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媒体接连爆出国内高校学位论文的抄袭事件。在学术研究上，将别人的观点重新表述而不注明出处，是剽窃，词句连续四个词以上重复，是抄袭。1998年，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发现自己所授课程的期末论文中17%涉嫌抄袭。中国不像西方，不会因此造成危机，我们只是结构性地与别人的文章相似罢了，比如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那几位，所谓结构性相似就是除了摘要、目录和致谢，其他都一样。

　　那么古人抄不抄呢？抄，而且有时抄得颇为无耻。

　　汉代的抄袭事件

　　张舜徽先生说：“著书、作文，不自署名的风气，一直到秦汉时期的学术界，还盛行着。”这种风气直到魏晋时期还有遗留，比如王弼《周易注》和徐幹的《中论》，其署名都是唐代学者后加上去的。直到唐代雕版印刷业形成气候，逐步发展，“造极于赵宋之世”，署名才日益规范和严格。

　　最早的私人著作多是不署名的。据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记载，不仅“经”部的大部头只有注释者而无作者，不少“子”书也“不知作者”，至于“数术略”之类，大部分更不知作者为谁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写，秦始皇读到《孤愤》《五蠹》篇，以为是先人遗著，感慨自己生得太晚，韩非同志赶紧跑到秦国说：“老子活着呢。”后来被李斯弄死在了监狱里。

　　韩非子

　　也因此，从先秦直到魏晋，文章著作不署名就给抄袭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礼记·曲礼上》言：“毋剿说，毋雷同。”郑玄注曰：“剿，犹掣也。取人之说为己说。”这一条若不是汉朝人后加的，那么先秦时就已有如此要求。但经学重要啊，经，径也，不只是学问的路径，也是为官为宦、出将入相的进身之阶，如果抄能获得好处，干嘛不抄。

　　汉代“有贤良、文学之选”，读书人通过经术、文学选拔，可以入仕为官。“自武帝立五经博土，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在利益的驱动下，“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

　　这样的选拔究竟有多大公正性值得商榷，因为可以看到当了官的人往往并没什么学问。东汉时有一位官员，连基本的公文“奏记”都写不好，机缘之下得知梁国葛龚先生是公文高手，奏记一流，就拿着葛龚先生的模板一抄了之。但结果并不好，因为这个蠢蛋把葛龚名字也照抄上去了，被当笑话嘲笑了一千多年。这件事被唐代的刘知几写在《史通·因习》里：“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因为没有私人著作权这一概念，所以学术也受到很大影响。“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也就是说，六经在汉朝被抬到了类似国宪的地位，政治制度、纲常礼教、典章制度，都以此为宗，学术讨论也大多围绕如何对其进行解释展开。

　　汉初景帝时学术争论很多，黄生与辕固生两个人就在汉景帝面前争论过汤武的行为究竟算受命还是篡杀，争论不下。窦太后召见辕固，辕固直言《老子》书为“家人言耳”。。窦太后听闻此言，勃然大怒，让人把这位仁兄扔到猪圈里跟猪打架。辕固是诗学大家，对《诗经》的阐释有独到之处。这则小插曲正说明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尚没有私人著作的概念，经学发达，各家阐释不同，版本不同，争来争去，谁也不真的知道所据版本是否原版。因此学术讨论往往各执一词，永远没有结果，最终只好将裁量权交给皇上。 

　　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例。东汉章帝在白虎观会诸儒，讲经之异同，仿效“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其结果是各地儒生都固执自己的一套解释学传统，相持不下，最终形成的《白虎通》杂糅不堪。由此看今文古文之争也绝非偶然。这其中有多少篡改、修正和讹误就不得而知了。后世追认“剽窃之祖”，也往往要说到汉朝，比如东汉班固。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自序》里就说：“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唐诗中的“偷语”

　　到魏晋南北朝，就出现了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当时玄学之风尤炽，学问家们以注老庄为荣。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就注了《庄子》，但未及发表《秋水》、《至乐》两篇，向秀同志就去世了。郭象也是庄子注家，不知从哪里得到了向秀这两篇注，心想人已经死了，著作也发表了，这两篇大可以据为己有，就改了名字发在自己的专著里，后来向秀所注全本《庄子》别本问世才真相大白。

　　这种风气很快影响到了文学界，就拿唐诗来说，“偷语”之风盛行。所谓偷语，就是从别人那里得到好词句，据为己有，或者受了启发，写出跟原句相似度80%以上的词句来。举几个例子吧。王勃《滕王阁序》乃千古名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也是人尽皆知的大名句，但很少人知道这句并不是十足的原创。庾信《马射赋》就有“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的词句，而这是南梁文章，王勃那一句乃是“仿其语”。

　　这不算严重的例子。《全唐诗》收了黄巢三首绝句，《题菊花》、《不第后赋菊》和《自题像》。前两首不提，这第三首是这样的：“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而《全唐诗》“元稹卷”收了两首《智度师》，其中之一是这样的：“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衲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元稹早生于黄巢，说元稹抄黄巢似乎不可能，而黄巢这位同志本身绝句功夫不错，前两首都有名句，似乎也犯不上抄，这就是罗生门了。

　　黄巢像

　　当时的“偷语”现象已蔚然成风，严重到什么程度？《唐诗纪事》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中唐时有位诗人叫李播，《全唐诗》收了他一首五绝《见美人闻琴不听》和一首七绝《见志》。此外还可知道他有一首《悼故妓》，全诗不见，只知道有两句是“直应人世无风月，始是心中忘却时”。白居易有一首《对酒有怀寄李十九郎中》是这样的：“往年江外抛桃叶，去岁楼中别柳枝。寂寞春来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吟君旧句情难忘，风月何时是尽时。”

　　当然这不算是剽窃了，因为这首诗就是写给李播本人的，算是小情趣吧。李播有一次见了一位同姓的生员。这个生员按照惯例，拿自己的诗集出来做敲门砖，李播接过一看，发现很眼熟，鉴定一番后对生员说：“此吾未第时行卷也。”原来这个生员在江淮花一百钱从旧书店买了这一卷后一直冒充是自己的作品，行走江湖二十来年，没想到在本主面前露馅了。江湖不是白混的，这个生员心态就很好，不仅嘱咐李播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还请他把其他作品的署名权也让给自己，李播笑笑没有说话。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生员拿着别人的作品行走江湖是一种手段，李播诗名很大但传世作品很少，原因就是他把自己的手卷能送的都送了，作为交际为自己赢得当世之名，这就不是手段吗？所以当时能有“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的说法，可见这类奇葩绝非偶然，大抵世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