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美国salon沙龙网络杂志10月25日报道，少女玛丽·马奥尼在最纯真的花季误入了邪教“上帝之子”，之后便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黑暗生活。吸毒、抛弃家人朋友、失去贞节、与世隔绝、辗转逃亡、颠沛流离……直到30年后才幡然醒悟，悔不当初！

　　（玛丽·马奥尼的一张照片）

　　我本是一个极度渴望归属感的天真少年，但我生活了30年的所谓的“家”却被证实为一个恐怖之屋。

　　我在2000年初离开了“上帝之子”。我花了很长时间走出过去30年的阴霾，但当我做到了，我被以前的那个自己吓到了。人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会参与这样的事？你怎么会留在那里呢？当我联想到我的罪过，懊悔和羞耻——我问了自己同样的问题。在2003年，我已经成年的大儿子，给了我一份英国高级法院在1990年早期关于“上帝之子”儿童监护案的长达三页的详细调查，通过这些法庭记录我才知道，有这样恐怖经历的，不止我一人。

　　我成长在华盛顿特区城郊的一个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中，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的家庭幸福美满，我的父母在他们那个大教堂中是领导者，我的家很干净，很整洁。“当你穿过客厅后在地毯上擦干净你的脚印，在沙发上坐下前铺张单子”，妈妈嘱咐说。在我的哥哥姐姐离家之后，我感到很孤独。在我16岁的时候，我把在夏天当救生员和游泳的时间都用在了吸毒上。

　　可能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开始我精神上的追求，又或者这只是一个征兆。我开始追寻生命的意义，追寻超越自己的归属感。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在学校看到一个朋友读圣经。她刚加入“上帝之子”不久，给了我一本他们的出版物来读。我虽然感到有一点怪怪的，但它却触碰到我内心的一些东西，于是在那天放学后，我和她一起去参加了“上帝之子”。

　　我试图寻找人生的道路，我也认为这可能就是我人生的道路。这里有一群虔诚的有基督信念的年轻人，打算通过公社式的“家庭”生活以及分享所有的方式来转变为纯洁的基督教徒。我感受到被爱、被接受，并且做为基督的一个“新生儿”被这个大家庭欢迎，我感到自己重获新生。我没有察觉到这是一个“邪教”，我把它作为一个能够服务上帝和他人，并以此拥有荣耀生活的一个机会。我是如此的年轻，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直到9年后我的大脑额叶发展完全，大脑中参与决策的那部分能够允许我预见事情的后果，我才明白这些。我不知道我正在走进一个噩梦，我没能看透，在这些压倒性的爱和接纳背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玩笑。

　　我有了一个新名字，并且抛弃了我的所有。即使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伤害了我的朋友，我依然视若无睹，我和他们断绝了联系，完全陷入了对这件事的热忱之中。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嬉皮士开始流行的大环境下，摆脱世俗生活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想法。我的妈妈下了禁令：“不许去‘上帝之子’”。但年轻人总有办法做他们想做的。在我18岁生日那天，我搬进了当地的公社，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但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需要付出多么高昂代价的决定——和我曾经亲近的所有人断绝来往，放弃唯一我所知道的世界。就像圣·弗朗西斯老人一样，我认为自己也是基督救世主的一名坚定的追随者。我把这里当做我的“新家庭”。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解释证明自己第一次冲动的搬离是正确的——就像我一旦跳进了深水，就需要证明我会游泳一样。

　　公社中的生活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改变宗教信仰这件事占据了我们大部分时间，但我每天仍然被要求花2到3小时阅读《圣经》和这个组织的出版物。就像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所提到的，“让人们相信谎言的可靠方法就是不断重复，因为人们很难区分耳熟的话和真话。”那个时候，我只知道那是我的日常生活，我读了上千封“摩西书信”，以创始人大卫·伯格的著作为谈资，并以他的假名摩西·大卫来命名。

　　生活被说成是公正的，而且只有上帝是公平的。因此不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只去寻找它发生的原因。“任何事情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在上帝的孩子们身上，”我们这样被教育。“感冒了？找到上帝，寻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你，”我们这样被告诫，“然后写一封忏悔书寻求解救。”这种所谓在“公正世界”中的信念的自然延伸其实是一种阴谋理论，但却盛传在“上帝之子”的出版物上，先觉者建立起事物之间的联系，邪恶的迫害者就在伯格和我们身后，所以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我们被告知，在我们接受所听到的任何事情之前必须要加以衡量。怀疑是有罪的，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个群体中对任何事情有所怀疑，我们也不敢提起。

