有自己的组织，我们的活动是合法的”。这些痴迷者并且以此所谓“国外合法”的狡辩为基点，推演出“总有一天，我们会翻案的”，而为自己软磨、硬抗、假转化、不转化树立虚幻的“精神支柱”，进而继续沉沦在痴迷之中。面对这种现象，针锋相对地从邪教的本质、特征、成因、危害等方面，对其进行驳斥固然必不可少，但如何斩断这个根，即最大限度地缩小、孤立国内邪教的所谓“国外合法”活动，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源头性的工作。但这却是一个大难点。
另一方面，是在国际反邪教实践中，虽然凡是有邪教产生、活动、泛滥的各个国家，由于其本国邪教对自己的社会稳定、生命财产、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产生极大的破坏，一般都对本国邪教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批判、惩治、取缔的手段。但是这当中的有些国家，却在激烈反对自己本国邪教的同时，对别的国家反对各自本国邪教的行为，说三道四、横加指责，甚至认为别的国家的邪教不是邪教，是根本反对错了。这样的“双重标准”及其悖反行动的产生，剔除那些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不论，则既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原因，也有文明差异、宗教认同、生活选择的原因，根深蒂固、错综复杂，远非一句两句话语分析就能转变其态度。但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说服、动员、团结国际社会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们，使得大家不仅着力反对本国邪教，而共同反对世界上所有的邪教，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开创性的工作，但这也却是一个大难点。
仅从实践直观上看，这两大难点对世界上一切负责任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科学家、哲学家等等提出的挑战，就已经凸显出了“建立国际反邪教统一战线”的相当必要性。但是还不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再认识，还能更加深刻、更有境界地理出其内有的必要性。
第一，是捍卫当今人类生命、尊严、价值的需要，其从人性拯救的共性角度，反映了“建立国际反邪教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所有的邪教都蔑视人类生命，并且这种蔑视总是以暴力形式出现的，动辄大规模的自杀、他杀、自虐、他虐，所有的人的都先天就被赋予的最基本的生命权、生存权，都可以被无条件剥夺。谁一误入邪教组织，就会逐渐丧失个人尊严，沦为教主的绝对附庸、工具、奴隶。更可悲的是，个人尊严在这里的丧失，往往是被教主歪理邪说诱惑，自觉自愿地进行的。人类的最基本价值被颠复了、被解构了，除了教主一人的至高无上、无所不能，被教徒需要外，其它的人，谁也不需要谁，谁也不被谁需要。人与之间绝对冷漠的价值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比人与人之间是狼的价值关系更可怕，狼的残酷竞争还可能潜伏着新生，而绝对冷漠的无尽绵延，只能是死寂，没有一点希望。
当今人类，尽管有肤色人种的不同、国籍身分的不同、民族血缘的不同、语言认知的不同、阶层流动的不同等等，但其在关爱人类生命、树立人类尊严、开拓人类价值的最基本方面却是相同的。具体而论，人性都是具体的，没有所谓抽象的人性。但如果在一定意义上说，上面这些内容就是人性基本、一般的内容，是人之所以为之人的最底线，那么就可以说当今人类还是具有共同、共通的人性的。现在这些人之所以为之人的底线不断惨遭邪教的肆意践踏，当今人类是否有采取共同行动的必要性？答案不言面喻。
第二，是协调国际社会秩序、稳定、发展的需要，其从社会文明的趋向角度，提出了“建立国际反邪教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所有的邪教，都要精心构造一个独立王国的恐怖秩序，顺我秩序者昌，逆我秩序者亡。社会原有的经过特定时间、空间筛选、改良、优化、积累的个人、家庭、血缘、群众、党团、民族、政府、国家、国际的系列秩序，全都荡然无存。仅从表层观察邪教组织，其神秘、严密、封闭、自抑，似乎是一个“超稳定的魔体”。但物极必反，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往往是一线直通的。当从深层考察邪教组织，其畸形、心悸、多疑、错位，其实是一个“极失稳的鬼胎”，随时随地都可以突然起爆，造成整个社会大面积的动荡、危机。这些邪教教义所鼓吹的“教主创世论”、“世界末日论”、“灾难循环论”、“圣战救赎论”、“文明崩溃论”等等核心理念，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真实面目及其文明趋向的多重妖化。
国际社会，尽管有社会制度的不同、政治结构的不同、经济体制的不同、科技水平的不同、财富积累的不同等等，但其总是力求协调社会各个子系统的有序运行，试图推动社会诸要素各居其位、各尽其责、各担其功、各得其利，着重营造一种起始有因、相接自然、尊重规律、心理祥和的社会稳定态势，促进社会良性、健康、积极发展。就一般整体而言，国际社会文明趋向总是令人乐观的，尽管时有曲折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却总是“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强”。现在这些国际社会文明的最基本原则都时刻面临邪教的全盘否定，当今人类是否有采取共同行动的必要性？答案不言面喻。
