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偶然与必然—我的痴迷过程

　　1995年4、5月间，偶然的机会使我接触并阅读了《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和《转法轮》，看了后觉得很好，一下子就接受了其中的观点，并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把自己的人生目的完全寄托在了“修炼”上，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冥冥之中的所谓天意和神灵，任生活的激流把我冲向不可知的方向。

　　但偶然之中却是有必然的，我当时之所以能接受“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主要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接受“法轮功”的心理基础，这个心理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气功的，我在大学就读是从1991年到1995年，那个时候正处在气功热的高潮，我内向的性格使我对这种以内省和自我体验为主要内容的锻炼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气功锻炼的过程中，人会对自身的身体变化非常敏感，也会产生一些幻视幻听的特殊感受，这些体验都不是一个人在正常状态下能够有的。所以这些感受很容易使人沉溺于自我的世界中，而对社会的认知却变得迟缓。人是一个需要生理和心理相协调的动物，一般的气功修炼虽然也能引起幻视幻听等体验，但是却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用李洪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高层次的法来指导”。另一方面是我在大四的时候接受了一些佛教的思想，当时由于不擅于社交，或者说根本不懂得怎么与人交往，把思想和情感激情压抑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懂得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遭受了一些挫折（主要是在爱情方面）；看到佛教一些书里面讲，说人生痛苦都是因为追求造成的，以当时的心境深以为然，因为当时觉得爱情带给自己的更多的是痛苦。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思想基础，跟我所处的时代、接受的教育、我的个性等等因素都有关系。

　　我们这些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总是有一些与现实不是很合拍的理想主义的情结，我想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批人处在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教育和我们成长起来之后所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是有很大的反差的。这种反差表现在我们的心理上就造成了失落感、无助感、怀旧、理想主义等等。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面对社会现实，我的理想和信念体系就处在这样的混乱状态，心理处于失衡和失范的状态之中，譬如说，我不知道好和坏之间还有一个什么标准。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不善于表达自己，不了解社会等等。人有很多需要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才能得到满足的。中学的时候主要任务是学习，无暇顾及其它，交往能力的缺乏也没有给自己造成很大的问题，但进入大学以后，由于缺乏人际交往的能力，不善于表达自己，由于人际交往方面的失败，尤其是与异性交往的失败，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挫折感。在遭遇了挫折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调适自己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使自己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另一条是退缩逃避的方式。由于心理上的不成熟，当时没有能力通过调适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来发展自己，反而使自己产生了逃避社会、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而“法轮功”恰恰迎合了自己这种不正确的心理倾向。当然了，从我的个性来说，过于内向的性格可能也是我接受“法轮功”的一个心理基础。按照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内向与外向的划分是以心理能量的指向为标准的，内向的人的心理能量主要是指向内心世界，外向的人心理能量的指向主要是外部世界；内向的人往往比较自我，比较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甚至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达到一切目的，比较不太注重与人的交往与合作。李洪志的一套修炼理论，其实就是一条个人内向奋斗的道路：只要你肯吃苦，去执著心，不依靠社会的力量，不通过与别人交往、合作，你也可以达到很高的人生目标，对有些内向的人，这无疑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由于有这样深厚的思想和心理基础，我进入“法轮功”以后一下子就迷得很深，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毕业分配的时候很草率地决定了自己的去向问题，还觉得自己是“随缘”，是在按照李洪志给自己安排的修炼道路在走。我参加工作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法轮功”的“修炼”上，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爬到公司宿舍楼顶上去练功，晚上下班吃完饭以后，就抱着一本《转法轮》在那里读。习练“法轮功”给我造成的最大损失就是使我在很长的时间里脱离社会。当时我同一个办公室里有两个女同事，她们总是会聊一些婚姻呀、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事情，我听到以后觉得她们怎么这么俗呢，真的很无聊，一点意思都没有。而她们当时可能也会觉得我这个人怪怪的：大家聊天我不参与，平时也跟大家没什么话说。那时候，在去食堂吃饭的时候，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们总是喜欢走在一起，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很热闹的样子，而我却总是一个人，孑然独立，吃饭时远远地坐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

　　当然，造成这种状况，与我自身的性格缺陷有关系，但我修炼“法轮功”无疑强化了我这种性格上的缺陷，使我不思改变，也不去积极地适应社会。大约在1997年的时候，李洪志对修炼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修炼者不但要个人修炼，还要积极“弘法”，也就是要宣扬、传播“法轮功”。我当时也和厦门的许多修炼人取得了联系，积极地参加了一些“法轮功”活动。这虽然有利于打破我过去孤芳自赏的窘境，但与主流的社会生活反而更加疏离了。