　　比如，当大卫·伯格预言美国的灭亡时，他警告说，“由于美国的邪恶，在某种疫病、毁灭和上帝的审判来临之前，美国人必须在1月（1974年）之前离开美国。”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伯格像所有预言失败的自封的预言家那样，使自己的说法合理化并且不断吹嘘这个组织的重要性。他把自己比作《圣经》中的约拿，说什么都没发生是因为人们的忏悔，上帝的子女们提醒世人走出邪恶，这是一件大功德，所以上帝这一次没有毁灭美国，但那一天迟早会到来。

　　当一个先知要为他错误的世界末日预言做出解释时是很尴尬的，我记得他环顾房间内正在思考的人们，说道：“所有人都了解了吗？”但当我看到似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理由时，我竟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一定是对的。

　　我曾经学过社会认同原则，人们会偷偷地观察其他人的做法，然后使自己的行为和他们保持一致，就像他们比我们自己更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一样。这就是邪教的运作方式，然而可悲的是在许多案件中，很多人和当初的我一样愚蠢。

　　1976年，我在宾西法尼亚的一个秘密社区里照看“上帝之子”中“大主教”的孩子们。为了响应伯格的另一个可怕预言——不久的将来美国将被核武器摧毁，世界将被反基督者接管，我们迁移到了“相对安全”的第三世界国家。最终我在热带地区的一个城市停留了下来，那儿的温度、贫穷、污垢、蟑螂——对我来说简直是巨大的打击。

　　在一年的常规资金募集和儿童照管后，“上帝之子”的成员们开始在“爱的法律”下生活，而实际上后来它只是秘密的在“上帝之子”的高层中实践着。它规定，“任何因爱而做的事情在上帝眼中都是合法的。”现在，性自由成了公社的一种标准和规范（其实它仅仅是以“爱的奉献”为动机），而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也就是“调情钓鱼法”（卖淫）——成为了一种极好的吸纳组织成员的手段。

　　当我刚开始加入“上帝之子”的时候，组织上对于婚前守贞是有着严格规定的，而这部“爱的法律”一下子把之前的规定全部推翻了。虽然有些震惊，但我还是照做了。在我20岁的时候我失去了贞节，用“调情钓鱼法”和一个中东男人发生了关系——当然，那时的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基督。

　　不久之后，我被安排去照管另一个高层的孩子们，这次是在一个秘密的社区里。这里的高层们和我以前见过的有些不一样，没有那些伪装出来的正义和灵性，这里的人们都很有趣，也很和善。由于他们的社区相当隐蔽，他们和“上帝之子”的其他成员联系甚少——和外面泛滥的性乱交相比，这里简直是一个避风港。

　　我在这个“家庭”里待了四年，照管他们的孩子，给他们做饭、打扫、上课，并和他们相爱。

　　为了满足这个“家庭”里的“照管（性）需要”，这个房子里的男人们每几个月都会和我待上一段时间——在他们妻子的祷告下。当我怀上了他们的孩子，我以为这是上帝在告诉我现在我也是他们“家庭”的一员了（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事出有因”），一夫多妻在“上帝之子”这个组织里早已见怪不怪了——伯格就有一个妾室。

　　然而，当我的儿子刚学会走路，就被送去和伯格一起生活了，而我也离开了那个“家庭”，加入了一个核心组织，从那以后身心疲惫的我再也没见过孩子的父亲。

　　与我之前静谧的卧室、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们相比，现在我和许多孩子们以及一对新“夫妇”一起住在一个大卧房里。如果不是房中间的装饰品，他俩巨大的双人床差点就摆在了房间正中央，而我和孩子们在床却被安排在了墙边。在我们被强制休息的时间里（午饭后的两小时），这对夫妇旁若无人的享受着性自由给他们带来的美好，而每每此时我都无比渴望能够逃离这令人尴尬至极的场景。

　　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带着孩子们到附近散步，逃离那拥挤不堪、纵欲过度的“家”。绝望、无助、孤独，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流着泪。

　　我应该离开这儿吗？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在“上帝之子”的组织里，我们不允许有工作，任何对未来的计划都是被禁止的，是对上帝不忠的。我有一技之长吗？我能去哪儿呢？我的父母在我离家不久后双双死于癌症。在这个世界上我孤身一人——但我却仍未想“违背上帝的意愿”。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因为渴望陪伴，渴望给我的孩子一个父亲般的人物，我在这个组织中遇见了一位优秀单身男人，并且在六周内就和他结婚了。在经历过新婚的喜悦后，我感觉到他对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我固执的坚持了数年，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像新婚时那样，希望最终他能够成为我想要的那个人（尽管我只能感受到他和我在一起时的那种压力）。我们从来不会当面吵架，而是一直玩着冷战的游戏。哎，我可怜的孩子！

