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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邪教信徒教育转化方法的进展

作者:钟 心 · 2006-12-21 来源:凯风网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美国政治、社会和思想领域的变革和动荡使得邪教大规模地出现,许多家庭和个人受到伤害,邪教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但是由于美国缺乏关于邪教的立法,所以邪教信徒的教育转化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随着人们对邪教认识水平的提高和专家学者的逐渐介入,美国的邪教信徒教育转化经历了从“去程序化”、“脱离咨询”向“系统互动策略”的转移,其主要表现为,针对邪教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教育转化的方法逐渐从以改变认识为主到以建立情感为主,从专家的短期介入到在专家的指导下由家庭成员和朋友长期介入和支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国内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革与大震动,反越战示威、性解放、毒品的泛滥、学生运动、消极颓废的嬉皮士、雅皮士现象,等等,这一系列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内的动荡与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心灵的失落与痛苦,为邪教的大量产生和快速发展准备了社会土壤。于是,一大批打着宗教、政治、精神训练、体育锻炼甚至商业活动的邪教团体在美国开始大规模地出现,使得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陷入了灾难和痛苦之中。

  在此期间,许多家庭发现自己的某位家庭成员因为参加某个宗教、政治或其他团体,忽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一个非常温和、活泼、兴趣的广泛的人,可能忽然变得激烈、冷漠、刻板,对现实的生活失去了兴趣,不在跟家人联系,并且可能中途辍学或者辞去工作。家人为这些家庭成员的突然变化感到震惊和担心,他们经常用这样的词汇形容这些参加了邪教团体的家庭成员“不再是原来的他了”、“变得冷漠”、“变得疏远了”、“变得象一个机器人了”、“行动好象被设计好了”、“程序化了”。

  这些受到伤害的家庭开始为这些加入邪教的家庭成员寻求帮助,他们找到各种各样的人反映这个问题,例如,他们找到了牧师、心理学家、政治家、警察、私人侦探、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等等。在1976年,美国邪教的受害者的家人还组织了一次有14万人的签名的请愿活动,并引起了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的注意,还为此开展了一些调查,但是,这次调查没有引起任何关于邪教的立法和司法介入,所以对于邪教成员的转化仍然处于一种政府力量之外的民间行动。这种转化邪教成员的民间行动,随着人们对邪教认识的不断深入和专业工作者的逐渐介入,表现为下面三种形式。

   一  去程序化(deprogramming)

  去程序化与一个美国人的名字泰德.帕特里克(Ted Patrick)联系在一起。帕特里克先生是一位政府官员,他14岁的儿子和侄子加入了一个“上帝之子”的邪教,在帕特里克先生看来,他的儿子和侄子象是吸了毒,变得空虚和精神恍惚,而这些孩子自己则觉得好象找到了归属,他们在一起读圣经,弹吉他,从这个团体中“找到了自己,离不开它了”。“上帝之子”向它的信徒保证,只要加入了这个团体,就不会生病,就不再有任何麻烦,就不用在去教堂和学校,甚至不用和家人联系,因为“教堂、学校都是邪恶的,而自己的父母都是魔鬼派来的”。

  自己的儿子和侄子的邪教经历引起帕特里克先生对于邪教问题的极大关注,为此,帕特里克先生自己参加了“上帝之子”的活动,从中体验“上帝之子”这个团体对其成员的控制力。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帕特里克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上帝之子”这类的邪教团体通过催眠、单调的重复、沉思、社会影响等手段,把邪教成员“程序化”了(programmed),变成了没有自己思想的单纯执行邪教团体指令的“机器人”,因此,要想消除邪教的精神控制,转化邪教成员,必须进行“去程序化”的过程。在这个“去程序化”的过程中,要向邪教成员解释邪教的性质,向邪教成员演示他们自己是怎么被逐渐进行了洗脑,怎么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从而使“程序化的”邪教信徒摆脱邪教。

  但是,在精神控制状态下的邪教成员是不愿意听这些反面的材料的,因此“去程序化”常常伴随着“强制”或“绑架”,在家人和亲属的授意或陪伴下,邪教转化人员把邪教成员强制性地带到某一秘密场所,进行24小时的监控,防止邪教人员逃跑或自我伤害,然后由转化人员提供信息,解释邪教的危害,跟邪教人员进行辩论,这一过程通常要持续几天,或者几个星期,至到邪教成员宣布愿意脱离邪教,或者骗了转化人员,假装宣布脱离邪教为止。