　　如果没有1999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导致国家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我很可能一直都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沉迷于一个小群体中的孤芳自赏和孤陋寡闻，脱离于真正的社会生活之外，终此一生。1999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打破了我正常的生活状态，也一点一点地打破了我心灵的平静，迫使我对“法轮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几年时间的痛苦煎熬换取了我最终真正的大彻大悟，不能不说是坏事转化成了好事。

　　二、怀疑与反思——我的转化过程

　　前面讲过，我之所以迷在“法轮功”中那么深，是有很深厚的心理基础的，再加上长期的学法、交流、练功使得“法轮功”的东西在我的思想和头脑中根深蒂固，决不是一朝一夕，某一个事件就能够改变的。对“法轮功”的怀疑也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活的细流和现实的真相一点一滴地作用于我的心灵，最终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其实，应该说李洪志说大话的毛病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当他在讲法中说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有一亿多人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员都觉得没有这么多人，但却都想方设法地为他找理由开脱。但“4·25”之后他在国外发表的公开声明说近几年内没有和学员接触，还是使我们大为惊讶，我们都知道1998年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他在国内外给学员讲法、解答问题。李洪志确实是说了假话，我当时还问过比我资格更老的学员，他们也都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尽管面对媒体逐渐揭露出来的问题，我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但我觉得都没有触及到我对“法轮功”痴迷的根本。

　　我是直到2002年的10月，才在劳教所转化的。表面上看由于劳教所做帮教工作的干部和同教们富有工作经验，使得我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就决心与“法轮功”决裂了，但是在这之前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反思过程，在我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很多次的震憾，才最终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下面我选择几个对我影响深刻的事例加以说明：

　　1、虚无飘渺的圆满终于落空

　　每个“法轮功”练习者，不管他承不承认，内心深处都怀有一个隐密的愿望，那就是圆满。2000年4、5月，我因为坚持“法轮功”立场，在公众场所练功被行政拘留十五天，当时我带着一种几乎是悲壮的心情离开了厦门。我能够下这么大的决心跟着李洪志走，心中不是没有希望的，应该说“圆满”就是填藏在我心灵深处的希望。我不但知道“大法弟子”要圆满，我甚至连圆满的大概时间都心中有数。

　　1998年下半年，李洪志先后在长春、美国及欧洲的几个国家搞了几次“法会”，法会上的录音、录像带和其后整理出来的文字材料先后流传到国内，在“法轮功”学员中广为流传，与以前“讲法”不同的是，这一个时期他讲圆满讲得比较多，讲了以前各种宗教和其它的修炼方法中的圆满形式，还暗示了“大法弟子”的圆满形式，说我们“大法弟子”要以“白日飞升”的方式集体圆满，给那些不信神的人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也就在那段时间我感到从《转法轮》中悟到了圆满的日期。《转法轮》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也不年轻了，再奔就50岁去了。”因为这句话有点古怪，像是一句闲话，可又像藏着玄机。因为李洪志说了，他讲的“法”都有很深的内涵，都不是简单的。就在那段时间，听“六国讲法”那段时间，有一天晚上我就“悟”到了，说“悟”到其实就是感到一下子明白了，那就是真正知道了，以前也有人跟我讲，可我不大相信，那就是还没悟到。悟到了什么呢？就是那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什么李洪志他快要50岁了，而是说他50岁的时候就要带我们这些“大法弟子”走了。推算一下，那个日子就应该在2001年的5月份。我没跟别人讲，因为觉得天机不可泄露，我后来发现有很多人都是跟我“悟”的是一样的。

　　我一直惦记着那个圆满的日子，我当时甚至还觉得发生的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李洪志说过“总得有个期末考试吧”，我想呢，1999年7月来这么一场，到2001年5月该走出来的也都走出来了，不正好考完嘛。在家里，我跟父母亲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当时我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说如果到2001年5月份还没有大事发生，我就放弃“法轮功”。这个大事，我没跟父母说，其实那就是我要圆满，即使不圆满，“法轮功”被打压、取缔的形势也要有所改变吧。爸爸很严肃地对我说：“我记着你这个话，看你到时转化不转化”。当时已经是2000年的7、8月份了吧。

