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时代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青铜时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特别之处。青铜被广泛应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是：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武器。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青铜武器在作为中国青铜时代开端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里才出现，正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存在的时间相对应。

有学者据此提出，在我国夏朝时期，青铜武器的出现也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建立。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作用于物质生产，也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

在中国，青铜器与社会政治的紧密关系，也可以从另一种社会现象中表现出来：夏商周时期，有大批青铜器被用作礼器，进行祭祀。这一时期所形成的鼎簋制度和礼乐制度，就是青铜器深入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好例证。

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夏商周时期，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形成奴隶主贵族和奴隶两大对立的阶级。在奴隶主贵族内部，不同等级的贵族不同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地位，统治阶级对此有着明确的划分。这在青铜器的使用上也能看出严格的等级区别。

在被称为“中华第一都”的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铸铜等手工艺作坊遗址，出土的青铜爵、青铜斝等青铜器，形制古朴庄重，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这些青铜器的铸造，标志着中国青铜器铸造进入了新纪元。

司母戊大方鼎、杜岭方鼎、妇好鸮尊、四羊方尊、大禾方鼎等青铜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商代青铜器。商代是中国青铜器的繁荣时期，青铜铸造业迅速发展。妇好墓作为现存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就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商代青铜器的发展盛况。

妇好墓墓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墓室虽然不大，但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1928件，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并出土海贝6800枚。青铜器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种类齐全，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等。有铭文的铜礼器190件，其中铸“妇好”铭文的共109件，占有铭文铜器的半数以上。妇好鸮尊、圈足觥（gōng）造型美观，花纹繁缛。三联甗（yǎn）、偶方彝（yí），可说是首次问世。妇好大铜钺上刻有人面或兽面纹饰，形象狰狞而华美，成为妇好掌握军权的象征。

妇好墓出土偶方彝（yí）

为维护宗法分封制，西周制定了礼乐制度，对各级贵族享有的待遇有严格规定。当时的统治者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各级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级别享有随葬用品。这充分说明，“鼎”是古代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虢（guó）国是西周时期的重要诸侯封国，国君姓姬，首代国君是周文王的弟弟。虢（guó）国国君及贵族墓地在1956年被发现，即使拥有“华夏第一剑”之称的玉菱铜芯剑、精美华丽的“缀玉面罩”等宝物。但当时的虢（guó）国国君还是按照规定使用了“七鼎六簋”，不敢逾越半分。

七鼎六簋：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

很多青铜器都有铭文，如著名的晋侯苏钟，它是西周时期的文物，共16件，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有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铭文叙述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周厉王亲征东国、南国。

西周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有许多著名的青铜器。如武王时代的利簋（guǐ）、天亡簋（guǐ），成王时代的何尊、保卣、保尊，康王时代的盂鼎、宜侯夨（cè）簋（guǐ），昭王时代的旂（qí）尊、旂（qí）觥、旂（qí）方彝（yí），穆王时期的长甶盉、丰尊、班簋（guǐ），恭王、懿王时期的裘卫诸器、史墙盘，孝王、夷王时期的师晨簋（guǐ）、克组器群，厉王时期的攸（yōu）从鼎、散氏盘，宣王时期的颂鼎、兮甲盘、虢（guó）季子白盘、毛公鼎等。它们还是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

东周时期，一部分青铜器被用于贵族间各种礼仪活动，以维护双方关系。青铜器因为成为礼治的工具，故被称为“礼器”。

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失蜡法铸件——春秋云纹铜禁，整体用失蜡法铸就，工艺精湛复杂，入选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名单。

春秋晚期的吴国文物——吴王光鉴，鉴上有铭文52字，说明作器原因，还记载当时吴、蔡两国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一段吴、蔡两国交往的历史。这里的吴王光就是吴王阖闾，也正是这位吴王阖闾重用了《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在吴王阖闾的统治之下吴国逐渐强大起来。吴王阖闾把青铜鉴送给了女儿叔姬，并将女儿嫁给蔡国国君，以此来维护两国关系。

吴王光鉴

春秋时期的礼器——匏（páo）壶，出土于赵卿墓，赵卿墓是迄今为止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的高级贵族墓葬。

此外，还有春秋晚期的镶嵌狩猎画像纹豆，画像描绘了古代贵族狩猎的情形。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体现了当时短兵器制造的最高水平。

战国时期的著名青铜器也有不少。比如，用失蜡法工艺铸造的曾侯乙尊盘，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出土于战国中山王“错”墓。中山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这件铜方案的造型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格。

综上所述，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就是青铜器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对社会物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突出地表现于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上。

一方面青铜被用来铸造大量的武器，因而与国家机器之一——军队的存在相联系；另一方面青铜器被贵族用作礼器，成为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甚至被作为政权的象征。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特征”是“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青铜并没有促使农业生产工具做出较大的改进，青铜生产工具主要是手工业工具，出土的农具主要还是石器，其次是骨、蚌器。那么，青铜的使用对当时农业生产是否会有间接推动作用呢？

可以肯定的是，青铜手工工具会促使农具的改进，比如发明其他材料的农具。有学者曾推测：“既然人的劳动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青铜的兵器一方面在新鲜的生产劳动力的获取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又能保证既有劳动力的持续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