  “去程序化”这一方法帮助很多人摆脱了邪教,例如帕特里克先生自己,在70年代的几年中,就帮助大约1000多人摆脱了邪教。但是,由于美国缺乏针对邪教的法律,以及“去程序化”过程中的强迫性,所以如果有人拒绝转化,或者假装转化,这些没有转化的邪教成员如果与邪教组织取得了联系,那么邪教组织马上可以起诉进行“去程序化”的家人和转化成员。虽然法官和警察可能同情并保护这些受到伤害的家庭和热心的转化工作人员,但是的确也有一些家庭成员和转化人员因为“侵犯人权”而被捕。在美国,“去程序化”的确具有某种缺点。首先,转化人员缺乏合法的理由,因此不能长时间地耐心地进行工作,具有很强的时间压力;同时,邪教成员因为自己被强制关押而产生恐惧和愤怒心理,拒绝转化;第三,邪教成员会迁怒自己的家人,因为“去程序化”都是家庭成员主动安排的,所以家庭关系可能会因此更加疏远。

  由于“去程序化”的上述缺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去程序化”这种转化方法逐渐越来越少地被采用了。

   二 脱离咨询(exit-counseling)

  很多邪教成员的家人不愿意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去“强制”自己的亲人进行“去程序化”的转化过程,他们也不愿意冒险,使自己与陷入邪教的亲人的关系更加疏远,所以,一个合法和自愿的“脱离咨询”的转化形式出现了。

  “脱离咨询”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一些对邪教问题感兴趣的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社会工作者及已经脱离邪教的前邪教成员。邪教受害者的家庭人员主动地与这些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学习关于邪教的精神控制的基本知识,掌握一些与邪教成员保持联系、进行交往的技巧,创造机会使邪教成员与这些工作人员进行接触。

  在邪教成员回家或者参加某次家庭聚会、同学聚会时,“脱离咨询”的工作小组就会集中起来,在一边等待时机,然后由家人或朋友出面劝说邪教成员同意与工作小组在一起呆一段时间(通常是三天),如果这三天的过程中觉得不愉快,或者觉得不情愿,可以随时离开。

  如果事情进展的顺利,这些邪教成员可能会同意留下来,抽出三天时间,不与邪教联系,专心地与家人、亲戚、朋友、脱离咨询工作人员、前邪教成员或者其他专家进行接触和对话。在这三天的时间内,他可以看到各种关于邪教的精神控制的书籍和录象带,他可以选择什么时间与什么人对话、做什么活动,人们鼓励他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与他进行平等和尊重的讨论。同时,邪教成员也可以随时改变主意,可以随时离开。

  尽管“脱离咨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很多人自愿地脱离了邪教,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缺点,例如邪教成员加入邪教往往具有深刻的个人原因,仅靠三天的时间与依靠专家的接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主动权完全在邪教成员手中,如果邪教成员缺乏意愿,或者中途偶然改变意愿,转化过程就会完全终止等等。

   三 系统互动策略(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Approach)

  美国邪教问题专家Steben Hassen自己本人在70年代加入了一个邪教组织,在父母和“去程序化”转化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摆脱了邪教,从此开始了与邪教斗争的职业生涯,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心理学知识的学习,逐渐创建了自己的命名为“系统互动策略”的邪教成员转化方法。

  “系统互动策略”是由专家幕后指导、由家人出面、调动一切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长期地、系统地接触、保护和教育邪教成员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专家对前来寻求帮助的家庭成员提供指导,训练他们与邪教成员保持联系的方法,帮助家庭组建一个自愿的工作小组,利用各种机会与邪教成员保持联系,提供情感上的支持,渐进式地瓦解邪教成员与邪教组织的联系,使邪教成员逐渐摆脱邪教的精神控制,逐渐回归社会过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

  如果把“去程序化”和“脱离咨询”与“系统互动策略”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前两者的主角是专家,是转化工作人员,由他们出面直接与邪教成员进行接触,而“系统互动策略”的主角是关心邪教成员的家人和朋友,家人和朋友在专家的指导下逐渐与邪教成员恢复并保持信任、亲密的关系,一步一步地在平常的生活中,利用具体的机会,使邪教成员认清邪教的真面目,摆脱邪教的精神控制。所以,“系统互动策略”更体现对邪教成员的尊重以及邪教转化工作的系统性和长期性。

  从美国邪教成员的转化措施发展的这三部曲可以发现,由于美国缺乏关于邪教的立法,邪教转化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具有很多无奈,在笔者访问美国期间,在接触美国反邪教同行的过程,美国同行表示,他们很羡慕和赞许中国政府关于邪教的明确立法,认为这是保护人权的标志。在访问美国期间,一位邪教受害者家长也曾抱怨,由于美国反邪教人士缺乏法律和政府的支持,所以邪教转化工作者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帮助非常有限,使受害者的家长最初非常绝望。这位受害者的母亲认为,对于邪教成员,由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因此他们需要各种形式的帮助,只要能使他们脱离邪教,任何方式都是受欢迎的。

  同时,从美国邪教转化工作的三步曲也可以看出,由于美国一些民间力量和一些学者重视邪教问题,在尊重人的自主选择的基础上,针对邪教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尖锐性”,他们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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