　　不久后我就去上海工作，2001年的5、6月份很平静地过去了，我想象中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我有些失望。家里人打电话要我兑现诺言，我感到有些难过。想到这两年过的苦日子，为了“法轮功”的事我长期焦虑、提心吊胆。不过我还是横横心对家里人说：不行，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太远，没有办法再回头了。要问我在这之后，思想有什么变化，现在想起来，变化还是有的。首先我内心承认“法轮功”和李洪志终于让我失望了一回，也就是说我承认“圆满落空”是一个铁的事实。以后别人再跟我讲什么“十年”、“十五年”等说法时，我就持怀疑态度了。然而，为什么不转化呢？主要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还怀有“圆满”愿望，尽管这个“圆满”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法轮功”的世界观没有改变，想到一旦转化就前功尽弃，赌一把的心态是很强的。

　　2、李洪志公开与共产党和政府为敌

　　我在上海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件事也给我触动很大。那时候我定期去网吧下载李洪志的经文，大约在2001年3、4月份的一天，我看到了李洪志的一篇经文，在经文中出现了直接攻击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话，我看到之后很是吃惊，因为李洪志讲过“法轮功”不参与政治的话，在我当时的头脑中还是有很强烈的印象，以前他说真正迫害大法的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怎么现在开始直接针对共产党了呢？我当时脑子里一下子就冒出了一个念头：难道李洪志要亲手毁掉“法轮功”吗？可是这个念头只出现了一瞬间，很快就被头脑中其它为李洪志辩护的念头给覆盖过去了，认为“师父”这样做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不能胡思乱想。

　　3、一个触及我心灵深处的敏感问题

　　2001年7月，由于我继续参与“法轮功”活动，被遣送回了厦门，并参加了法制教育学习班。在班上，我是带着很强烈的对抗心理在抗拒转化的，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学习班的一切帮教活动，所以思想认识并没有转变。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帮教人员在给我读一位已转化人员写的一篇材料时，我哭了，我当然不会告诉帮教人员我为什么要哭。我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是，因为那个学员谈到他修炼“法轮功”后，一心想着“上层次”、“圆满”，所作所为如何自私的问题，我感到有些动摇了，我觉得我如果再听下去我会真的觉得自己很自私，真的会被转化，所以感到痛苦。

　　4、引起人们普遍反感的“讲清真相”活动

　　前面的事情在我的经历中并不是个别的事例，而是经常发生的，当我在跟过去的师长讲“真相”时，当我在对列车上同行的乘客讲“真相”时，当我在其他不同的场合跟人讲“真相”时，我发现收效甚微，熟悉的人会更多地表现出对我的言行感到不可思议，不熟悉的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冷漠，毕竟这些事情离他们的生活太远。而我后来也逐渐发现，自己其实对“讲清真相”的效果也不是真正的关心，真正关心的其实就是自己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在做事情，在洗刷污点，在不断地达到圆满。举个例子来说，2002年夏天，我私自制作了很多小标贴纸，手书“法轮大法好”或“大法好、真善忍”等内容，然后就贴在昆山市图书馆中杂志和书籍的封二或其它空白的地方。我后来还两次去图书馆，见到管理人员把里面的藏书一本本地拿下来检查，发现有标贴纸的就想办法刮掉。在做这样的工作时，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对“法轮功”有什么好感。我做这样的事到底是救了人，还是害了人？但我思想中却有一个强烈而明确的念头，那就是：我为“大法”付出了这么多，我已经洗刷了污点，我正在圆满了。

　　5、父亲的话使我受到强烈震撼

　　离开学习班的时候，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的黄主任送别时一再告诫我，千万不要再做违法的事情。可是由于自己的思想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我很快由于从事“法轮功”非法活动而进了看守所。我的父亲一听到消息之后马上就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老家赶来看我，还有一位从上海赶来的他的学生陪着他，父亲当时面色凝重，对我说：“一个人不是只为自己活着，一个人在这个世上，还要为自己的亲人，为自己的家族活着”。他说他求我能不能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家族，放弃“法轮功”。

　　父亲是一个家族观念很强的人，我们老家在农村，能出来工作的没有几个人，我又是家里的独子，父亲一直对我寄予厚望，指望着我能光宗耀祖，没想到我却走上了这么一条路，他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可是面对他的痛苦我却无动于衷。他提起了我过去的许诺，说难道你还想圆满吗？我表情坚毅地说即使我将来不能圆满，我相信真善忍对将来的人类是有好处的。在说着这样的豪言壮语时，我觉得都有点被自己的高尚感动了。可是父亲却一点也没有被我感动，他的脸上只有痛苦与绝望，他重重地扔下一句话：“我本来对李洪志与‘法轮功’没有什么看法，但看到‘法轮功’能让一个人迷成这个样子，我对李洪志也有了看法了”。

