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日本的江户时代，人们可能会首先想到被畅销书青睐的德川家康。1603年，赢得关原合战的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开启了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武家时代。

江户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期，此时的日本结束了群雄割据的时代，迎来了安定的和平时期。这是一个新旧、东西对撞的年代：市民阶层兴起，社会文化不再只受贵族掌控；西方人东往日本进行贸易传教，日本施行“闭关锁国”政策，将对外贸易地点限制于长崎。江户时代结束后，日本进入明治时代，我们熟知的明治维新，便发生在这一时期。

在新旧、东西之间，日本江户时代躁动与新生并存，同时也孕育了一个生机盎然的博物学世界。东亚博物学，在近代化的关口，同样也面临着中古到近代的转型。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江户时期的社会风俗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痕迹。新京报·文化云客厅系列直播第12期，我们邀请到博物学研究者蒋澈、王钊，分享江户时期的博物画与博物学发展。

蒋澈，博物学史研究者，清华大学助理教授。

王钊，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博物学史、博物学图像研究。

东亚博物学的起源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影响了日本博物学发展

提到“博物学”，人们也许会想到它是西方的舶来品。蒋澈认为这个判断并不完全正确。

西方博物学历史深远，在今天仍然影响着诸多博物学研究者、爱好者。西方博物学在历史上有三个起源：药学、农学和自然哲学。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三大起源汇流形成了博物学，并在19世纪被西方人推上了发展的巅峰。近代西方博物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分支学科是分类学。至今我们在野外看到花草鸟兽虫鱼，会下意识地判断它属于哪一类，这便是西方博物学的遗产。

但是实际上，在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前，东亚博物学已经有了苗头，那就是中国的本草学

（本草学即记载药用植物的研究）

。除本草学之外，中国古代的农学、文学、艺术也为东亚博物学奠定了基础。“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对动植物的刻画，比如《诗经》；大概从宋朝开始，中国民间出现了大量动植物谱录，比如《牡丹谱》、《荔枝谱》等。”

蒋澈提到，日本江户时期是博物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推动日本博物学发展，有以下几个要素。

首先是中国文化的影响。1607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传入日本。这本书在日本影响深远，促进了日本本草学、博物学的繁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的本草学、博物学都在诠释《本草纲目》。但是日本本草学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本草学很多内容都是在谈药性，日本开始也谈药性，但是后来走上了一条“辨析名物”的道路，即辨别日本拥有哪些物产，和中国《本草纲目》中的记载是否对应。

受《本草纲目》影响，日本哲学家、游记作家和植物学家的先驱贝原益轩编写了《大和本草》。

其次是日本国内环境的影响。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为改善国内财政困境推行“享保改革”。其中一项举措针对的是对外贸易。当时日本药材大多依赖进口，导致白银流入他国。为此，德川吉宗推动了药物国产化运动，日本境内各地区大名、蕃主开始对自己管辖的区域进行大规模的物产调查。这一全国性调查大大推动了博物学与博物画的发展。

最后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江户时代日本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仅和荷兰、中国等国在长崎地区保留对外贸易。在“享保改革”中，德川吉宗放宽书禁，允许西方出版物在日本境内有限流通，促进了日本博物学与西方近代博物学的融合。

江户时代的市民阶层与博物学

日本“町人文化”，热衷“奇”

在江户时代，对博物学的热爱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上至将军、大名，下至普通的市民，都对自然界的动植物有探索的兴趣。

日本贵族的博物学，在蒋澈看来有两个特点：有钱、有闲。因为富有，他们能够聘请画师绘制豪华的彩色图谱；因为闲暇时间充裕，他们会结成社团组织团体活动。19世纪日本有一个比较出名的贵族社团“赭鞭会”。“赭鞭”典出中国，传说神农有一支赭红色的鞭子，植物用鞭子一抽，就能被判断出药性。

平民的博物学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江户时期市民阶层兴起，代表商人、低阶武士审美旨趣的町人文化开始与贵族文化分庭抗礼

