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5月15日-16日，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St.Peterburg）位于维丝利瓦斯基岛上的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召开了破坏性邪教和人权会议，俄罗斯司法部部长Alexander Konovalov，欧洲宗派研究和信息中心联合会（FECRIS）主席格利斯·弗德利赫在大会上发言。白俄罗斯新兴宗教运动研究中心主任Vladimir A.Martinovich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报告对邪教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指出邪教的政治化包括主动参政和被政客利用两种方式，邪教政治化不仅给干涉了国内的政治甚至是立法领域，包括法轮功在内的邪教甚至被超级大国利用作为向本国施以政治压力的借口。

　　由于教派、邪教、新兴宗教运动既是政治活动的主体，又是政治活动的客体，所以我们要从以下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来探讨“邪教和政治”这一主题：

　　a）邪教在政治领域内的普遍渗透；

　　b）邪教对政治生活、社会、甚至立法领域的干涉与影响。

　　在本次演讲中，我会将主题“邪教和政治”系统化，将其作为现代社会邪教历史发展的一个例子，分析白俄罗斯在这块领域的发展情况，研究出一套考量邪教对一个国家政治的影响程度的方法论。

　　邪教参政

　　事实上大多数教派和邪教都不会参与政治，为什么少数派会呢？我们将对此做出分析，这是本次研究的重点。通过研究邪教历史，我们将了解导致新兴宗教运动参与政治的各种因素。

　　对政治的兴趣往往始于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评论。慢慢地，邪教开始以自己的教义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对社会的看法。但是，在这个阶段，他们并没有要求获得政治影响力，也还没有规划出一个明确的政治策略。大多数情况下，较小的邪教会给现存的政治组织大唱颂歌以期获得影响力。所以1994年的“占星家”和2001年的“异教徒”这两个异端组织会拥护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并预言他执政期间一帆风顺。“异教徒”也拥护1994年全民公投的结果。

　　很多邪教在瞬息万变的政治氛围中应变自如，并试图从精神层面施加影响。比起参与正常性的相关政治活动，他们更热衷于此。最常见的“精神影响”就是各种祷告和行事仪规。白俄罗斯一个有名的“精神影响”例子是五旬节教会在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大楼周围的“祈祷行走”。他们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当然，这种对政治的影响的尝试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对国家真正的政治形势没有任何影响。

　　邪教自我政治化的结果是促进了政治神学体系的发展，它亟需邪教成员在一个或更多的国家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将他们的教义直接转化为现实。值得一提的是，在绝大多数例子中，开发出一套政治宗教体系的邪教并没有成功付诸于实践。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一领域没有真正的成功预期。不管是要精心创立宗教政治理论，还是要将理论转化为实践都取决于这个邪教的成功发展及其取得发展的能力。邪教的规模越大，政治运作就越成功，但是这些因素还远远不够。不是所有的邪教都是想要夺权的。政治宗教体系的有无并不是邪教发展的主要因素，创立者和领导者的选择才更为重要。

　　评价新兴宗教运动有目的性地参与政治的行为，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是不准确的。一般情况下这些组织的政治需求是不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危险的，反而会加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意大利邪教达曼胡尔及其政党——“共同为国家奋斗”。

　　某些情况下，邪教的政治宗教政策的实行可能对国家是有利的。例如美国邪教“全世界使命运动”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英语和美国宪法，对美国政府是有益的，相同的例子还有“托尔斯泰的精神联盟”、“马列维奇”和“反酒精”组织对其他邪教的呼吁，显然不是在帮助革命分子，而是在帮助沙皇政府。反对共产主义的“统一运动”体系化对抗在美韩都是受欢迎的。

　　也许在邪教发展的整个历史中，最成功的政治项目就是日本的公明党，这个政党由邪教“创价学会”建立。公明党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位列日本三大党，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它证明一个邪教在影响政治形势上越专业、越严肃，那么邪教受政治的影响后自己改变地也越多。也进一步证明如果要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框架内得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邪教所创立的政党必须和这个邪教的教义、宗教辞藻及其理念保持距离。政治生活的规则和标准是个过滤器，不允许任何只有在精神上有宗派思想的政党进入权力系统。

