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之起事作乱，其传播发展，由小而大，有一个酝酿之过程。但其规律是相同的，往往都是先以治病健身炼功（跪拜首过）为欺惑，继而聚众以敛财。
邪教虽能倡乱，而以邪教成大事者，从两千年中国古代史看，却从来没有。
1.邪教在中国的历史根源
邪教乱国，自古而有。陈寅恪曾指出，汉末之社会民变及大乱，与中国东部齐地海滨流行的方仙道邪教有密切关系。
古代中国历史中自下而上的变乱，常发起于两大势力。一为以流民为基础的秘密结社，即具有政治纲领之江湖会道门、黑社会组织。一为邪教组织。邪教在中国历史中具有复杂的根源，久远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中所发生的多次民变、暴乱以及所谓“农民起义”，常常以邪教作为其煽惑民众的主要意识形态。清史专家萧一山指出：
“中国秘密结社，其渊源盖甚远。秘密结社之精神，可分为二：一曰宗教的；二曰政治的。前者附托神怪，虽亦袭宗教仪式，其目的则纯然政治思想，其活动初无一定之目的，其组织初无一定之规程。其始也，不过假经咒以敛财，及声势渐大，乃蓄异志。”（萧著《清代通史》第二册）
然而最使治史者感到惊异的是，古代邪教的发展过程，与现代邪教有极其相似的轨迹与规律：先聚众以健身治病为名而敛财。继之则以“劫运”、“末日”将至，惟有入教可得保护为游说，以之煽惑群众。及其势力渐大，遂结成组织及帮派。进而利用当时社会中的现实矛盾，以反对政治腐败、“官逼民反”为号召，最终乃成为野心家称王称帝，谋取政权之政治工具。
2.邪教为何乘虚而入
西汉初叶，汉武帝确立以儒家道统作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实际是把儒学提升为一种政治和人文信仰的宗教。孔子之儒学与先秦诸子之学不同，是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仅法家可与之相比）。清儒概括其要义为三点：即明道，尊王，攘夷。明道即求真理、辨是非，理性主义也。尊王并非尊专制，儒家是反专制的。而是以王道作为国家之象征，主张国家主义。攘夷即主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此三要义，即儒学主流之所谓“道统”。自汉以后至清代两千年间，儒家之所以能为国家服务，而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尊崇的国家宗教（包括辽、金、元、满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儒教国家），意义即在于此三点。作为一种人文信仰的儒教之功能有三：第一体现国家之政治理想。第二树立士大夫及学者修、齐、治、平之价值尺度。第三崇尚敬祖事天之宗教伦理。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宗教，其实儒教就是中国古代之政治宗教，亦为人文宗教。因而自汉以后，儒教成为国家用以整合政治思想、统一舆论的重要政治及精神工具。
然而在非主流的下层大众文化中，包括巫术、邪教在内的民间信仰仍具有广泛的影响。每当社会结构发生动荡，社会矛盾尖锐之际，当主流意识形态陷入分裂纷争而异端蜂起之时；则在社会下层之精神世界中，邪教必趁虚而起。成为民间之野心家、阴谋家用以蛊惑人心，组织下层社会结众生变的一种精神力量。汉末的五斗米道，元末、明、清中后期的白莲教、天理教等，都是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曾导致社会陷入严重动乱的大型邪教组织。
3.邪教愚众作乱具有共同方式
《资治通鉴》记东汉张角组织邪教作乱之经过如下：
“初，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相传授，号‘太平道’。以符水为人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检讨自己的过错）。或时病愈，众则神而信之。于是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豫八州之人，莫不响应。大众或变卖财产，流移奔赴，堵塞道路。郡守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邪教之起事作乱，其传播发展，由小而大，有一个酝酿之过程。但其规律是相同的，往往都是先以治病健身炼功（跪拜首过）为欺惑，继而聚众以敛财。而官僚愚昧，不解其真意，当其萌芽时不予扑灭，反而以之为“善道教化”，认为其对于民生有利。史书又记：
