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历来被誉为“兵学鼻祖”，《孙子兵法》被尊为“兵经”、中国古典兵学的巅峰之作，到了现代，孙武又增加了一顶桂冠，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评价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然而，为何《孙子兵法》中没有一丝一毫黩武主义的气味？孙子又为什么提倡“慎战”？

跟随著名《孙子兵法》专家、军事科学院研博士生导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兼首席专家吴如嵩先生，一起读懂孙子主张谨慎从事战争的“慎战”论。

《孙子兵法新论》(修订版)

孙子慎战思想的立足点：

春秋时代民本主义思想已经萌发

作为兵家的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十分冷静，十分明智。在一部《孙子兵法》中没有一丝一毫黩武主义的气味，而是时时处处都不忘记兵凶战危，反映出谨慎从事战争的态度。他开章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这句话与其说是孙子为着重视战争而强调研究战争，毋宁说是为着慎重对待战争而强调研究战争。

孙子之所以如此慎重地对待战争，是与他重民尊君的世界观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重民、尊君的观点乃是孙子慎战思想的立足点。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民本主义思想已经萌发，民众问题已经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左传·桓公六年》写道，季梁对隋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僖公十九年》又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以民为神， 重民轻神， 这是思想观念上的一大进步， 一大解放。

孙子继承这一重民思想，他从军事角度多次向国君呼吁要以民为主，考虑民众利益。在柏举之战前，孙子反对兴兵攻楚，回答吴王的理由之一便是：“民劳，未可，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在《用间》篇中，孙子对于那些在使用间谍问题上，由于吝惜金钱爵禄，以致不明敌情，从而造成战争失败的将帅，深恶痛绝，说这种将帅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这里所谓“不仁”，即对民众不仁；所谓“非人之将”，即不是民众的好统帅。

重民，固然是孙子慎战论的立足点，但更为重要的立足点还是他那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尊君思想。而且，重民与尊君在孙子看来是一致的，因而他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他的名句“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就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既要保民，又要利主，这既是孙子考虑战争问题的出发点，又是他考虑战争问题的立足点。

孙子与先哲们如此注重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那么，当时的民众对于战争是一种什么心态呢？旧的史学著作很少反映民众的言行、民众的情绪，而《诗经》这部先秦时代的诗歌总集中的大量民歌却反映了民众的呼声。从《诗经》中可以看到，当时民众对于战争有以下几种态度：

一是歌颂武功。如《兔罝》写道：“赳赳武夫”是“公侯干城”、“公侯好仇（好助手）”、“公侯腹心”，极力赞美那些卫国保家的将士，表现了当时民众崇尚武功的心理状态。又如《猗嗟》，描写一个妻子对丈夫的赞美，她赞美丈夫身材高大，威武雄壮，武艺超群，足以“以御乱兮”——平定叛乱，为国建功立业。

二是拥护正义战争。如《无衣》写道：“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不仅“与子同仇”——你我同仇敌忾，并且表示要“与子偕作”——并肩战斗，“与子偕行”——冲锋在前。

三是诅咒兵役徭役，反对不义战争。如《击鼓》就反映了卫国百姓被强征入伍的哀怨：“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修筑土墙和漕城，独有我被分配到南方去。“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哀叹长期驻守没有归期，痛苦之极。

上述周代民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民众与士兵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有着鲜明的不同态度。他们对于正义战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对于非正义战争则是深恶痛绝的。由此可见，孙子把“保民”作为他慎战思想的立足点是有着极其深厚、极其坚实的基础的。

孙子慎战思想的主要方面

在保民和利主的前提下进行的争霸战争，孙子的慎战主张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用武力而用伐谋、伐交的战略策略，达到“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政治目的。当然这既能保民又能利主，且又能实现取威定霸的目的，因此，是上乘的战略策略，上乘的慎战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当政治、外交的推进受到严重阻碍，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孙子对于战争决策、战争准备、战争实施直至战争结束，都是主张慎之又慎的。

首先，战争决策要慎重。

孙子在《火攻》篇的一大段论述集中地、完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段话清楚不过地表明，孙子反对的是国君“以怒而兴师”，将帅“以愠而致战”，而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张预在《孙子注》中说得好：“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孙子此言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说的。当时，在战争方面，战或不战的决定权控制在国君手中；在战役战斗方面，打与不打的决定权掌握在将帅手上。这是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的。蹇叔哭师是国君专擅造成战争失败的一个著名史例。公元前630年秦晋两国联合攻打郑国，而郑国大夫烛之武对秦穆公的一席话竟拆散了秦晋的联合军事行动，使双方关系破裂。然而秦穆公急欲向东发展，又于公元前628年企图对郑实施远距离突然袭击。大臣蹇叔向秦穆公力陈要害，说明行军千里，难以保密，突袭不可能成功。但是，秦穆公一意孤行，怒骂蹇叔，不采纳他的意见。蹇叔无力挽狂澜，只好含悲忍痛哭送出征将士。战争果如蹇叔所料，秦军在崤山遭到惨败。相反，齐鲁长勺之战，因鲁庄公采纳曹刿的建议，冷静而谨慎地迎接齐国的挑战，周密而正确地部署战事，于是打了胜仗。

孙子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在他看来，发动不发动战争，进行不进行战争，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利。换句话说，功利主义就是他战争观的核心。什么利？“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军争》）。兴不兴师，致不致战，就看对土地的扩占，对人口的奴役，对财物的掠夺利大还是利小。如果一场战争打下来，不能“安国全军”而是亡国破军，不是“分众”、“分利”而是一无所得，或者即使“战胜攻取”，但又“不修其功”，弄得天怒人怨，那么这样的战争，孙子是反对的。总之，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决不主张做蚀本生意，而是要做费力最小却收效最大的战争交易。

其次，战争的进行也要慎重。

定下打的决心之后，接着而来的是付诸实施的问题。诸如战前准备要充分，“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九变》）；作战预案要周密完善，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计》）；作战行动要稳妥，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自己必须先站稳脚跟，然后再考虑克敌制胜。孙子提出的“故自保而全胜”（《形》）就包含了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的朴素认识，也是他慎战观的具体表现。

“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孙膑兵法·见威王》），从孙膑以后的历代兵学家大都继承了孙子的慎战观。这一慎战观既区别于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又区别于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孙子安国全军、保民利主的慎战论无疑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在军事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