　　邪教历史上有很多纯政党的例子，他们借用教派的教义，试图完全颠覆现存的公共秩序。俄罗斯有“阿里乌斯派统一党”、“俄罗斯国家解放运动”、“统一”，白俄罗斯则有“白俄罗斯基督教联盟”、“白俄罗斯人道主义政党”等等，他们得到的支持都不值一提。

　　所以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准确地定义新兴宗教运动的自我政治化崛起的问题。当邪教不可能在政党层面上获得权力，他们常常推出某个人作为代表，或者贿赂政客和国家公职人员。但是如果邪教的政党已经得到了权力，诸如“公明党”，他们就会忙着给人民谋福利，那么政客和公职人员就会在全国推动这个异端组织的政治利益。

　　典型例子就是五旬节教会成功进入巴西国会。鉴于天主教与当局的紧密合作，巴西五旬节教会以维护信仰自由和忏悔自由需求为名进行斗争。五旬节教会在“危及宗教自由”的口号下和天主教展开战斗，要求获得和天主教一样的地位和特权。获得胜利后，他们又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力：“很多福音派在筹备新宪法的过程中获利，通过利用他们的选票来为他们的教会以及他们自己争取利益……获得的好处包括一个电视频道，至少是六个广播电台，政府中的重要岗位，金钱等等类似这样的好处。”

　　在所有邪教利用信徒获得权力的国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我们不知道作为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牧师如果获胜，结果会是什么。帕特·罗伯逊因在2005年的一个电视直播节目上主张刺杀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而登上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我们也无法想象如果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共和党温和自由派、摩门教徒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赢得2008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又会如何。

　　在白俄罗斯的历史上也有一些相同的例子，各个级别的公务员和政客非常活跃地支持邪教的利益。例如，某市前任市长Wysokoe就是五旬节教会的牧师，他利用自己的职位去决定该市的问题。通常，白俄罗斯的五旬节教会信徒都会不遗余力地成为国民议会的候选人。

　　新兴宗教运动另外一个参政方法就是影响大众舆论，目的就是正式修正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当然也有其他的政治目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把单纯建立于我有利的舆论和长期规划邪教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有明确的目的和任务。在白俄罗斯，规模最大的要数五旬节教会、浸礼宗等基督教异端教派。2003年，他们利用路德教会建立450周年庆祝活动的契机，宣布自己是16世纪白俄罗斯新教的直接继承者。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五旬节教会以及其他基督教异端教派的问题，他们还创造了“白俄罗斯的黄金时代”——政治和经济繁荣，五旬节教会成为主流宗教组织——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不禁让人疑惑，国家是否应该认定他们为16世纪新教的“继承者”？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真的会复兴吗？为了维护和推动这个理念，他们已经开始组织大型的公共集会，在大众媒体和宗教媒体上出版书籍、手册和一系列的论文。

　　如果新兴宗教运动合法获得权力的努力没有成功，他们也许会采取非法的行动和政治抗议。所以诸如“奥姆真理教”的邪教，在东京地铁投毒事件之前，组建政党“真理党”，四处宣传，严格遵守日本所有法律法规，还参加日本的众议院选举，他们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之后在东京地铁实施恐怖袭击。

　　在那些政治环境动荡的国家，邪教在国内政治化的进程就非常快了。对政治环境或者社区环境的普遍不满会引起政治、宗教混杂的抗议。从结构和内容的特点看，大多数抗议都和教派和邪教有关。教主们声称，这是为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的圣战，合理化这样的政治活动。

　　传教者利用了政治宣传的各种元素，因为很多信徒围绕在这种先知周围。反对社会不公和政治动荡的宗教抗议会大大扩大抗议运动的权力和规模。规模最大又带点革命色彩的在19-20世纪的非洲，此外还有越南的高台教、德国的再洗礼教、18-19世纪北美印第安人的各种教派和18-20世纪美洲黑人的所有宗教运动。其中最特别的是中国的教派运动，中国的邪教在反抗当局的政治运动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

