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在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门前组织了万人游行。2001年1月，一些中文报纸公开披露，某些法轮功信徒不顾自1999年夏中国政府对其颁布的取缔禁令，“仍继续前往天安门广场制造混乱，他们在那里树立横幅，呼喊标语，散发传单等。那些法轮功顽固分子的煽动手段层出不穷：他们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下面，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以及北京的居民区里张贴散发非法传单，污染社会风气”。
1800多年前，五斗米教（天师道）和黄巾军曾掀起了反政权的军事暴动。从元代（十四世纪）一直到近代，曾有许多组织宣称过世界末日将至，新纪元就要到来。白莲教人曾说过，这些打着传授气功、冥想、武术名号的活动无非是为了招募和组建自己的阵营。而这常常与意在推翻执政王朝的造反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必然会遭到严厉的镇压、驱逐和流放。然而，元代却正是被红巾军这样一种造反势力推翻的。其后这支反抗军的领袖朱元璋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很快改变立场制订了严格反对异教的法律。
事实上，宗派在这个世界从未完全绝迹。它改头换面，在气功冥想等传统技艺的外衣下重新登场。
文化大革命期间，气功藉由师徒关系的网络继续发生着隐秘的变异。70年代，郭林，一位通过练习气功而获得康复的女士开始公开教授气功。她在北京的公园里开办的集体练习课程使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1979年对外开放以前，郭林一直受到鼓励。在大家看来，气功是一种对于大众而言有效可行的疗法，既有益于改善全民健康状况又可以节省国家投入。
这一时期，媒体开始发布一些关于奇异现象的敏感“信息”（比如孩子通过耳朵和腋窝阅读等等）；据他们称，一些气功练习者通过冥思练习可以获得心灵感应或者超自然能力。这些神奇的能力甚至在一些严密的实验中得以证实。例如，上海一家高等科学机构的研究员称他借助一种机器观测到了气功练习者酝酿于自身而后发散到体外用以医治病患的“外气”的物质存在。此外，某些医治者会在特别的日子出来公开表演他们的神奇能力，并通过科学的方法证明他们“特异功能”的存在。一时间，成百上千的气功大师、气功学院、组织等借着气功的名义应运而生。
人们宣称，这项如此简单的技艺不但可以带来健康与长寿，还能提高人的智慧、给他们注入新的力量。练习者们的经验和科学研究似乎已经证实了那些传奇般的神奇功绩。而对于“外气”作为物质实体的定义也确保了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能够在科学唯物主义合法框架下得以进行。既然气功是一种能激发所有人身上都具备的潜在的“特异功能”的练习方式，人们就希望这些迄今为止只被少数人以秘传方式掌握的神秘能力可以借助科学推广到群众中去。
1987年，一位女性练习者在冥想练习中引起了精神问题，人们开始指出气功中存在的弊病。国家也针对气功活动内部存在的江湖骗术采取了措施，并于1987年召开了一次专门的部长会议，准备对当时一些气功协会进行整治。
法轮功的发展
李洪志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气功教师，自1992年起便开始采取一个持久战术，他把气功修炼身心的技艺与伦理、救世论和末世说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定名为法轮功。这样的战术为他带来了飞速的成功，然而1995年起，一些研究者在媒体上掀起了论战，批判法轮功气功外衣下宣扬的宗教复兴和封建迷信。这场论战之后，政府于1996年开展了对于气功组织的矫正运动，对某些存在问题的气功组织收回了官方认证。在这一不利环境下，1996年李洪志本人逃到美国。
随着发展，法轮功开始发生演变，逐渐偏离其本质。
气功组织的网络使人们瞥见了古代多神信仰的影子，这种相似性既体现在其结构和意识形态上，也体现在其传播方式上：那些结构分明的组织以教授气功技艺的借口招募信徒，并将之变化成一种意识形态。不同的组织中有着不同的论调，但却几乎都在推广一种围绕着气功师父救世主形象，凭借意识、末世说、科学主义以及浪漫的民族主义来拯救宇宙的理想。这种陈词滥调在李洪志的法轮功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1996年以来，法轮功的面貌已不再是一种气功派别，而是一种新的宇宙法则，它自称超越了任何形式的物质组成，位居所有哲学、法则和人类历史中的任何气功门类之上，只有它才是依循天启的惟一救赎之路。与此同时，苛刻的道德要求、积极的招募热忱和严格的内部纪律使法轮功组织招募到了数百万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信徒。
尽管带有反科学的空洞论调而且没有合法地位，法轮功组织仍能在大约三年（注：1996年至1999年）的时间里公然进行自我宣传。只有一些记者和科学工作者在报纸上批评该组织，指出其特异功能的本质，并揭发了一些信徒因在李洪志的教导下拒绝医疗而致病致死的实例。作为回击，法轮功组织的信徒在相关媒体的办公地点门外进行游行，要求获得公开道歉。而一些人把法轮功视为供退休闲散大众消遣而又经济实惠的体育锻炼。另一些则在揣测这一组织的真正影响力，他们担心会遭到数百万法轮功练习者的反对。
而李洪志意识到他在数以百万信徒中的权力，便更加希望扩张他的影响力。他无法接受他组织的运动失去了官方认可并且毫不犹豫地用具有政治性实质的行为对报纸上的批评以及政府的拥护者们进行反击。1998-1999年间反对官方传媒的早期游行证明了他想要的能够使政府屈从的政治力量。而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的大规模游行中，法轮功组织已经不畏惧与最高权力相对峙了。
天津警方逮捕了在当地某报社门口组织游行的两名头目后，该教派于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中央政权所在地中南海附近举行了公开的集会示威。这次事件具有重大意义，它揭示了法轮功组织的政治目的。中央政府于1999年7月23日（编者注：应为7月22日）颁布了对法轮功组织的禁令。
原文网址： http://www.cairn.info/revue-critique-internationale-2001-2-page-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