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对话中心”网站（centerdialog.dp.ua）专业记者格雷戈里·格洛巴曾于2009年1月12日在《公民报》上撰文，以确凿的事实揭穿了法轮功变着花样欺骗大众的真面目，抨击了法轮功组织捏造的种种诋毁中国当局的伪劣证据，呼吁大家远离法轮功。

　　新年期间，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又展开了所谓的捍卫中国人民福利的斗争……

　　近年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民经常在大街上碰到那些宣传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可怕暴行的人，他们手里拿着一大摞报纸和传单，向过往行人分发。

　　这些人来自于神秘的法轮功（或法轮大法）组织。这个组织已经在乌克兰注册，但不是作为宗教组织注册，而是打着社会性组织的旗号注册的。现在，他们正呼吁“拯救中国”，甚至在新年期间在众多公民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的地方开展宣传。

　　市议会并没有授权！

　　《公民报》曾参加了一个法轮大法组织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得到的印象是双重的。整整两个小时，法轮功的追随者们都在谈论“中国共产党的暴行”，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迫害他们的组织，镇压他们的行动，以及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种种罪恶行径，并呼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民不要对此无动于衷。

　　诚然，一个直接的问题摆在面前，究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居民应该如何帮助他们的亚洲兄弟，答案始终没有找到。据我们所知，在乌克兰，没有任何人镇压法轮大法组织。

　　我们的当局和社会，甚至在那些法轮功的“传教士”和“积极分子”们在儿童公园开展行动，用那些可怕的图片吓唬孩子，还危言耸听的时候，也显示出了对待法轮大法运动极度宽容和谨慎的态度。同时，公园是一个公共场所，在这里举办任何活动都是需要市议会开具的特别许可证的。

　　至于“精神境界的提高”，精神境界—— 它可以看做这样一种实体，既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在电梯里提升，最终，走向大自然。但是，一群在儿童公园静坐的人——这明显不是在提升精神境界，而是在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一位带着孩子散步的母亲，应该如何回答孩子有关法轮大法的问题？如何消除孩子的茫然和疑虑？她到底怎么做呢？在儿童公园开展这种宣传活动，明显是对法律的公然侵犯。而发言人柳德米拉·缅里尼丘克在法轮功组织的记者招待会上轻蔑地哼一声，将有关这次非法宣传活动的文件资料甩在一边，还自豪地说，“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一纸空文。有多少次我们对阵市议会，我们总是赢！”

　　乍看之下，“法轮大法”的确能代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利益。比如说，文化研究硕士柳德米拉·缅里尼丘克、区域组织首领导人谢尔盖·布金和哲学博士米哈伊尔·穆拉什金。不过就目前看来，他们的观点还是更倾向于建设和谐、宽容、理想的家庭关系。

　　当记者开始提问各种具体问题时，一团和气的场景就终结了。“我们总是被控告对抗、侵略、纵火和其他可怕的罪行。”哲学博士竟还引用马克思和舍甫琴科的话。他现在也不嫌弃“傻头傻脑”、“榆木脑袋”这些绰号。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甚至不会因为东正教牧师的存在而尴尬。

　　来自中国的观点

　　然而，当乌克兰勇士们在为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而奋斗的时候，这种善意却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广泛怀疑。例如，在针对法轮功而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乌克兰共产党市委员会和社会性组织苏维埃军官联盟的代表就提出了抗议，其标语是“我们绝不允许与兄弟民族争吵”及“不允许诋毁中国”。

　　乌克兰矿业学院的中国学生穆保涛，虽然俄语说得很吃力，但是讲话却很有说服力： “在中国，法轮功追随者拒绝医疗帮助，这有时会导致追随者死亡。因此，法轮功组织在我们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我们没有谋杀任何人，在中国根本没有任何集中营，在中国是存在自由的！”

　　另一种观点

　　苏维埃军官联盟新闻发言人维克多·马尔琴柯说：“法轮功组织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指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这些指控出自一些法轮功的支持者，而他们却从未到过中国。他们是依据于匿名证人或第三方的证词，而这些人的证词是绝对不可信的。由法轮大法组织传播的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信息是片面的，被刻意扭曲的，不客观的，而且往往是与事实不符的。乌克兰人权活动家弗拉基米尔·别图霍夫与瓦连丽亚·契巴年柯2007年赴中国访问时曾勘察过位于苏家屯的所谓的集中营，后被证实此地并不存在。在那个位置上矗立着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心脏病医院，而法轮大法照片上声称的火葬场其实是医院的锅炉房。 由法轮大法组织散播的关于侵犯中国公民人权、酷刑、死刑的信息是未经过正式组织和国际组织的事实或文件证实的，而是出自法轮大法本身，或者与其相关的位于美国地位不明的组织。考虑到法轮大法运动的领导中心就在美国，而美国在历史上曾与中国关系紧张，法轮功的宣传运动旨在使中国在世界人民眼中失信，并维护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我们要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使是在乌克兰最恶劣的真正侵犯人权的情况下，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法轮功“维权者”也不会去关注。

　　因此，我们呼吁所有人都要谨慎的对待那些直接或间接出自于“法轮大法”相关的源头的信息，并且以其他的信息来源作为参考，形成自己独有的对中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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