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清初六大画家之一王翚（huī）所绘的《康熙南巡图》第一卷局部，描绘了康熙从永定门到京郊南苑的情景。图中，皇帝出游的前哨队伍到达南苑正门——大红门。
五一小长假，位于大兴区瀛海镇南宫村的南海子公园吸引了不少游人。公园草木繁盛，湖水清冽，是北京颇受欢迎的湿地公园之一。
虽然南海子公园最近几年才建成，但说起“南海子”这个名词，却是大有来头。明朝，专供皇家游猎的猎场就叫南海子，其位置正在这一带。不过，明朝时的南海子，比如今的南海子公园大得多：占地210平方公里，其面积是当时北京城的三倍。当年的南海子湖沼广布，草木葱茏，珍禽异兽，无奇不有，是皇帝在此狩猎的绝佳场所。清代又在此基础上加以修缮，使之成为皇家苑囿——南苑。
留心南海子公园周围，会发现这里有很多一听就觉得“有故事”的地名，如大红门、西红门、小红门、新宫、旧宫等，事实上，它们当年正是南苑的大门和皇帝歇息的行宫，如今只留下地名而不见遗迹。在南海子公园西北角的南苑机场同样与当年的南苑有着深厚的渊源。有趣的是，南海子公园里面麋鹿苑中散养的麋鹿，正是数百年前王公贵族所圈养的麋鹿的后代。
元朝：水乡泽国变身狩猎场
古老的永定河，在历史上曾有多条故道。离北京最近有三条故道，其中有一条便是三国至辽代的河道：沿着卢沟桥，经过丹村、南苑到马驹桥。由于南苑地势较低，河水、雨水、泉水汇聚，形成了饮鹿池、大泡子、二海子、三海子等水域。清朝乾隆时期出版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中有载：“良乡县南亦有凉水河，水经谓之乐水，与都城外之凉水河异派。此河源出右安门外西南凤泉，东流经万泉寺，分为二支：一南经草桥，一北经广恩寺。俱东注永胜桥复合为一，东南流至小红门之西，入南苑汇一亩泉及三海子诸水……
流经南苑的永定河、凉水河、小龙河、凤河等河流，为这一带喜水的动植物繁衍创造了优越的条件，随着辽、金等最初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将都城定在北京，南苑这一带的水乡泽国便成了皇家狩猎的最佳去处。
自辽、金时起，帝王们就在南苑筑苑渔猎。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在南苑圈地建了一个“广四十顷”的小型猎场，取名“下马飞放泊”。《天下旧闻考》称：“按下马飞放泊即今南苑之地。曰下马者，盖言近也。” 所谓“飞放”，据元史记载：“春冬之交，天子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泊”，则指这一带地势低洼，在积水时汪洋若海的景貌。
元朝曾在此修建宫宇、帐殿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建筑，并在湖沼之上修建渡桥，以便帝王、贵族打猎休憩。当地人则叫它“小海子”（古时把水汇之处称为海子），它北起南街，南到西四合庄，东到德茂庄，西到大白楼。当时小海子周围遍布村落，是个人烟稠密的地方。
明朝：南海子筑起围墙开四个大门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颁旨修葺并扩展“下马飞放泊”，把元朝的猎场扩大了数十倍，并更名为南海子，为此还修了约一百二十多里的围墙以防动物逃逸和老百姓入苑私猎。《大明一统志》记载：“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有按鹰台。永乐十二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中有海子三，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名南海子。”
后来，永乐帝还在南海子围墙中开了四个门，即北大红门、南大红门、东红门、西红门，同时还修建了庑殿行宫，及旧衙门、新衙门两座提督官署，另外还在海子南部建起晾鹰台。为了保护南海子的这些建筑和风景，明朝设有“海户屯”把守，以太监总领经营海子事务。《帝京景物略》记载：“城南二十里有囿。曰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四达为门，庶类蕃殖，鹿、獐、雉、兔，禁民无取设海户千人守视。” 围墙内称为“海子里”，围墙外被称为“海子外”。
除了扩大范围，明朝还增修了许多建筑，如关帝庙、灵通庙镇国观音寺以及“二十四园”等都是在此时兴建。“二十四园”按二十四节气修建，里面养育珍禽野兽，种植瓜果蔬菜，以供帝王、官僚游玩打猎。