“张角等常私入京师，窥视朝政。州郡忌讳，不敢上闻。角遂置三十六方：一方设一将军也。大方万馀众，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于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胥、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张角在各地设“方”，后世白莲教在各地设“坛”，现代则称作“辅导站”，其组织形式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常侍是皇帝身边的太监。清代白莲教起事，也曾以清宫中太监为内应，几乎攻入了东华门。《通鉴》又记：
“春，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变。遂下诏令冀州捕张角等。角等知事败露，晨夜驰书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记，故时人谓之黄巾贼。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宝弟张梁称人公将军。焚烧官府，劫掠聚邑，郡守、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略引）
萧一山《清代通史》、孟森《明清史讲义》曾记述邪教白莲教在民间兴起之源流大略如下：
“白莲教者，自元末以来，其信徒流在民间。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为真言，书于白绢，暗室供之。其教以道祖为重，有‘天魔女’诸名位，又有‘弥勒转世’等暗语。”
“自元顺帝至正十年，韩山童立白莲会，焚香惑众，倡言弥勒佛降生。河南及江淮间愚民，多信之者。其党刘福通等，诡以山童为宋徽宗之后，应作中华正统君主，谋起兵，以红巾为号。事泄，山童就擒。刘福通遂反。及朱元璋统一中夏，韩氏遂亡。尔后二百余年，永乐间有妇人唐赛儿，假宗教为名，举事作乱。其灭后，白莲会一时寂焉无闻。至天启五年，又仗流民蜂起。苏州有王森者，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设大小头目及会主之号，蔓延及于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各省。后王森被捕死狱中，徒党乃散。”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奸民王任，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于八月间起事，袭城杀吏，连陷州邑。凡一月而灭。次年则白莲教又起事于河南鹿邑。”
4.邪教猖獗则天下大乱
乾隆晚期，权相和当政，政治日趋腐败，清帝国已由盛极而趋衰，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嘉庆一即位，先遭白莲教动乱，又遭中英鸦片战争，大清国运从此走上败亡之路。清中叶的白莲之乱，波及数省，持续十年，成为清帝国历史的转折点。据孟森记述：
乾隆四十年间，刘松成为白莲教领袖，以祈祷及符咒为人治病，名闻一时。会鹿邑邪教事发，被捕，流放甘肃。其徒转入川、陕、湖北一带传教，徒党渐多，倡言清运将尽，煽动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发，清廷严责所司穷缉，自河南而安徽而湖北，州县官奉行不善，株连罗织至数千人，民间坐是破家亡命，不可胜计。
嘉庆元年正月，荆州聂杰人、张正谟等揭竿而起，率以‘官逼民反’为词。数月之间，蔓延湖北西半部五府一州。南及於四川，北及于河南。清军溃卒之无归者，与失业夫役，无赖悍民，散匿四川东北境巴山老林间，以剽掠为生。及官捕之急，则亦投入白莲教会，往来楚、豫，横行无忌。
其战术以游击战为主：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牵制清兵，蹂躏州县二十余，寻由豫而西，由陕西而南。及其被捕，临刑多迷而不悔，俯首就戳，嬉笑自若，尚云来世转生。
清《圣武记》总结白莲教作乱原因说：
“白莲教者，奸民始则假治病持斋为名，伪造经咒，惑众敛财。日久徒党益众，遂谋不轨。倡言劫运将至，而无赖之徒，以营私失业，仇官思乱。奸民乘机煽惑，于是发难而作乱。”
古代历史上邪教之兴起，其社会背景必与当时官吏腐败、社会失衡、流民众多，主流价值观念崩解，社会人心动摇迷惑相关。孟森指出：“三省白莲教之役，为清代第一次长期之内乱。盖吏治至乾隆朝而大坏。内乱之原，无不出于内虐。康熙间崇奖清廉，雍正时亦勤于察吏。至乾隆则风气大坏。时方自谓极盛，殊不知乱机已遍伏环中矣。高宗（乾隆）于定新疆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和以容悦得宠，务极其玩好之娱，不恤边远疾苦，此皆盛极而衰之所由也。”
但是，邪教虽能倡乱，而以邪教成大事者，从两千年中国古代史看，却从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