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从乡下的一所小学考上了城里的一所重点中学。或许是受到“在乡下只有念书考上大学才有出息”的教育，我由小学时的调皮活泼的性格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变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我整天抱着书本，头脑中想的就是学习，甚至连吃饭、走路时都在考虑学习的问题。正常的人际关系没有了，往日的活动和兴趣爱好也抛在脑后，心中只有考上名牌大学的念头。虽然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但心理健康问题也伴随而来。我患上了神经衰弱，吃不好，睡不好，每次临到考试更加严重。初中勉强度过，到了高中，由于课程压力的增大，由心理问题引起的神经衰弱症状更加严重。不但吃不好睡不好，而且莫名其妙地对前途产生了无限忧虑和恐惧，上课根本无法听进去。到了高考前夕，我不想参加高考，在家人的再三恳求下，我靠药物维持参加了高考。由于基础较好，还是考上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当然离我的理想差远了。
带着亲人的喜悦和期盼，1993年9月份我踏入了大学校门。由于和理想中的大学有较大差距，我感觉非常失落，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记忆力严重下降，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恐惧。我通过电话告诉家人想退学，母亲在电话里哭着叫我要好好珍惜：就盼着能考上大学，如今怎能放弃呢！我不忍心伤害亲人，面对着繁重的医学课程和记忆力下降，我不知所措，痛苦地寻找出路。
1993年10月份，听同学说气功能够治病，我想，我的神经衰弱不也可以通过气功治疗吗？通过同学从街上拿回的“法轮功”宣传传单，得知李洪志将在广州举办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第一期学习班1993年5月份办)的消息。学费100元，报名费10元，当时这相当于我的一个月伙食费。
为了能治好病，我一路上省吃俭用，和五个同班同学(广东揭阳的林某、广东东莞的王某某、海南海口的王某某、上海的陆某某、山东的李某某)一起参加了李洪志在广州市总工会礼堂举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参加的人数约700多人，10天的课程安排在8天内完成，每天晚上讲课约1小时半，教动作半小时，星期六和星期天白天补另外2天晚上的课程。李洪志随身带出来卖的相片(普通的彩照加过塑)一张卖5元钱，仅半小时的练功音乐磁带每盒7元钱，《中国法轮功》书每本6.00元(后来是7.00元)。我虽然觉得贵了些，但为了能治好病，还是下决心买了。
刚开始，我对李洪志讲课的内容都听不懂，只知道他是在宣扬迷信，因为自己本来知识面就非常狭窄，对气功、传统宗教都不懂。在最后一天提问课堂上，我曾递纸条问李洪志：世界上真的有鬼神吗？李洪志回答的干脆利落：“这还要问。”我将信将疑，但不管怎样，能治好我的病是最大吸引力。因为参加学习班时也似乎觉得神经衰弱症状有所“好转”（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作用），但离开学习班那个环境，就又恢复到原来那种状态。
到李洪志办班的最后一天，我的神经衰弱症状还是时好时坏，我很着急，决心找到李洪志当面给我调治一下。于是在最后一天晚上，我趁李洪志讲课结束在讲台上还未离开，快步地上了讲台，找到李洪志，说：“尊敬的李老师，我因神经衰弱，头脑难受来参加学习班，是否能帮我再调理一下？我怕复发！”“课堂上都讲过了，我不是给人治病的，自己回去好好练。”李洪志当时就泼了一瓢冷水，我只好无趣地下了讲台。在这次学习班中，我还得到了李洪志给学员发出的仅有约20张名片中的一张名片；在以后的日子中，我把它当作宝物一样地收藏着，因为觉得这是“主佛”亲手送给我的东西，还得到了一本“法轮功”学习班的“结业证书”。
很快地，我们几个人在学校内组织了一个练功点，先是抽时间在宿舍里面练，为了弘扬“大法”，又移到了学校图书馆前的场地上去练。也许是“法轮功”练起来没什么特殊，那位山东李同学很快就不练了。因为他很早就练过“中功”，他能辨别出来“法轮功”没什么特殊。而我们五个人，在以后的日子中，风雨无阻，互相鼓励学习，共同“弘法”，最后这个练功点发展到30人左右。随着不断地练动作，按李洪志要求去“修心性”，减少各种欲望，我的神经衰弱症状也渐渐消失了。我尝到了甜头，感觉到“法轮功”的“威力和神奇”。逐渐地，我相信了李洪志的理论，由一个无神论者逐渐变成了有神论者，既然在锻炼身体这方面这么有“奇特”作用，有什么理由怀疑他的“讲法”呢？
