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轮功”危害社会、祸国殃民
我记得在单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同事那儿看到了《转法轮》，从此陷入了这一怪圈而不能自拔。能“圆满”上天国当神仙多么诱人啊！但书里面讲要多看书还要专一，不能再学看其它的东西。而后，我便挤出了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占用许多工作时间来“学法”。好端端的领导岗位不尽心去做，觉得人间凡事无聊，上级的会，敷衍了事，履行召开的业务分析会几乎不安排。因为自己说了算，常利用职权自主安排出差，避开处理份内业务，挤时间看“法轮功”的书，这无形中给他人增添了工作负担，更谈不上为别人着想。我把学谬论当成了得“真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法轮功”歪理邪说洗了脑，甘愿接受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从不想国家、民众利益遭不遭侵害，更不把国家法律和政令放在眼里，因为听信了李洪志的“法身”保护神话，如同唐僧得了孙悟空一样，自己摇身变成了“天不怕”。从1999年7月22日“法轮功”被政府取缔到2000年10月1日，我先后10次进京为“法轮功”邪教组织上访滋事。
记得1999年11月份单位派我带队到北京办展览会，会议刚结束，我便草草打发下属回潍坊，自己留下来“护法”，为“法轮功”被政府定为为邪教鸣不平。为了形成所谓的“声势效应”向政府施压，我频频使用单位配发的手机与各地进京的“法轮功”人员联络，秘密集结力量，并租下房子打算长期对抗下去。我组织了广东、辽宁、山东、河北等地练习者几十人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集体“练功”对抗政府，向法律挑战，给国家形象蒙羞。由于这件事，给各级组织和领导增加了许多麻烦，但是，组织和领导仍不计前嫌，用她那博大的胸怀温暖呵护着我，体现着党的政策。事后得知，为了挽救我，单位付出了巨大的人财物力，同时还把我安排在每天120元的宾馆学习，可那时我从不考虑因我的罪错给单位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负面影响。曾听一位同事悄悄告诉我：“咱华光股票下跌了”！大家纷纷劝我放弃“法轮功”，振兴企业经济，而我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把这些当做放弃名利情的考验，不思醒悟，被李洪志的紧箍咒越圈越紧，直至走进拘留所。出来后，我四处大谈所谓心得体会，鼓励那些未走出来的练习者进京上访得“圆满”，自己甘愿充当李洪志的马前卒、“法轮功”的吹鼓手。屡屡进京被人戏称为“上访专业户”，无奈单位为我和几个铁杆“护法”者专门开办了一个“转化车间”，安排上百号职工轮班照管我们，不知牵扯了多少人财物力，我非但不能为企业创利，反过来又增添了如此困难，谈何善?回想起来不寒而栗。而那时我在求“圆满”、“上层次”的私欲驱使下，毫不认错，满脑子都是李洪志灌输的诡辩术，把单位的保护认作“非法拘禁”，决意开创“修炼”环境。背经文、练功、绝食、撞墙胁迫政府和善良的人们就范于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总觉得这样就算“正法”，就算表示对李洪志精神偶像的崇拜，因而就能进“天国成仙”。中了魔的我对李洪志言听计从，俯首贴耳。
1999年7月14日，“法轮功”练习者围攻潍坊市政府事件我是参与者，5月13日是李洪志所谓的“生日”，为配合海外“法轮功”分子所定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组织十几个追随者顶着“压力”集体公开“练功”以示纪念，充分暴露了“法轮功”邪教组织打着不涉足政府的幌子而积极参与搞政治的鬼把戏。特别是对潍坊电视台、潍坊晚报社登载有关“法轮功”的报导后，我觉得又是“提高层次”的好机会来了，随即组织数人前去交涉，闹得新闻单位无法正常办公。我把政府对我的宽容误认作好欺，认为是对方的错，从而变本加利、有恃无恐。接下来，不断有练习者步我后尘寻衅闹事，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为表现对李洪志与“法轮功”的狂热，我曾两次徒步进京，行程1400里，历时半个月，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视自己为“出家人”云游吃苦。盲从“法轮功”的“消业”论，脚上水泡变血泡，大泡套小泡，天当被地当床，长途路漫漫，“白日飞升”梦渺茫。记得当我走到北京“国信办”门口时，我们单位的纪检李书记早已在此等候了7天，他迎面见到我那副疲态，又黑又瘦，爱恨交加，无言以对。
