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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膜拜问题研究的比较和思考

作者:邵 帅 · 2009-07-28 来源:凯风网
  美国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2009年年会于2009年7月1日-3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此次年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专门研究膜拜团体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从事心理、医疗、法律、宗教等方面的人士以及抵制膜拜团体志愿者和膜拜团体前成员。年会对膜拜团体成员的心理健康与治疗、走出膜拜团体的世界观转变、精神创伤后的复原和生活重建、膜拜团体成员与家庭的关系、抵制膜拜团体的策略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文尝试就中外膜拜团体研究作一些粗浅的比较和思考。

   一、中外膜拜问题研究现状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膜拜团体的专门研究机构。如美国的家庭基金会、加拿大的膜拜团体信息中心、瑞士的CIC,意大利的国家心理虐待研究机构等。研究机构综合了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医学、法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学者,专门研究预防和抵制膜拜团体以及如何帮助脱离膜拜团体。研究过程注重各学科的交叉与实践,强调研究膜拜团体的专家和学者、法律工作者、膜拜团体前成员及家庭、反膜拜团体志愿者在抵制膜拜团体的过程中的融合与合作。研究课题比较系统,并能有计划的制定研究方向。许多研究课题和成果是跨国家的,世界性的。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但尽管研究的氛围很浓,研究的方向也很明确,可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因为,从事膜拜团体研究的学者尽管较多,但缺少非学者型的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志愿研究者加以补充,面对种类繁多面广量大的膜拜团体,其数量有限的学者型研究力量还是显得相对较弱。毕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膜拜问题和帮助众多的人脱离膜拜团体。

  我国对于膜拜团体的研究相对滞后。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至今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学术界缺少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来整合研究力量,而志愿从事膜拜问题研究的学者型人士还比较少;另方面,学者的研究大多都是纯学术性的,从理论来到理论去,其研究过程没有深入膜拜团体成员,缺少亲自帮助膜拜团体成员脱离膜拜团体的实践这一重要环节,因而也就不切实际和脱离现实,即便有研究成果也不具有指导性、操作性和权威性。但我国从事膜拜问题研究的非学术型反邪教人士远远超过国外。他们主动补充心理学、哲学、宗教学和其他科学知识,注重研究膜拜团体的教义和活动,深入研究如何与膜拜团体成员及其家庭的交流和交往,擅长研究帮助脱离膜拜团体的规律。因此,我国大量非学术型反膜拜团体人士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者型研究人员的不足,并在实践中发挥了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二、脱离膜拜团体的途径比较

  国外对待膜拜团体成员的一般看法是,他们是膜拜团体的受害者或心理疾病患者,这一点我国也不例外。因而,解救和帮助受害者便成了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但解救和帮助受害者的途径却有所不同。

  此次年会上,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许多国家帮助受害者脱离膜拜团体的途径,是依靠“离开膜拜团体的咨询机构”,而这一咨询是建立在受害者自愿基础上的,负责和从事咨询的人是研究膜拜问题的学者。咨询机构不对受害者实施人身控制,不赞同强制解除精神控制和强求脱离膜拜团体,普遍采用温和的方法进行心理支持和心理治疗,鼓励和开导受害者离开膜拜团体,其落脚点在“帮助”上,而并不在于“解救”。因此,解救和帮助受害者脱离膜拜团体是被动型的,是“你求我助”似的,谈不上“主动解救”。值得指出的是,国外的一些膜拜团体并不具有伪装性,是明目张胆的实行暴力统治,过分严厉和强制的割裂信徒与家庭的联系,以及疯狂敛财、集体淫乱、杀人自杀等,这些赤裸裸的邪恶行径,较易使信徒在长期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寻求咨询和外界的帮助。然而,能主动寻求咨询和帮助的信徒毕竟只有少数,否则膜拜问题也就不足挂齿了。而那些欺骗性更强、精神控制更厉害、伪装更好、危害更大的膜拜团体,其信徒自愿寻求咨询和帮助的可能性很小。再则,由学者组成的咨询机构与膜拜团体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不对称”较量。由此看来,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离开膜拜团体咨询机构”这一脱离膜拜团体的途径,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我国帮助脱离膜拜团体的途径与国外相比则有所不同,是解救和帮助并举。首先,各级政府十分关注膜拜问题,并把解决膜拜问题作为其义务。在政府最基层的社区,组成由法律工作者、社区服务者、抵制膜拜团体的志愿者、膜拜团体前成员及其家庭共同参与的帮助脱离膜拜团体的帮教小组,主动关心膜拜人员及其家庭,大力宣传膜拜团体的社会危害,动员膜拜成员接受法律教育和心理疏导。其次,参与帮助脱离膜拜团体的主要力量大都是非学者型的抵制膜拜团体的志愿者,他们熟悉膜拜团体的理论,深知膜拜团体的危害,帮教办法多样,工作经验丰富,帮助脱离膜拜团体的成功率达95%以上。一方面,政府的主动性可以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帮助脱离膜拜团体;另一方面,来自社区的志愿者的力量远远超过了膜拜团体成员。这就凸显了“解救”,应当说是“解救”与“帮助”并举。如果仅靠学者和膜拜成员自愿寻求脱离是完全不可能的。尤其是面对中国最大的膜拜团体----有200多万人的“法轮功”。但问题是这样的解救和帮助方式容易给国外造成“不尊重人权”的误解。其实,完全被精神控制后,甚至失去“本我”、丧失思辨能力,本身就被剥夺了人权。而解救和帮助的过程,就是为了找回“本我”、重建享有人权的生活。

