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初登仕途的清河县原是白莲教派长期活动而被世人视作“邪教渊薮”的地区。所以他到任之初即以禁绝邪教为己任，不仅刊印反邪教告示三万余份遍布乡村，而且还“阅透邪经”，从事反邪教理论的工作，并以邪经为基本依据进行研究辩驳，先后撰著了《破邪详辨》四刻，不仅对邪教理论给以沉重的打击，而且还为后世研究秘密教门保存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破邪详辨》初刻于道光十四年正月，共三卷，主要著录其在钜鹿任上时所搜获之“邪经”二十种，摘引词句加以辩驳，除自费刻印流传外，还呼吁各地州县官据版翻印，“遍施民间”。道光十九年春，黄氏任沧州后，在城内和四郊寺庙中，陆续搜得邪经三十一种，去重后得二十六种，著录而成《续刻破邪详辨》一卷。二十一年五月，又将续获邪经十八种，著成《又续破邪详辨》一卷。七月又追加“邪经”四种，成《三续破邪详辨》一卷。这样，从道光十四年正月起到二十一年七月止，完成四刻，共六卷，均由北京琉璃厂西门内五云堂镌版，陆续刊印。
《破邪详辨》是以提要目录形式著录了明清以来秘密教门的部分经卷资料，虽未能尽录这些经卷的全貌，但从所摘录内容，也可略窥一二，成为一部别具特色的提要目录。黄氏除了详辨“邪经”外，还通过批判形式——坐功运气，上供升表，考选挂号而达到“上天”的目的。黄氏认为这些修持功夫不过是痴心、谄心、狂心和妄心等“坏心”，是“不可信也”的“邪心”。黄氏认为这些“邪经”只可“付之一笑”而已。但他更深层地认为“邪经为邪教根源”，禁经就是为了禁教。如果“不将邪经中语，详为辩驳，民既不知邪经之非，虽尽法惩治而陷溺已深，急难挽救。”所以他要对邪经中的主要内容，详为辩驳，“务使有奸必发，无弊不搜”。他要以详辨“邪经”来破除“邪教”，这是黄育鞭反邪教的基本观点。
黄氏认为：经的本身可能“无谋逆之说”，但却可用来吸引群众而造成“聚众”，威胁到社会稳定，成为动乱的源泉。所以他把“邪经”——“聚众”——“谋逆”三者联系起来是有一定见解的。在各刻《破邪详辨》中又一再强调说：“谋逆之原，由于聚众；聚众之原由于邪经”，他认为聚众是“谋逆”的症结所在，因为“不复有聚众传徒，又何至于谋为不轨?”而“因印造邪经，煽惑愚民，遂致聚众传徒”。黄育鞭从铲除邪教的理论根株来禁绝邪教的认识是清晰深刻的。他也提出治理“邪教”的方针是“刑教兼施”，但着重在详辨“邪经”上。因为这样才能使“在不习邪教者，即深知其非而不为所惑；在习邪教者，亦自觉可丑而逐渐生其改悔之机”。
对于被黄育鞭指认为“邪教”的白莲教派(或其它会道门)，如何界定其“邪教”性质，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即就黄育鞭一位亲民的基层地方官而论，能在任地洞察到社会动乱的症结所在，并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方针、措施，就很难得。他能在宦海的全历程中倾全部精力与财力来尽一位地方官关注社会稳定的职责，也是不多见的。他的破“邪经”，禁“邪教”的若干见解和做法颇有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