明代诗人李东阳的《南囿秋风》有云：“别苑临城辇路开，天风昨夜起宫槐。秋随万马嘶空至，晓送千旓拂地来。落雁远惊云外浦，飞鹰欲下水边台。宸游睿藻年年事，况有长杨侍从才。”这也许是南海子秋景最有诗意的写照。
数百年后，南海子见证了明朝的衰落。而在南海子发生的一件事，更是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件事就是皇太极在南海子使用反间计，使崇祯皇帝错杀袁崇焕。
明朝末年，实力逐渐强大的后金，多次与明军展开战争。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镇守辽东，他布置的防线迫使皇太极率领的后金军队取道蒙古，破长城迂回千里奔袭北京。袁崇焕立即率领大军前往支援京师，与皇太极血战。皇太极受挫后，退军驻扎在城南的南海子。此时，皇太极想了一个计谋，他派人在关押着明朝太监的帐篷外窃窃私语，却又刚好能让太监听见。谈论内容的大意是袁崇焕已与皇太极达成密议，由袁做内应，一举夺下京城。而后守卫故意让太监逃跑回城禀报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在听到这等消息后，派人逮捕了袁崇焕，不久将其斩杀于菜市口。袁崇焕临刑之前还感叹：“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失去袁崇焕后，辽东防线被瓦解，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清朝：不仅狩猎还处理政务
清朝入关后，十分重视骑马射猎，而南苑作为休养射猎的绝佳场所，自然得到了皇帝的青睐，清朝先后几位皇帝对南苑进行修葺。
南苑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内廷工程竣工以后就开始的。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在小红门内偏西仿京城明代光明殿，建元灵宫，这是一座道教庙宇，是南苑众多皇家庙宇中最大的一座；顺治十五年，在旧衙门行宫旁建德寿寺，“规制崇丽，庭中金鼎，范治精致”。后来，康熙皇帝将南苑原有的围墙加高加宽，并斥巨资将其改造为砖墙，又加修五座大门，形成九门之制。
鉴于皇帝们对南苑的钟爱，他们还特意在此修建行宫，以供皇帝登临眺望将士围猎，甚至处理一部分政务。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先后将明宣德年间修的两座提督衙门改建为行宫，分别称“旧衙门行宫”（旧宫）和“新衙门行宫”（新宫）。随后，康熙和乾隆两朝又分别在南红门内和黄村门内团河一带修建行宫，即南红门行宫（简称“南宫”）和团河行宫。
从一开始，由于南苑的特殊角色，这个皇家苑囿已远远超出行围狩猎的范围，在政治方面的意义也非常重要。南苑的第一次使用就与政治有关。顺治二年（1645年）十月，定国大将军和硕亲王多铎南征率师回京，顺治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于南苑举行隆重的郊迎大典仪式，此后很多宫廷大典就在南苑举行。顺治皇帝非常喜欢这里，他在南苑行宫居住的时间在其一生中占三分之一，每年他都要在南苑行宫居住一段时间。康熙在南苑举行的围猎阅武活动多达132次，康熙四年（1655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57年间，康熙专程到南苑举行围猎的活动就有90次。
后来，随着避暑山庄的建立，清朝的许多政治活动及军事活动由关内转向了关外，南苑处理政务相对减少，此时更多是作为军事演练场。
19世纪末，永定河决口泛滥，南苑城墙多半坍塌，珍奇异兽也因此散失，南苑逐渐萧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并攻下南苑，行宫寺庙被毁，鸟兽也被射杀。而此后的庚子赔款更令清政府国库空虚，无力修复南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设立南苑督办垦务局，出售“龙票”，拍卖苑内荒地，宫廷太监和官僚趁机占了大片土地，在海子里相继建起数十座地主庄园，后来出现了大批村落，南苑这座六百年历史的皇家苑囿便消失殆尽，只留下一些村庄和地名。
如今的南海子公园和当年的南苑对比图
西红门大红门：原是南苑城墙大门