   三、帮助摆脱膜拜团体方法比较

  帮助摆脱膜拜团体应重视心理健康和进行膜拜团体前成员的生活重建是这次年会的焦点议题及核心问题。与会学者普遍关注和研究膜拜团体成员的心理健康。在91位会议发言人中,接近一半的报告与心理健康有关,许多报告还列举了大量临床实践案例。这说明国外关于膜拜团体成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并不停留在一般性探讨上,而是深入到具体领域展开针对性、实证性研究。由日本、美国和西班牙学者跨国研究完成的对膜拜团体前成员与其它团体成员的对比实证调查,得出了膜拜团体普遍存在心理虐待的结论。有的报告还分析了造成膜拜团体成员心理分裂的具体因素以及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如何介入等。因而,可以看出国外在帮助摆脱膜拜团体的方法上,十分重视心理学和现代医学手段,具有指导性和前瞻性。目前,国外在帮助摆脱膜拜团体的具体方法上:一是由专门的咨询员或学者进行心理矫治,而这种心理矫治是建立在膜拜成员自愿基础上的。从人的精神和心理问题着手,进行心理测试,分析人格特点及心理矛盾,调整不良情绪,分析不合理信念产生的原因及造成的心理困扰,启发积极思考,重塑自我观念,是改变认知性问题和促使主动反省的心理治疗过程,专业性较强。二是强调膜拜成员家庭的参与。反膜拜团体咨询机构始终保持与膜拜成员家庭的沟通与联系,重视通过家庭的亲情召唤和关怀鼓励来帮助膜拜成员摆脱对膜拜团体的心理依赖,主张采取跨文化的文明对话,尽可能减少在交流中的冲突。对于膜拜成员与家庭的关系问题,也一直是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的重要议题,本次年会除了有专题会议讨论膜拜团体与家庭外,还专门安排了仅限于膜拜团体前成员及其家庭人员参加的讨论会,讨论的主题为“家庭讨论:警报,评估,转变,世界观,关系和行动”,其目的是为家庭防范和处理膜拜团体对家庭成员的滋扰,提供一套从预警到处置的可行方案。年会还引人注目的提出了膜拜成员的第二代问题,许多学者呼吁社会应该特别关注这一问题,帮助膜拜成员的第二代克服融入主流文化的困难,包括人际关系障碍和语言交流障碍等,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三是重视生活重建问题和世界观的转变,因为,膜拜团体前成员不断遭受到精神创伤的困扰,往往感觉无助和无用,所以在帮助前成员摆脱膜拜团体后,要进行包括想象力、认知能力、敢于面对恐惧、以及其它能力在内的重塑自我的主动训练。此次年会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有“膜拜团体前成员的自我认同与生活重建”,为此举办了10场仅限膜拜团体前成员参加的分会,分会的主题有自我认同、人际关系、互联网络等,并讨论了精神创伤后的复原与自我接受。