　　政客利用邪教

　　邪教参与政治并不总是邪教出手，也不总是伴随着宗教教义的政治化。政客、当局、国家安全系统利用邪教也是邪教政治化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牵涉到两个或两个国家以上的国际例子和国家内部的政治例子区分开来。

　　利用邪教来作为要素之一影响国际政坛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所以邪教只是要素之一，而且绝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当今世界，大型国际组织及联盟都希望新兴宗教运动能够插足国际政坛来保护人权和宗教自由。但是在这一领域的法律保护的历史已经清楚显示，保护宗教少数派的权利和自由首先被邪教组织滥用，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活动不受阻碍，其次作为一个合理的借口来给其他国家施以政治和经济压力。

　　第一种情况，在和外部世界联系的过程中，邪教借用在文明社会里普遍出现的语言，宣称支持所有个人的、民主组织的、立法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在国内却施行和这些所谓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修炼、教义和教规。而社会，尤其是人权组织非常相信邪教，保护他们免受“诽谤”。

　　第二种情况，美国国会于1998年通过《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美国国务院每年会在全世界发布宗教自由白皮书，已经影响了邪教或教派问题在国际层面上的政治化。全世界的人权和宗教组织都在收集宗教少数派受压迫的例子，或真实或伪造，为白皮书的发布做好准备。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宗教少数派和这个白皮书的作者有利益上的瓜葛。牧师E.P.的研究显示，美国如果和某些国家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比如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有军事基地，那么美国就会无视这些国家侵犯宗教自由的事实。

　　那些国家，不管有没有侵犯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基本上不会在白皮书里提及。除此之外，这些国家只要一和美国有政治或者经济上的合作关系，之前被责难侵犯人权和自由的，之后关于他们破坏宗教自由的言论即刻就会消失，不管他们的迫害行径是否还在继续。我们可以得出和牧师E.P.研究结果一致的结论，一个国家会以侵犯宗教少数派自由为借口向另一个国家施压。但是，事实远不止如此。邪教受到额外的刺激——他们被迫害了——来维持一个繁荣的景象。信徒们受到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信徒被那些要毁灭他们的组织包围，这些都让新兴宗教运动兴奋不已。

　　这就为控制教徒、制造一种无辜感，为这个组织的活动赋予重要意义提供了机会。这个人权组织在这块区域被激活后，新兴宗教运动就散播一种遭迫害的气场。但是现今形势对他们非常有利，因为在大众传媒的帮助下，他们可以大叫所有人都在迫害他们，他们希望能够吸引各种国际组织和超级大国的注意。而超级大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认真评估所有的控诉，最终目的是将各个国家纳入自己蓄谋已久的全球政治体系中。在这种情况下，邪教的利益就和一些超级大国的利益一致了，只有主张“被迫害”这一概念的动机不同而已。

　　在中国邪教的发展史中，“法轮功”是符合美国和新兴宗教运动共同利益的最佳例子。他们散播各种事件，或事实或编造，以此为借口施压于中国政府。特别是比尔·克林顿当政时期的美国国务卿玛德莱娜·奥尔布莱特在访华和访德期间公开支持邪教法轮功和科学教派，这一结论就更好理解了。

　　很多政府利用邪教为情报部门服务，例子不胜枚举。据此，我们可以把老问题“邪教是否被间谍活动所利用”换成新命题“如今间谍活动中利用邪教有什么新花样”。这显然会引来世界各地著名科学家们的公开讨论。五旬节运动研究领域最有名的专家、学者贺伦华特（Walter J．Hollenweger）曾写道：“……同时，军方发现五旬节教会的重要性，它已经渗透到了很多国家，于是就利用五旬节教会来赢得民心。比如，为了让人们接受北美的生活方式，他们送民众进入五旬节教会，人们受到了‘转化’变成了牧师，进而影响了整个运动。这个方法复制到很多国家，五旬节教会的社会和政治的战略性意义都受到了这些国家的认同。”