李书记每次去北京接我回来，他的糖尿病就添了“十”号。多么慈祥和蔼的一位尊长，可那时我真中了李洪志的魔，错把李书记看作“魔”，怨恨人家，丝毫不体谅人家面临的处境、身体上的病痛。随着我进京次数的增加，李书记糖尿病的“十”号相应增加。是痴迷于“法轮功”的我把无故的善良人推向了火坑，这活生生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法轮功”反人类、反社会的丑恶本质。
二、“法轮功”扼杀人性、坑害家庭
1999年7月22日，我首次进京为邪教“法轮功”喊冤叫屈，被组织上隔离转化。期间上级领导、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等好言相劝，我一概视作过“情关”，为了让我在保证书上签字，可怜的老母亲和岳母双亲(均75岁)绝望中哭着给我下了跪。天闷热，泪水、汗水交织在一起浸湿了二位老人的衣衫，毫无人性的我脑子里想的是李志洪的“轮回”邪说，六亲不认，置若罔闻，拒不签字。见状老母亲下口咬我说：“你精神是李洪志的，可肉身是我给，要收回我的肉身”。可我认为这是“生死关”考验，竞让老人家成小时的跪在地上直到晕死过去。老母亲心脏病突发被在场公安“110”送往人民医院急救，老岳母也因甲亢和糖尿病虚脱昏过去，被厂医抬走抢救。这一场面，令所有在场的人都看不下去，掩面而泣，党委书记擦着泪说：“我活了50岁，影视作品中见到过这种场面，现实生活中这是头一回儿。”又说：“你脑袋瓜也不笨，怎么迷恋‘法轮功’到如此程度，不就看了几个月的书吗?费解！回头我也瞧瞧”。人家书记看书的用意是为了转化我，解脱我的家庭和单位，可我认为是“弘了法”而沾沾自喜，内心总不忘替李洪志推销骗术，更不忘自己的“过关上层次”，置亲人的死活而不顾。由此可见，李洪志宣扬的“法轮功”害己害人，泯灭人性，伤害家庭。
随着自己每过一次所谓的“情关”，逐渐地也就变成了冷血动物。但不管是家庭和单位，他们都没有放弃我，与上级主管部门一起对我实行监视居住。因我全家人都不信“法轮功”那一套，所以家门上着锁不准我出门，电话机上锁断绝我与外界练习者的联络交流，书被烧掉，单位同事每天轮流到家来看着我。针对这一局面不难想象，把一切都看成“魔”的我恰恰是真魔，竟然在自家绝食开创“修炼”环境，家里让我搅得鸡犬不宁，一片哭闹声，天天像“出殡”。
为了我，外地的亲戚纷纷赶来劝说感化，不知牵动了多少亲人的工作精力，尤其是对亲人们的心灵伤害无法弥补，终生难忘。幸亏党和政府及时果断地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真是顺乎民意、大快人心！解救了我也解救了我的整个家庭。2000年夏天，“法轮功”邪教主李洪志利用国际互联网频频发出所谓的“经文”，又设下新骗局，紧追其后的我马上组织20多人接连外出公开“练功”，挑战法律被刑拘，我的老母亲为我牵肠挂肚，魂不守舍，从自家楼梯上一步踏空滚下来摔成重伤，而我一改昔日的孝子说什么这是好事、是“消业”，满口冒出的是让人听不懂的“宇宙语”。一次儿子放学路上发生意外，伤得不轻。孩子哭着向我诉说，可我连句安慰话都没说，惟恐动了“情”，引起“执着”上不了“层次”，只信李洪志的骗术，而不想尽为父教子之责。失去父爱的孩子与我疏远，一度学习成绩滑坡。可见“法轮功”也正在危害着下一代。因我屡次进京妻子每每哭着堵门不让出去，疯狂的我竟然从爱妻身上跨过，全然不去理会她内心的痛楚。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曾爱过十几年的丈夫变得那么陌生，那么无情……母亲生病住院一个月我只去探过几次，凄然不像当年为母洗脚的孝子，还厚颜无耻地常把“练功人”是好人挂在嘴上。是好是坏?这一幕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例说明“法轮功”歪理邪说扼杀人性、伤害家庭是不争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抵赖不了的。