（町人即城市居民之意）

。 据王钊所述，江户时代的市民对珍禽异兽非常感兴趣，在审美上，相较于“美”，他们更关注“奇”。

园艺植物图谱是江户时期博物学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喜欢山茶花，据说这是江户时代日本园艺开始兴盛的原因之一。江户市民阶层热衷园艺，将花卉培育成奇特的样子争奇斗艳，他们还会在城市人流密集之处搭建棚子，将自己培育出来的盆栽置于其中供人观赏、举行花卉竞赛。

江户时期的万年青盆栽。此为1832年于江户藏前八幡神社召开小万年青展示会时所刊行的印刷品。

《朝颜三十六花选》。牵牛（朝颜）以花瓣珍奇著称。《朝颜三十六花选》描绘了各类具有奇特形态花叶的“变化朝颜”。画中描绘的牵牛花并不美，但奇特的花型吸引了江户时代的日本民众。

町人文化对“奇”的热衷，在江户时代的其他事件上也可见端倪。当时的日本人会用水生动物和骨骼制作伪造的美人鱼标本，用独角鲸的角仿制独角兽的“角”，并将这些物品卖给西方人，并由西方人真的信以为真。这也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西方文化对东亚文化的奇观式想象。

博物画中的中日文化交流史

“唐绘”、“大和绘”与“南萍派”

研究日本博物学史，离不开博物画史料。从日本博物画的风格演变中，我们可以一窥那个时代的文化交流史。

据嘉宾王钊分享，日本很早就继承了中国的绘画方式，他们把所有用中国技法绘制的作品都称为“唐绘”。最具代表性的画派即狩野派。狩野派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宗族画派，绘画题材和用墨技巧继承自中国传统。在分享中，王钊提到，日本很多将军府为了增加室内的采光，会在大厅放置贴金片的屏风反射太阳光。狩野家族画师作为德川家族的御用画师，会为将军府制作屏风，部分屏风画面取材自自然界。

狩野派屏风画

狩野派的作品较为正式，也被称作“男绘”。日本在中国唐代绘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另一种绘画传统“大和绘”，又被称作“女绘”。唐代绘画会用到矿石颜料，颜色非常鲜艳，这种技法到宋朝没落了，但在日本保留了下来，并形成了风格强烈的民族传统绘画。大和绘因为画面色彩绚丽，题材私密，大多放置于内室用作装饰。

大和绘典型代表《源氏物语绘卷》

无论是狩野派画师还是大和绘画师，都在为贵族制作装饰画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动植物写生作品，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日本博物学的珍贵史料。

博物画中体现的中日交流不只如此。在江户时期，通过贸易的商船，中日文化依然进行着交流。清代有一名画师名为沈铨，字南萍，善于绘制工致精丽、赋色浓艳的作品。他的名声也传到了日本，被聘请到日本传授技艺。在日本，他创立了南萍派画派，对日本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日本的博物画，也因此出现了很多中式构图。

日本南萍派代表画家宋紫石作品《花下栖禽》

除此之外，清代江苏画家恽寿平发扬的“没

（音同‘末’）

骨画”技法，也在日本博物画中影响深远。“没骨画”直接用颜色或者墨色晕染花叶，不用墨线勾勒轮廓。有一点类似于今天的水彩画。这种画法在清代花鸟画中属于主流，深刻影响了江户时代植物绘画，比如岩崎灌园的《本草图谱》画法就属于此类。

岩崎灌园的《本草图谱》

从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看似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一个连续的时期。日本江户时期的博物画画师，有人也在明治时代的机构内任职，为学生绘制自然课所需的教学用图。日本从中古到近代的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明治时期人们近代化的自然观，也受到了江户时代博物学研究风潮的影响。

直播的最后，蒋澈谈到，博物学的近代化转型，在对视觉图像的接受观变化中也有所体现——人们是否把视觉元素当作接近自然的手段。“在古代，博物学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听故事的学问，观看‘图像’则是比较近代的方式，这一点上，江户时代的人们已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