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随葬品令人赞叹不已，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日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出版了《海昏侯刘贺》一书，这本书是第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书中对汉武帝晚年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均有涉及，诸如巫蛊之祸、嗣君确立、霍光专擅等。同时，作者针对考古发现的大量随葬财富、“海昏”的释义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本书作者辛德勇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作者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将汉武帝晚年至汉宣帝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解说，通过分析刘贺的经历与行事，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认为刘贺的戏剧化人生，既是时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别期望通过某项考古发现来颠覆历史认识
海昏侯是汉武帝刘彻的孙辈，所生活的时代距汉武帝时代不远，更准确地说，是汉武帝晚年政治局面的延续。辛德勇检读《史记》《汉书》等基本历史文献，带领读者延伸视野，从刘贺的父亲老海昏侯刘髆乃至他的祖父汉武帝刘彻谈起，谈到拥立刘贺登上帝位、同时又废黜他帝位的权臣霍光，还讲述了封授刘贺为海昏侯的他的侄子汉宣帝刘询的故事。他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通过丰富的细节，向读者展示了海昏侯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也总结出，刘贺登基称帝，立也霍光，废也霍光，并不取决于刘贺本人有多优秀或是有多昏乱，而霍光的阴谋和伎俩在《汉书》中也有非常清晰的记载。此外，作者还通过分析刘贺的经历与行事，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认为刘贺的戏剧化人生，既是时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中最直观的印象是财富和竹简。很多人首先会对大量黄金制品以及巨额钱币等财富的地域来源产生疑问：这些财富是从哪里聚敛来的？西汉的海昏侯国是不是像墓葬中的财富所显示的那样富庶？辛德勇在书中从刘贺的经历来展开分析，关注刘贺生活的地域环境。
刘贺曾生活在三个地区：昌邑国、首都长安以及海昏侯国所在的豫章地区，而其财富来源问题正是与这些地域当时的经济发展与交通状况相关。
海昏侯墓中还出土了许多诸如所谓“孔子屏风”（实为矩形铜镜镜背），或属《易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简牍（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认证），以及乐器、两周铜器等。有论者据此证明刘贺其人本属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并且情趣高雅、爱好音乐、喜欢收藏，具有很高的儒家文化修养，并企图以此推翻《汉书》等传世典籍有关刘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认为尽属霍光之辈肆意厚污。
对此，辛德勇认为：如此简单地阐释出土遗物，恐怕同样严重脱离实际，这样的研究方法似乎并不可取。例如，关于出土的儒家竹简，在《海昏侯刘贺》一书第六章中谈道：儒家经典，在当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早已成为一项基本的内容——昌邑王刘贺的老师王式就明确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况。其实早在刘贺之前，刘贺的父亲老昌邑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的事情——此事在本书第二章中亦有提及。由此可见，这些寻常的随葬竹简，只能对历史文献的记载起到印证的作用，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传世文献之外全新的信息。作者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文物没有价值，其价值在于补充了具体的实物，同时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文本的实际面貌。
辛德勇认为，考古发现，可以丰富和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同样，历史学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文物背后的故事。所谓“二重证据”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相互促进的一种境界。不过，研究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传世基本文献。
正如他在书中总结的：“传世典籍与考古新发现的关系，总的来说，类同主干与枝叶，首先把握住主干，才能更好地梳理清楚枝叶。研究者不宜抱持对立的态度看待二者，更不宜颠倒主次关系。”
青铜器、丝织品、黄金制品，以及上千枚具有文献价值的竹简，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令人眼花缭乱。在书中，辛德勇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些文物的价值？从它们身上能够获得怎样的信息？”
辛德勇认为，就研究对象的实质性内涵而言，所谓考古学，可以看做历史学的一种比较特别的研究手段，它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史料，同时帮助解析过去遗留下来的实物。因此，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不仅给历史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同时还会极大地丰富历史学的研究资料，从而拓展历史研究的范围，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度。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考古新发现，大多会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而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如果总是期望通过某项考古发现来颠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只能沦为空想。
“海昏”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子今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海昏”不是好的称呼，海是晦、黑，昏是昏聩、昏庸。刘贺这个人历史上记载他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汉宣帝给他定了这么一个侯号叫海昏侯。讲法上完全说得通，但是研究历史问题我并不主张简简单单地这么看。通过具体深入地对刘贺的研究，我觉得不存在这个客观的可能性。汉宣帝安置刘贺做海昏侯是一种善意的表现，在这之前他是平民、庶民，而且被作为囚犯软禁。解禁出来封为诸侯，作为列侯比诸侯王低了一个级别，但是仍然是一个那么多人恭迎他的待遇，目的是安抚，这是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
海昏有一个跟它非常相像的地名，在西汉的北方，离昌邑国不远的地方，黄河岸边，有一个县叫东昏县，两个地名都有昏字，所以很可能昏字是当时地名用的通称。
有人提出，昏是天色昏黑的时候，天色昏黑的时候太阳在西边，所以根据太阳的方位确定的海昏就是鄱阳湖的西边。这个说法有道理没有？有，但是它有问题。古代的鄱阳湖和现代的鄱阳湖，水域面积和方位都差别很大。汉代到唐代的鄱阳湖，当时叫彭蠡泽。如果在这你说西边叫海昏，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它不在那，差得非常远，实际上在西南。
先讨论海的问题。首先彭蠡泽也好，鄱阳湖也好，它不是海，可能不能叫海？简单来说完全可以。汉代有西海、北海，北海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西海是今天的青海湖，都是内陆的湖泊，都称之为海，所以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有一个北海的问题，北海就是苏武牧羊的地方，《汉书》讲苏武牧羊用了一个词叫海上，说苏武就在海上，这个词重要在哪里？不仅像贝加尔湖这样的湖域可以称之为海，而且海上，就是海岸、海边，它和海昏的构词是一样的，可以有海上的说法，完全也可以有海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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