　　我知道父亲说的是实情，自从我练上“法轮功”以后，一直给家里的人推荐，想让他们也练，他们虽然都没有练，但是直到国家把“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之前，父亲对我练“法轮功”并没有反对。但现在，我的表现却让他对“法轮功”有了看法了。我虽然表情冷漠地看着他离开，但他的话却不能不在我内心深处引起震撼。值得一提的是那次会面中，唯一让我动容，让我流泪的是：当父亲问我坐几年牢以后，出来怎么办时，我哭了。我说你们是这世上唯一能够荫庇我的人，我将来出来以后，唯一能投奔的恐怕还只有你们了。父亲说那当然，你再怎么样父母亲都是不会嫌弃你的。

　　那次会面表面上虽然没有改变我顽固的“法轮功”立场。但对我内心深处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按照李洪志的说法，我们为什么要讲真相，为什么要与政府对抗，就是我们要救渡众生，要清除人们思想中认为“法轮功”不好的那个念头，因为凡是思想中有认为法轮大法不好念头的人将来都要被淘汰的。可现在看来，恰恰是我的行为让父亲认为“法轮功”不好了，如果父亲将来被淘汰了，那也是因为我而被淘汰。这样看来，不是我反而害了他吗？当时虽然没有敢往深处想，但潜意识中我隐隐觉得不安。也许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只眼睛，不仅在注视着外界发生的一切，同时也在注视着自己的表现。现在看来，使我感到不安的，就是我一方面自我感觉良好地说着冠冕堂皇的话，达到的效果却恰恰是伤害了别人；而当面对别人的切实具体的痛苦时，自己表现出来的却是无动于衷的冷漠。这就是自己在“法轮功”中修出的慈悲心吗？

　　6、无私无我的精神境界没有达到

　　看守所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的几件像样的衣物丢得差不多了，我也都没有在乎，觉得自己还是在按照一个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要放弃执著嘛，修炼人哪能在乎这些。当时我舅舅给我送来了一床过冬的新被子，没想到这床被子又被人看上了。同室的一个犯人想要用他的一床破被子，外加一条裤子跟我换，我当时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一种是我觉得作为修炼人应该放弃执著，应该舍；另一种思想是觉得我那么多的东西都已经送出去了，就剩这么一床被子，我无论如何要留下来自己用，更何况这还是我的亲人送给我的呢。可是，最终还是我后一种思想占了上风，我没有换给他。

　　舅舅前来送别的时候，送了几瓶饮料叫我带在路上喝，其中有四瓶小的，一瓶大的。路上，我把几瓶小的饮料分给了几名同行人，然后我自己也喝一瓶，当时我心里盘算着，这瓶大的正好留着明天喝，因为我要有两天的路程，而他们几个都是一天就到的。到了下午的时候，一个人捅了捅我的胳膊，指了指剩下的那瓶饮料，意思是他还想喝。我当时想都没想就说：“不行，剩下的那瓶我要留着明天喝的。”

　　就这两件小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按照李洪志的说法，所有被劳教、被判刑的大法弟子不都是圆满吗？按照这个标准我圆满了，甚至在前一段时间，我还做了不少跟圆满有关的梦。可是，李洪志在以前关于圆满还有其它的说法，按照他早期的说法“我要你们达到的是真正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从这两件事情来看，我却没有圆满，因为我即没有达到“无私无我”，也没有达到“先他后我”，哪怕是在很小的一瓶饮料这样的事情上，我都是先考虑自己，再考虑别人（先我后他）的。

　　7、决心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决裂

　　在流离失所的生活中，我感到苦不堪言，逐渐有了转化的愿望，但却放不下对李洪志的盲目崇拜和对“法化功”沉迷，对转化感到害怕，等我到了劳教所的时候，由于过去积累下来对李洪志和“法轮功”的怀疑和矛盾，心里很想转化，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转化。我对几位同教说：“现在要我转化确实是有思想负担，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让我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转化，那我也愿意呀。”由于帮教人员和劳教所干部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他们耐心地说服教育下，我在两个星期之内就决心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决裂了。当然了，真正转化的心路历程却绝对是一个积累和反思的漫长过程。