　　后来，令人恐惧的对“上帝之子”的“迫害”来临了，和我一起的上级被当做邪教头目登上了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我们必须立刻转移。我们逃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却再一次受到了文化冲击。而此时，组织内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孩子们开始陆续感染了百日咳，之后是麻疹、风疹和腮腺炎。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检疫和隔离后，上级把她的孩子们都转移走了。这六年多我与他们朝夕相处，也把她当作了母亲一般的人，然而一夜之间她却带着我所至爱的孩子们全部离我而去，这使我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伯格所颁布的“爱的法律”给所有淫欲提供了通行证，例如通过严厉的体罚虐待孩子，以及对他身边的许多孩子进行性虐待。新推行的可怕的“家庭学校”开始通过打屁股以及戴上牌子提醒别人不要和自己说话的“禁言”方式来完善对孩子们尤其是青少年的体罚。

　　按照伯格在他的书信《一个妻子》中的教悔，我们把组织里的孩子当作“我们所有人的孩子”。如果有父母想维护自己的孩子，他们就会被贴上“爱他们孩子”的标签——这在这个邪教中是重罪。许多孩子都没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有的甚至住到了地球的另一边。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我的孩子们，我知道虐待无处不在，但我希望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这种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真空环境中——没有书，没有电视，没有杂志，当然，也没有网络。

　　与此同时，普通信徒由于物资缺乏和贫困而陷入绝望，为了生存他们经常陷入争夺和混乱之中。他们上街去卖小册子和邪教宣传品，以此来获得财物去照看由于性自由和无控制的生育导致的数量持续增长的孩子们。大家根本无暇思考，因为一旦事态有所缓和，伯格的下一个新指示必然会开始推行，然后我们的“见证”期限就会延长，孩子们已经落下的教育又会被放在次要地位，压力无处不在，如影随行。

　　压力、随时随地的服从、日复一日的挣扎、精神输入的贫乏——这一切让我好像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叶切断术”，我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了。

　　伯格死于1994年，这之后他的情妇凯伦·泽比接管了他在“上帝之子”的领导权。新的奇怪的教义开始实行了——“与耶稣性交”，也就是当我们在性交时把另一半当作耶稣并向他表达爱意。

　　接踵而来的是数不清的精神指引。这些虚无的灵为人们编撰各种故事提供了素材，有人说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了回应和启示，甚至有人根据过去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写出了整篇整篇的小说。

　　这些听起来的确有点难以消化，我也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更能令人信服——是那些论据根本站不住脚的小说，还是泽比所声明的奇异的“精神事实”。

　　即使如此，我还是深陷这个组织多年。因为太想证明我最初“献身上帝”的承诺是正确的，我一直执着于自己的幻想和错觉。

　　当我的大儿子成年离家后，他离开了这个组织。他告诉我他认为泽比是个疯子，并给了我一份英国高级法院关于这个邪教的案件记录。通过阅读这份记录打开了我的眼界，原来这个我奉献了30年生命的地方竟然如此可怕！

　　这次我立即脱离了组织。

　　我的思想受到了蒙蔽，这是怎样的一次心灵的震憾！我所有的悔恨和愧疚都无法让时间重来，我年长的孩子们的童年也不可能重新来过。从那以后，我最想搞清楚的就是什么让那时的我如此容易就被骗了。从《斯敦镇惨案》（电影名，讲述1978年人民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的惨剧）到ISIS，我阅读有关邪教的资料越多，就越明白一个常识——当一个独处的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正常的行为意识会逐渐变得异常，甚至会出现道德层面的敌对。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1960年曾做过一个著名的“顺从”试验，在总结中他写道，“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好，并不是这个人本身有多好，而是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他才能决定做出怎样的反映。”

　　现在我已经老了，回忆起那一段被荒废掉的可怕的日子，我时常感到深深的懊悔。然而，我的子女以及我在组织中照管过的那些年轻人们所表示出的宽容和谅解对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对我来说，仍有希望。这么多年我都错失了学习的机会，在所剩不多的时日里我所要做的就是学习。我尽我所能去学习神经学、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我也会去听有关历史、科学和语言的课程。我希望保持行走和学习，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兴趣——当然，除了基督教和新生组织，对于他们我已经足够了解了。

　　背景知识：

　　“上帝之子” (Children of God)，又称“天父的儿女”，“爱的家庭”，是流窜在美国和世界不少地方的一个美国邪教组织,由其大卫·伯格(也称大卫·摩西·白克)在1968年创立。该邪教专门宣扬性滥交和世界末日论，用类似卖淫的方法发展信徒。上世纪八十年代，该邪教曾一度渗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