三、“法轮功”宣扬迷信、反对科学、实行精神控制
我是一名工程师，大学电子专科毕业，是政府培养起来的优秀科技人才，承担了我们国家第一台程控电话交换机的设计攻关项目，荣获四等奖。后又承担了我国电子对抗工程中智能化频率合成超高频信号源的国产化设计项目，荣获二等奖。这一切荣誉和科技成果无不倾注着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培育，可我被李洪志魔圈套住，竟成了反科学的“科技人才”。痛定思痛，我深知科学造福人类、造福社会的伟大作用，迷信挡不住科学的发展，历史更不会回到迷信横行的时代。
揭批自我，反醒悔悟，自己怎么就利令智昏地陷入了李洪志精心设下的迷宫呢？！而且越走越玄越迷糊。1998年我本应晋升高级工程师，已通过了资格考试，答辩成绩优秀，可自练“法轮功”后，我盲目祟尚“有神论”、“宿命论”，一切听从李洪志安排，报聘材料都不想填写，只等着天上掉馅饼，把高工职称聘任杳无音讯看作是求名之心去掉了，还暗自庆幸。头脑中科学思想被神话迷信所代替，事业心被求“圆满”的心所代替。白日做着天国梦，一天读一遍《转法轮》，连吃饭都凑合，三顿变二顿，一般业务应酬、招待不参加，正常朋友、同事、同学交往根本不入群，原本事业有成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我，变得毫无上进心，还自命清高，目空一切，老认为别人面临着“劫难”，自己陷入了李洪志的迷魂阵，反而认为得了避劫逃难的救命稻草。
在监视居住期间，针对我“上访加练功”专业户表现出的疯狂状态，组织和家人费尽了脑筋，操碎了心，专请精神病专家来给我会诊。那时我认为是李洪志安排的“上层次”新考验，与专家大夫展开周旋，并嘲讽大夫：听诊器测不出“功”多高啊!同时，贬低现代科学是“小儿科”，嘴里振振有词，讲什么：正常情况下都是病人找大夫，那有大夫主动找病人的，反污人家精神有问题，丝毫不识大夫治病救人的高尚品行，说人家是没事找事，闲得无聊，实质上是我自己被李洪志精神操纵着，戴着墨镜看人一片黑。“法轮功”害己害人，败坏人伦民风，这就是最好的真实写照！
四、“法轮功”聚敛钱财、大发横财
“4.25”“法轮功”组织非法聚集中南海，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我们这些“法轮功”练习者打着不涉足政治的幌子也玩起了政治把戏，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为了避开政府查抄“法轮功”非法出版物，我便利用出公差机会先后从武汉、北京、太原等地为众多练习者购进“法轮功”书籍。我从武汉购书时，批发按零售收费，恰好验证了中央电视台披露的武汉总站站长及其丈夫非法售书敛财之事的真实性。另外，我从“法轮功”太原总站原站长王××处购书两次，每次都不是一个价，好像自由市场上的跳蚤价，丝毫不掩饰马脚，非法经营谋利的现象明摆着。李洪志住豪宅、买轿车、巨额港币存款等等，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单位电声分厂为山东省青年科技文化服务中心徐××拷贝“法轮功”练功磁带，每盘只净挣八分钱，加上SONY空白磁带成本(约1．5—1．6元)也不过1．7元，大家都非常清楚在社会上每盘零售价5—6元。显而易见，这是李洪志一手操纵的“法轮功”邪教组织非法获取巨额利润的大曝光。可那时我把真相当假象，把政府讲的真言当谣言，甘愿受李洪志蒙骗，把自我封闭在“法轮功”怪圈内，真是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深感惭愧！无地自容！今天幡悟，自己滑得太远太远，配得太迟太迟了！
五、“法轮功”秘密结社、对抗政府