　　三、自信与自立——我的正常生活

　　2004年4月份，由于我表现良好，得以提前四个月解教回家，一旦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我感到里面和外面完全是两个世界。刚解教的那一天，舅舅带我去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卫生间里明晃晃的镜子都会让我觉得惶恐，看着满桌的饭菜，拿起筷子来我都感到手指僵硬，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陌生感。生活中的这种不适应还是很容易克服的，但比较难恢复的是创伤心理。我的转化虽然是认识的升华，但这样的经历，这样惨痛的教训对任何人的自信心都是沉重的打击。我认真地反省了自己的过去，也重新规划了自己的未来，但一个人健康的心理，包括自信心、对生活的信念等等都是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而不是自己想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舅舅在接我的时候告诉我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你不要算计得失”。是啊，他无疑是设身处地地替我着想，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试想，“法轮功”几乎耽误了我十年的青春，在这十年里，我的有些同学有的已经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也有的已经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既使发展不是那么顺利的也都有自己的一份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而我却仍然一无所有，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梦醒了，还是两手空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怎么去算计得失呢？算计得失的危险是使我陷入对往事的懊悔中不能自拔。我所应该做的唯一就是脚踏实地向前看，尽快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当时面对社会我感到一切都是新的，我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很多事都不懂得。因为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社会。在大学的时候，我没有接触多少社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把修炼当成了唯一的人生追求和目标，虽然身在社会中，心灵却是飘然物外的，再后来等到跟着李洪志走上与政府对抗的道路，更是一直处在非正常的生活状态之中。现在，真正要回归社会的时候，才发现我要补的课实在是太多。我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我不懂得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我甚至空有一脑袋的书本知识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去为自己谋一条生路。当我回到厦门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作的问题。

　　我一回到厦门，市委干部林东先生就把自己楼下的一间房子腾出来让我用，为我解决了暂时的栖身之处，但我回归社会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联系了以前的老板，现在是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想看看能否继续为他工作。我特意去事务所登门拜访，却被他很客气地回绝了。现在想来这是情理中的事情，因为你这么多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家是不知道的，人家只记得你以前的表现，当然还会用老眼光来看你了。还好，林东先生主动地为我介绍工作，我也耐心地又跑了很多家单位，一个月之后终于应聘到了一家语言培训中心从事翻译工作。能找到这份翻译工作，应该也是对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松英语学习的酬劳。整个找工作的过程使我感觉到一定要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政府，不能把应该靠自己努力去解决的问题都推给政府。

　　有了一份工作，总算是又过上了正常的上班下班的生活，能够靠自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这是回归社会和正常生活状态必不可少的一步。可是我并没有满足于此，早在我转化之初，我就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误入歧途，走上“法轮功”的道路，都有很深的心理根源，都是因为对自身心理的无知造成的。另外，从自己的性格和价值观方面来说，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在知识领域发展。生活刚安定下来，我就开始着手准备考研。林东先生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为我联系了厦门大学的社会学系心理学教授戴老师。戴老师以前毕业的学校刚好是我现在准备报考的学校，他专门抽出了一个晚上时间来与我谈心，对我给予鼓励，并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建议。2005年5月份，我辞职专事学习，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当然，在热心人的帮助下，我始终坚持为一些公司翻译资料，生活保障没有问题。现在我已经收到了心理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生活即将对我展开全新的一页。虽然这一切离真正的成功还很遥远，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从一个心理上极其脆弱、有很强的依赖心理的人，变成了一个自信、自强、自立的人。我走在大街上，观察年轻人的脸宠，年轻而漂亮，健康而自信，他们的幸福不需要掩饰，他们的笑容没有杂质，不禁想到，一个生命不知要承接多少阳光雨露，才能有这般健康和自信。社会是我们心灵扎根的土壤，阳光雨露就来自于那亲情的关爱，来自于老师的表扬，来自于同龄人的友谊，来自于异性的倾慕，来自于周围人们的微笑，来自于一次次成功的体验，来自于那一次次挫折后的反省和鼓励。有了这些，一颗颗健康的心灵才能够成长起来。

　　同样地，回顾我这两年的成长历程，也离不开社会的土壤和阳光雨露。亲人的支持、政府的帮扶、社会的关爱都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前面只是举了一些例子，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人从不同的方面对我给予帮助，都不能在这里一一赘述。

2006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