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新都区有一处桂湖公园，园中碑林内有一块清代光绪年间的“刘氏祠堂奖学碑”，内容是经家族公议，对本族子孙取得功名者奖给数量不等的“花红银”。且看碑文：
议会内子孙，有文武新进者，给花红银叁拾五两；有补廪者，给花红银贰两。
有岁贡者，给花红银叁两；有恩贡者，给花红银四两；有拔贡者，给花红银五两；有优贡者，给花红银五两。
有副榜者，给花红银廿两；有文武中式者，给花红银四拾两。
有文武进士，帮京费银五拾两……
刘氏祠堂奖学碑
这里的奖励范围，几乎遍及所有取得科举功名的士子，包括“新进者”“补廪者”“岁贡者”“恩贡者”“拔贡者”“优贡者”“副榜者”“中式者”，直至“进士”，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关于科举，大多数人都能掰着指头数出秀才、举人、进士等名目来。但是“补廪”是怎么回事？“岁贡”“优贡”又是什么名堂？“副榜”“中式”呢？为什么奖学碑里没提“秀才”“举人”？
原来，奖学碑中的“新进者”，指的就是秀才；而“补廪者”是指秀才中拿官府助学金的。至于“中式者”，是指举人——科举考试合格为“中式”，举人是乡试合格者。至于“副榜”，那是指从乡试落榜者中选取排名靠前者，另榜公布，也算一种资格。此外，“岁贡”“恩贡”“拔贡”“优贡”等，皆为“贡生”，连同碑中未提的“监生”，都是科举阶梯中的一种荣誉性头衔，意指资深秀才或优等秀才，我们后面还要说到。
古代小说戏曲中，几乎个个读书人就是秀才。又似乎当秀才、中举、中进士都是信手拈来的事；甚至取个状元、簪花游街、相府招亲，也都不难。
然而现实是，当个秀才并非易事，要经过县、府、道（院）三级严格考试（又称童子试），全部通过后，才算“进学”，也就是升入官学，成为秀才。
“官学”即官办学校，地方上的官学又分府学、州学、县学（下面还有乡学）。官学中有泮池，因而进学也叫“入泮”。对于进学者，有各种称呼，如生员、庠生、诸生，又称茂才、学官弟子员、博士弟子员等等，俗称“秀才”。
清代生员（秀才）公服
那么进学之前叫啥？明清时一律叫“文童”“生童”或“儒童”；而通过县、府两级考试的，又称“童生”。取得童生资格，即可参加道试（又称院试），那是进学成为秀才的第三道门槛。——童生之“童”，是指学问浅薄，与年龄高低无关。有人读了一辈子书，到老也没能跨过这道门槛，尽管五六十岁、霜雪满头，仍称童生！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登场时已六十多岁，一生饱读诗书，县试中也曾取过案首（头名）。他教的学生都已进学成了秀才，可他自己仍旧是“童生”。
童生见了秀才，要低头示敬。周进到薛家集教书，接风宴上，作陪的是年轻的秀才梅玖。周进再三谦让，不肯上座。梅玖对众人解释说：“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只是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
原来，明代士人称秀才为“朋友”，称童生为“小友”。一旦进了学，哪怕是十几岁的“小年轻儿”，相互间也一律称“老友”；若不曾进学，就是八十岁的老翁，也仍是“小友”。
正因如此，十九岁的梅玖才敢在六十岁的周进面前趾高气扬。在这一刻，儒家尊老的礼仪传统，不得不让位于“学校的规矩”。
《儒林》中的范进，也是个老童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先后考过二十多次，仍未进学。后来受周进提携，才戴上秀才方巾。周进那时已中了进士，点了学道，按临广东主持岁试。他提拔范进，大概也有同病相怜的因素吧。胡屠户就曾教训范进：“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相公”是对秀才的尊称，“宗师”即指主考官。
明代进士巾服之蓝罗袍（图片来源：大明衣冠图志）
读书人一旦成了秀才，也便有了一定的地位和特权。如秀才见官，不必下跪，做个揖就是了。因此秀才打官司，占着很大便宜：对方哪怕是家财万贯的财主，只要没有功名在身，见了县官也要跪着回话；秀才即便家无隔夜之粮，却可以站着跟县官交流。这一立一跪之间，输赢已见。
秀才若触犯刑律，官府也不能随便用刑——“刑不上大夫”嘛，秀才毕竟已登上士大夫的最低一级台阶。此外还有经济上的好处，如秀才之家可以减免田赋徭役等。
正因“学校”门槛是平民、士大夫的分水岭，因而“刘氏奖学碑”对“新进者”给予三十五两花红银子的高额奖励——清末白银购买力虽然大幅下跌，这个数字仍高达四五千元。
不过进学成了秀才，离当官还远。范进进学后，岳父胡屠户前来道贺，借机敲打他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指屠户行业），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从胡屠户的话里可以听出：秀才虽然高人一等，但在一般人眼里，那点尊严荣耀毕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