接着李洪志又在广州举办了第三、四、五期的“法轮功”学习班，虽然每次我都因为学费贵而不想去参加，但最后看到那些同时练“法轮功”的人个个每期都去参加，最后还是忍痛一次又一次地把钱拿出去。李洪志在广州办的第五期学习班，也就是国内最后一次学习班，时间是1994年12月份(当时政府已经开始查他办班收费的偷漏税行为)，本来是要取消该次办班，最后李洪志还是赶到广州去办班，只是推迟了几天而已。其实李洪志每次办班讲课的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因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坚信他是一个“佛”而想多次参加他的学习班而已。在这期间，我也买了好几本的《中国法轮功》和《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并也拿给李洪志签名过。因为李洪志讲了每个学员都有义务传法，做大好事。当然是要多买些书免费给别人看。在第五期学习班上，李洪志讲了《转法轮》这本书即将出来了，能系统地指导大家修炼。
当《转法轮》这本书出来后，我一下子买了两本，每本9元钱。然而时隔不久，第二版的《转法轮》又出来了，经我认真核对，与第一版《转法轮》比较里面的增减变化有40处以上。这样，我只得重新再买几本新版《转法轮》，价格也提高了，先是10元、11元、再最后就是12元。因为“弘法”需要，我是过一段时间就买一本、两本的《转法轮》。因为向别人介绍“法轮功”时，是拿《转法轮》这本书给他看，认识的人或不认识的人都是这样，而有的人看了之后也没还给我。我认为这是“积功德”，因此花钱并不放在心上。在1994年底和1995年初李洪志提出来最好要背书，所以我们在那时就开始背《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也就是《转法轮》书尚未出来时，就开始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断地看书、学法、练功，头脑中装着“法轮功”的东西越来越多，时时处处按“法轮功”的标准要求去做，甚至是睡觉做梦时间。因为李洪志讲过在梦中他也会来考验点化弟子。几乎一切的一切都为“法轮功”让路，有时在上课期间，我也会拿出《转法轮》书瞧瞧，晚上除了必要的晚自修学习外，都是练功、学法或和其他练习者谈心得体会，并且经常在晚上睡觉前花一段时间瞻仰李洪志的照片，每星期六和星期天还组织集体学法——就是一起大声念李洪志的书。占用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时间，也完全失去了那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慢慢地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以“法轮功”为衡量标准，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能修成佛道神。
自从戴上“法轮功”的精神枷锁，我不知做了多少伤害亲人、朋友和违反法律法规的事，甚至我的母亲、爱人下跪求我不要再痴迷也无动于衷，直至2002年我因印制散发反动宣传品身陷牢狱。监狱里干警、专家宽容博大的胸怀、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医者仁心的执着终于感化了我这块顽石，拯救了我的灵魂，帮我渐渐从“法轮功”的精神枷锁中脱离出来。
回过头来分析自己经历，当年患上神经衰弱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格，注意力过度集中引起过度紧张和疲劳，造成了心理失调；练习“法轮功”后控制并减少各种欲望，几个人一起不断练习动作、交流练习心得，恰好符合治疗神经衰弱集体心理治疗的方法：一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改善躯体状况，二通过控制欲望和加强与外界交流转移注意力缓解焦虑，三结合学校作息制度形成起居定时、劳逸结合、有张有弛的生活。可见，治好自己的神经衰弱不能归功于“法轮功”，只要自己用练习“法轮功”的态度练习任何一种气功、太极拳、瑜伽等民间健身术，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个人交纳“法轮功”学习班报名费、培训费和购买李洪志照片、练功音乐磁带、“法轮功”书籍等资料至少花了5000元的冤枉钱，这在我认识的“法轮功”练习者里还算少的。由此可以推算，李洪志利用人们追求健康、追求善良的心理，打着宣扬“真善忍”和义务传播功法的幌子，骗取的钱财有多么可观、他那丑恶的嘴脸该多么的可憎、至今痴迷不悔的人是多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