  国外关于帮助摆脱膜拜团体的方法和重视前成员的生活重建,有点类似于我国针对邪教人员的教育转化和教育巩固工作,但又有所不同,这和帮助前成员脱离膜拜团体的途径有关(本文第二点已作了比较)。首先是我国参与帮助摆脱膜拜团体工作的人员与国外不同,绝大部分是非学者型的不太懂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反膜拜志愿者。但志愿者社会责任感强,对膜拜团体的危害深恶痛疾,许多志愿者知识面较广,善于研究膜拜团体的理论,对膜拜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二是在转化膜拜成员的方式上,注重构建谈话交流的平台,懂得谈话交流的技巧,擅长剖析膜拜团体的理论,从而逐步扩大对膜拜理论的疑惑,促使膜拜成员思考,再结合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科普教育,列举膜拜团体有根有据的违法犯罪事实,揭露膜拜团体的真实面目,使膜拜成员看清膜拜团体的欺骗性、危害性。就我国而言,在转化膜拜团体现成员的过程中,理性的剖析膜拜团体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是转化膜拜成员的关键所在。三是对膜拜团体前成员采取长期的巩固教育措施,避免膜拜成员脱离膜拜团体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出现的思想波动以及对生老病死的恐惧,帮助脱离膜拜的成员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巩固工作主要是整合社区的各方力量,结合前成员家庭的参与,体现关心、关爱和助困,了解和掌握思想动态,及时解疑释惑,防止出现反复。四是培训反膜拜团体志愿者。在专门的培训班上,教授心理学知识和医学常识,系统解剖膜拜理论,传授教育转化的方法,介绍转化工作经验等。应当说,在帮助现成员摆脱膜拜团体和生活重建方面,国外注重“专业性”,而我国则突出了“群众性”。随着我国转化膜拜团体现成员的深入,大部分已成功摆脱了膜拜团体,特别是有二百多万人的“法轮功”,如果不是突出“群众性”,要转化众多的“法轮功”成员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也应当看到,在残留的膜拜成员中,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问题已非常突出,许多都是对膜拜团体有严重心理依赖或已经出现精神分裂症状的,这就更需要有关学者和专家的介入,给予及时和正确的治疗,而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和明显差距。虽然,我国对于膜拜成员的心理矫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经历了一个从摸索经验到日趋成熟的过程,并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土专家”,但心理矫治的技术含量不高。而专业从事心理学、医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又没能主动深入这一领域,这是令人遗憾的。

   四、对前成员的重视程度比较

  国外有许多膜拜团体前成员长期工作在抵制膜拜的最前沿,他们不仅直接参与“脱离膜拜团体咨询”机构的工作,而且深入研究膜拜问题,成为名副其实的膜拜问题专家,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因而,指导前成员成为膜拜问题专家,鼓励前成员为膜拜研究部门做出贡献,是有关方面的重要工作。此次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学术年会就十分重视前成员的参与,甚至有些会议的主持人本身就是前成员。前成员不仅发表演讲,介绍经验;还积极讨论,分享信息。年会还有目的地把膜拜团体前成员组织起来,互相介绍认识,互留联系方式,交流和探讨热烈。还志愿形成网络互助,并尝试通过互联网来帮助现成员脱离膜拜团体和巩固前成员的思想。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我国对于膜拜团体前成员的重视程度,应当说还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在抵制膜拜团体,特别是与“法轮功”斗争的过程中,由于客观上我们曾经对膜拜理论缺乏了解和研究,一度十分依靠已转化人员(前成员),在当时也确实收到一定成效。因此,通过转化人员的现身说法和所谓的典型引路,也就成为瓦解“法轮功”信众基础的主要方法。随着较多转化人员的反复,引起了专门研究膜拜团体志愿者的争议。其问题显然是存在的:一方面,我们没有转化经验和缺少转化方法,由于当时不懂膜拜理论,甚至根本无法与之交流;另方面,转化典型虽然可以“转化”膜拜成员,但运用的还是膜拜理论,其思维方式还是膜拜(邪教)思维方式,只不过是让膜拜成员朝相反的方向“悟”出是“师父”要其转化,而转化是修炼的最高境界;或者是进入“不要形式”也“无需师父”的“大道无形”修炼状态,还是没有真正摆脱精神控制。只要膜拜成员在形式上放弃膜拜、表面上脱离膜拜,就算“转化”,其实,思维方式没有改变,认知也没有提高。当大面积“反复”出现时,“转化典型”由主角变成了配角。而大批专门研究膜拜问题的志愿者日益成为帮助摆脱膜拜的主角,但同时对“转化典型”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下降。与国外相比,事实上我们对“转化典型”的培养和使用上是有问题的,这主要是没有对“转化典型”进行系统的培训,没有鼓励“转化典型”深入研究膜拜问题,没有指导“转化典型”成为“转化专家”。

  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现实社会发展不同,因而膜拜(邪教)和抵制膜拜的现状不同,解救和帮助膜拜受害者摆脱膜拜团体的控制也不同。但既然都是膜拜和抵制膜拜的问题,总有一些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也总有一些可资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比较,看到我们的不足,学到别人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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