　　情报部门自己也承认，他们会利用邪教。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1920年1月4日-1996年4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第10任局长，就有权力利用传教士来为情报部门服务。中情局第12任局长斯坦福·特纳（Stansfield Turner）曾在1980年说过：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牧师是“在国家层面最高级别的紧急状态下”“唯一可以用的方法”。中情局第17任局长也利用传教士进行情报工作。我们还能在美国国会听到，韩国的中情局利用统一教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同时也是摩门教主教，这也是众所周知。但是最有趣的例子要数美国最大的两个教会联盟——全美基督教协进会和美国福音派协会——抗议美国中情局利用传教士进行间谍活动。

　　在国家内部政治斗争中，邪教和教派最常利用反对派的力量，所以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根本不会混杂在一起。利用邪教为内部政治斗争服务影响最大的是邪教参与1917年俄国革命，紧接着是巩固苏联政权的准备活动，一直到1928年。多亏了科学发展及Bontsch-Brujewitsch的建议，革命分子利用了邪教对沙皇的绝望，对迫害宗教少数派的不满，和对因革命需要占领教会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分子与各种各样的邪教进行合作。

　　同样有趣的是现代白俄罗斯利用各种基督教异端教派进行内部政治斗争。20世纪90年代末，反对派人物Pawel Severinets以基督教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理念。1999年末，他创立了“基督倡议”联盟，并向俄罗斯人民阵线党内的基督教组织和俄罗斯非政府组织青年阵线官员寻求支持。尽管“基督倡议”联盟付出了很多努力以求获得全国所有教会的支持，但是其实质性的支持只有一些基督教异端教派的代表特别是五旬节教会的支持。在总统大选的前一年，某些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言论：“我们国家的宗教少数派经历了巨大的磨难。他们的信徒越来越多，是在野党的储备力量，因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民主化发展进程。”

　　但是在真正的政治战场上，白俄罗斯的在野党并没有急于和五旬节教会合作。这其中有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同时也因为在野党领导人看不到任何合作的契机。而且五旬节教会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支持反对现有体制的斗争，因为他们参与了社会和公共管理来推动“白俄罗斯的黄金时代”这一理念，他们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成功。而且部分高官还会公开支持五旬节教会（例如Paschkevitsch I.I.）。任何对在野党的公开支持都会被认为是导致“白俄罗斯黄金时代”失败的原因，同时也会失去那些公务员的帮助和福荫。2002年，俄罗斯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即将通过，这在社会上引起激烈的辩论。部分邪教、公务员以及政客公开宣传“信仰自由”，主要目的是阻止该法律的通过。“基督倡议”联盟为了防止失败，就计划收集50000个签名提交给国会以废除或者修改这项法律。

　　尽管受到了强烈抵制，但是这部法律最后还是通过了，这激起了大多数邪教的极大愤怒。但是却没有发生任何抗议活动，因为尽管他们都想这么做，但是镇压邪教组织的事件并没有发生。绝大多数的宗教团体都成功重新注册，从惯例性的抗议声明到大型的政治行动都没有发生。“基督倡议”联盟单靠自己的力量发起的“信仰自由”没有收集到签名。宗教组织成功重新注册后，因为并没有发生冲突事件，所以它不可能奢望能得到任何人的帮助。在野党利用不满的宗教少数派这一潜力股的计划失败了，因为首先在野党并不知道这种所谓的潜力到底有多真，到底有多合情合理，其次宗教少数派的不满并没有重要到值得冒险与执政党对抗。

　　而另一方面，美国在1998年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框架下，谨慎地追踪着国内的宗教形势，甚至指责白俄罗斯侵犯宗教少数派的权利，但是由于意识和宗教组织自由的问题，至今为止都没有正当理由来给白俄罗斯施以政治压力。同时，五旬节教会积极参与2004年末乌克兰“橙色革命”并取得成功，显示了宗教组织巨大革命潜力。我们又不禁要问，到底白俄罗斯蕴含着多少这样的潜力。紧接着围绕基督教福音会“新生活”发生的事件刚好成为理想的试验品。2005年，“新生活”和政府在教堂建筑上发生了冲突。相比这场冲突的特殊性，这其中运用的技巧更为重要。2005年9月，教会领导人在明斯克执行委员会大厦门口举行了示威游行，向政府施压，以求获得满意的解决方案。