第三，是保护传统宗教教义、仪规、形象的需要，其从宗教进步的自觉角度，启示了“建立国际反邪教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所有的邪教，无论是那些自我标榜超越了传统宗教的“真正宗教”的邪教，还是那些一再自我宣称与传统宗教无关的“真理王国”的邪教，都毫无例外地“魔变”传统宗教教义，杜撰出一套充斥着歪理邪说的“教义”。其或者将传统宗教教义的核心词、概念、范畴、理念等直接抄袭过来，或者无视传统宗教教义的整体意义而剽窃其中某节某段，或者肢解传统宗教教义的经典论说而歪曲其真实涵义，或者“恶搞”传统宗教教义的典故传说而篡改过后妄加攻击。邪教教主都心怀叵测地比照、模仿传统宗教的仪式、规则，私产出自己痴狂的仪式、血腥的规则，以胁迫信徒们顶礼膜拜、亦步亦趋，死心踏地为其摇旗呐喊、贻命终生。更加混淆视线的是，一些邪教挖空心思自我设计的伪装形象，故意与传统宗教的公认形象似同非同，以愚弄和欺骗公众，让一般人搞不清真假，误将传统宗教的善行误当成邪教的作为，而将邪教的恶果误解为传统宗教的因缘，既对邪教涂金抹彩，又对传统宗教涂脏抹黑。
传统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其教义都经过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创制、辩说、体悟、沉淀，已经实现文本化、经典化、元典化、艺术化、世俗化，已经成为人文、文化、文明、历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仪规在不断地剔除落后于时代的陈规陋习时，更着重于规范正常的祭祀、诵经、烧香、礼拜、讲经、布道、弥撒、受洗、受戒、终傅等活动，已经被广为地流转、成形、受纳、延承。其形象在与积善成德、平等博爱、救苦救难、利乐有情、豁达开通、自然无为等圣洁追求不断融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被公认、推崇、固化为“道德大使”形象。依法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护宗教教义、仪规、形象不受亵渎、攻击、破坏，已经作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基本法律、规章、政策。现在这些都已经首当其冲成为邪教的摧毁对象，当今人类是否有采取共同行动的必要性？答案不言面喻。
第四，是高扬普世的科学精神、原理、应用的需要，其从科学纯真的探索角度，激发了“建立国际反邪教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所有的邪教，都是反对科学真理的急先锋，都以反对科学真理为己任。一是以疯颠的教主偶象崇拜否定对真理的理性信仰，教主的话语就是绝对不折不扣要印刻在大脑中，一字一句必须照办的，其它的信息特别是有关科学的信息全是杂乱垃圾，要全力清除、拒绝一切真理的声音。二是打着所谓探讨科学前沿问题的幌子，要么妄想利用科学原理证明邪教的高深莫测，要么企图利用邪教的歪理邪说去求解科学的未知问题。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使得已经有了定论、探讨明白了的科学原理，和还没有定论，需要全力去探讨的科学原理，以及新发现的现象，暂时没力量或来不及去探讨的科学原理，全都沾上了邪气，让人望而生畏。三是打着所谓科学应用的招牌，大肆兜售反科学的恶劣行动。用什么“心理洗脑”，将上当者洗得神魂颠倒；用什么“气功仙境”，将追随者练得走火入魔；用什么“特异功能”，将受骗者异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用什么“巫术星相”，将被医疗者疗得走上不归之路。
科学无国界，世界上没有哪一类东西，象科学这样最具有普世意义，最能够成为普世的东西。科学精神、科学原理、科学应用，三者是高度统一的，它们有两大普世公认的共同点。一是最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践出发，一切通过实践，一切为了实践；重视观察和实验，凡事都要用观察和实验的条件、过程、事实来说话；信奉因果联系，总是要弄清什么样的原因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并且要有可重复性，否则就是不可信的；讲究逻辑证明，广泛采用定性、定量分析，以准确的数量关系，达到模式建构和规律总结。二是最注重追求真理。总是要以好奇的心态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在科学的视域里，没有未知的东西探索了才是不正常的，科学的生命力就是在探索未知的东西中不断展现的；总是要以诚实的心态去发现真理，天下不会掉下来真理，吹牛也吹不出真理，一切真理都来自于踏踏实实、兢兢业来的工作中，一蹴而就发现真理的运气是少而又少的，绝大多数发现真理的运气来自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总是要以乐观的心态去展望将来的世界，科学不能即刻解决一切问题，但科学一定能逐步地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前景是美好的，有限和无限的时空、有限和无限的科学、有限和无限的问题，交相编织的是何等壮观灿烂的图景。现在这些科学纯真探讨的路上都时刻遭遇邪教疯狂泼来的脏水，当今人类是否有采取共同行动的必要性？答案不言面喻。
作者简介：刘家俊 男 1951年生 华中科技大学政教系系副主任、教授
刘 亭 女 1981年生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