随着政府打击邪教“法轮功”力度的逐渐加大，由邪教主李洪志指挥的互联网明慧网站成了传播歪理邪说的喉舌，我把邪说当“经文”遥相呼应，为求自己能“圆满”而“尊旨”讲“真相”。我随即组织大量印发宣传“法轮功”反动思想传单多批次十几万份，并亲自租车分发各地。为躲避政府追查，形成了网上下载、资料编辑、印刷储藏、布点分发一条龙作业。可见，“法轮功”是内部体系严密、单线联系、分工明确、时效强、行动诡秘的典型邪教组织。相信多数的“学员”都散发过这类传单，其社会危害显而易见。这不是“法轮功”邪教组织与政府争夺思想阵地、争夺群众的具体表现吗?我在其中起到了组织的作用，为此专门配上了手机调度联络，有条件的个别练习者还为此买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胶印机等印刷设备，在思想领域展开舆论攻势，赤裸裸地暴露了李洪志所控制的“法轮功”邪教组织的险恶政治用心。
2000年国庆节前矛头直指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传单统一张贴时间，就是我决定传达的，规定9月29日晚12时在潍坊市13个县市区统一展开行动。后被当地公安机关发觉，市府紧急布置下发传真到各县市区机关，于当夜10时起进行清查。情况发生变化后，站长找到我商量是否改变行动时间，而我一意孤行决意时间不变，并告诉其他练习者顶着“压力”才算是真正考验，满脑子想的是“圆满”梦想。极端自私的我破坏欲极度膨胀，积极充当“法轮功”的急先锋，带头到处张贴传单，第二天天一亮，全市一片哗然！其影响和破坏力可想而知，所发生的一切再次证明“法轮功”邪教组织与党争夺群众、制造分裂、企图亡党亡国的险恶政治野心。
自己在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下走向了反党反社会的危险境地而不能自拔，自身的所作所为在“法轮功”组织内起到了第二梯队的作用。由于我带头进京和所贴传单内容的煽动，当地大批追随者纷纷响应，争先恐后进京聚集天安门广场为邪教“法轮功”摇旗呐喊；使得危害国家，对抗政府的反动行为逐步升级。记得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我因交通堵塞没赶上升旗时的“练功”请愿，便现场组织了上午8点、10点，下午4点三次“护法”活动，搅得首都节日的广场三次戒严清场。真是有“法轮功”在，国无宁日，民不安生。此时的我犹如输不起的赌徒，仍不甘心，频频打电话鼓动在家的练习者们走出来“护法”，走向“圆满”。并主动与在北京的外地练习者联系，伺机东山再起。特别是当收看到明慧网上李洪志给一位英国学员的复信内容后，我再也按捺不住走向最后“圆满”的私欲，马上组织所有在北京的潍坊练习者40余人，于7日12点到广场“正法”，齐呼“法轮大法好”，致使戒严圈外其他追随者附和响应，持续达半小时无法恢复秩序。我被强行清场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总算在“法轮功”歪理邪说中越走越远的我刹住了车。我庆幸的是党和政府在危难中挽救了我，使我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六、反思悔悟，与“法轮功”彻底决裂
2000年11月1日我来到了山东省劳教所，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帮教下，结合与同学们的促膝谈心，禁锢我思想的“法轮功”精神枷锁终于被砸碎。通过认真学习，反思醒悟，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它完全符合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编造邪说、敛取钱财、秘密结社和危害社会的六大特征。今天，国家铲除“法轮功”邪教组织是大得民心，英明果断，挽救了我这个误入歧途的罪人。痛定思痛，我由衷地感激党和政府。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一定要接受这次惨痛教训，深刻反思悔过，加强自身思想改造，坚决同“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决裂，推倒邪教主李洪志这个精神控制的偶像，不断清除“法轮功”在自己头脑中的余毒残渣，决不反复，巩固已经转化归正的思想认识成果。经历了这次脱胎换骨的洗礼后，我要向曾被我伤害过的人们献上爱心和诚心、献上亲情和友情，振奋精神，重新做人。（国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