　　同时，一条消息传开来，福音会的基督徒们将会组成教会联盟，向当局提出要求，在这条消息最后，他们警醒当局：“1989年，罗马尼亚当局对抗议的教会人员残酷的、欠考虑的做法导致了罗马尼亚政府的剧变。”2006年，Severinets和一批年轻的在野党政客向传媒宣布成立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个以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和其他宗教组织直接合作”的政党。很快，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对“新生活”施以援手，并决定参选下一届的人民代表，还呼吁基督教徒支持他们的政治计划。2006年10月，“新生活”绝食抗议，并和国内外媒体密切合作，与外国大使馆接触。2007年4月，“新生活”拼尽全力以最大的宣传力度募集50000个签名反对现行法律。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募集活动进展缓慢。事实是所有白俄罗斯的基督教异端教派并没有非常支持“新生活”这个概念。最后他们居然还跑到正统教会募集签名，而且还是在没有告知签名是谁组织的、是为了什么而募集的前提下。

　　所有“新生活”的行动提高了其在白俄罗斯基督教异端组织中间的知名度。美国国会发言提及了“新生活”的问题以及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活动。但是煽动革命爆发以及白俄罗斯的基督教异端教派的政治活动均以惨败告终。这种失败并不是指“新生活”在法庭上败诉，这没什么意义，而是指基督教异端组织没有能力达成共识，调动起信徒数量的优势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可以预见的是，基督教异端教派挑起革命的潜力仍然存在。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党和五旬节教会插足政治绝对不会被责难，这是他们的权利。问题首先在于他们干涉政治的手段和方式；其次是在寻求外国和国际公民权利组织帮助的过程中，最多是反白俄罗斯意识形态，但他们却与白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第三缺少建设性的行动纲领，而这种有建设性的行动纲领足以让他们像巴西一样成功进入国会。

　　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政客们不仅仅会利用邪教，还会发动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所以在90年代初，俄罗斯执政党往往会通过表达对宗派主义问题以及外国间谍活动的担忧来博得选民的同情。在这种情况下，邪教就会被刻画成一个可怕的敌人，他们是造成社会问题和负担的罪魁祸首，他们的灭亡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政客们经常提及宗教少数派的权利被侵犯的问题来赢得选民的呼声，而此时宗教少数派的权利和自由会得到全面保护。

　　再者，公众如果知道政客、国家官员和邪教合作，反对派就利用这一点来破坏他们的名声甚至是免职。俄联邦安理会秘书长Oleg Lobow和奥姆真理教合作，或者是俄联邦总理Kirijenko S.V和科学教派合作的消息一旦泄露给媒体，他们的支持率都会一落千丈。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前任主席Stanislaw Schuschkevitch不得不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和韩国邪教“统一教”保持联系苦找借口。

　　有时候政客和官员会与邪教合作。这个也许是经过了冷静的思考，但也许只是一时的无知。波兰的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和总统班子人员参加了印度新邪教“生活的艺术”的研讨会。冰岛高级官员因为邀请萨满教清除政府大楼的恶灵而被解雇。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还同意给邪教“基督科学教”5000万美元的赞助。在白俄罗斯，也有相同的例子，莫吉廖夫市的政府部门花钱请巫师降雨，并积极与韩国的统一教合作。

　　以下表格总结了所有邪教自我政治化的方式及被政客蓄谋利用而政治化的方式：

　　研究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宗派主义和邪教，都可以用这张表。相应地，我们应该将宗派主义和邪教政治化的量变标准和质变标准进行区分。质变的标准是表格里项目的数量，量变的标准是每一项的具体例子的数量。

　　我们将这个模版套在白俄罗斯，根据质变标准，白俄罗斯宗派主义的自我政治化的程度基本上在平均数以下；根据量变标准，这个国家邪教的政治化程度相当低。另一方面，被政客利用的邪教在国内和国外政治化的质变、量变标准也在同一等级。而邪教对白俄罗斯政治生活的影响以及教派和邪教活动对立法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原文网址：http://griess.st1.at/gsk/fecris/spb/Martinovich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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