明朝在南海子围墙上辟出北红门、西红门、南红门、东红门四座大门。清朝康熙年间，在明朝四门的基础上，添设五门，形成了九门之制。九座大门配置情形为：北、东、西各两门，南面为三个门。《日下旧闻考》载：南苑缭垣为门凡九，正南曰南红门，东南曰回城门，西南曰黄村门，正北曰大红门，稍东曰小红门，正东曰东红门，东北曰双桥门，正西曰西红门，西北曰镇国寺门。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南苑全图》可知，每个门的规置也不尽相同：大红门、南红门、镇国寺门、双桥门为三个门洞，中间大两边小；西红门、黄村门、回城门为两个门洞，一大一小；东红门、小红门为一个门洞。北京城是坐北朝南，正阳门（俗称前门）是北京的正门，而南苑为皇家苑囿，面对北京城，坐南朝北，北红门（即大红门）为南苑的正门。
大红门在明清时期是南苑的重要城门，它是帝王赴南苑必经和歇憩之地。清初六大画家之一王翚所绘的《康熙南巡图》第一卷中，描绘的就是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八，康熙从北京外城的永定门到京郊南苑的情景，画面开始即为永定门，送行的文武官员，站在护城河岸边。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大路上行进，康熙坐在一匹白马上，由武装侍卫前呼后拥。前哨越过一座石桥后，抵近南苑行宫的大门——大红门。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在大红门内修建更衣殿，更衣殿是帝王进入南苑后更换衣服的地方。帝王身穿朝服，乘辇坐轿，出紫禁城来到南苑，进入大红门后，需要在更衣殿换上运动装即骑射服。后来乾隆皇帝又在南苑增辟马家堡、潘家庙、高米店等十三座角门，以便出入，但其尺度与九门都有差异。
因为南苑以及大红门位置的重要性，大红门是接见大臣、展示君威的绝佳选择。康熙皇帝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闰五月在大红门举行隆重的郊劳礼，迎接平叛凯旋的将军。是年三月，内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尼尔乘北京清军赴前线围剿三藩之机，发动叛乱，起兵反清，康熙帝派大将军鄂札、副将军图海率数万人出兵追剿。出师两个月的大军迅速平定叛乱，解除清朝在三藩之乱时的后顾之忧。清军凯旋北京，康熙甚为高兴，亲率诸王贝勒大臣于南苑大红门行隆重的郊劳礼。
1922年，冯玉祥将军在南苑驻军时为了表达抗日的心情，在大红门的门洞上题了三条大字标语，在东小门洞上题写“努力奋斗”，在西小门洞上题写“救我国家”，在中间门洞上题写的是“亡国奴，不如丧家犬”。1937年“七七事变”时大红门是二十九军与日军激战最烈的地方，抗日英雄赵登禹、佟麟阁将军壮烈牺牲在大红门。
南苑四行宫：曾是皇帝休息的场所
帝王在南苑中进行的更多活动是行围游猎、阅武军训等，都是骑马，因此，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布置一个用来休息的建筑场所，这就是行宫。南苑内除团河行宫外，旧衙门行宫、新衙门行宫以及南红门行宫相互距离都在10公里以内。
旧衙门行宫是南苑内的第一座行宫，早年为明代旧衙门提督署，当时是上林苑内监提督办公之处。清顺治十五年（1676年），改为旧衙门行宫，简称旧宫。以满足处理政务、居住和读书的需求，此后一直沿用此名。乾隆曾有诗曰：“清时作行宫，明季乃衙门，不必其名易，于中鉴斯存。”旧宫古木参天，芳草如茵。
在旧衙门行宫后殿，有一处著名的书房，名为荫榆书屋，乾隆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在荫榆书屋读书。这里苍松翠柏，古榆参天，翠竹千竿，玉兰怒放，是乾隆在南海子行宫内最喜欢的书房。乾隆九年（1744年），他在《荫榆书屋》诗序中曾写道：“荫榆书屋，在南苑旧行宫内曩时读书舍也，佳荫满庭，绿窗半榻，邈然有怀，率尔成章。我昔读书时，对榆写襟怀。我来读书舍，榆树依然佳。”荫榆书屋的额匾、楹联均为乾隆御笔，一联曰：“烟霞并入新诗卷；云树长开旧画图”。又联曰：“雨是春郊，亭皋开丽瞩；风清书幌，花竹有真香”。
新衙门行宫和旧衙门行宫一样，也是由明代提督署改建而成，简称新宫，行宫内建筑并不太多，但“几清无俗氛，树古过乔枝”，清朝皇帝欣赏这里的雅致氛围，常在此赏花、读书。乾隆时，新宫在东西两侧新添了一下建筑，比以前宏伟了许多。
南红门行宫是位于南红门内的一处行宫，行宫前后均有河水相绕，风光旖旎。在它附近有晾鹰台，因为皇帝常在晾鹰台行围大阅，大阅后常驻跸南红门附近，康熙到南红门行宫的次数非常多。
团河行宫有着特殊的作用，并非仅限于满足帝王的游幸娱乐。它是为了疏浚团河水系而建，“行宫旧三处，此处实新增，为引团河顺，遂因别馆兴。”团河行宫就是用疏浚凤河、团河的土，因地制宜而建造的行馆。但团河行宫却是四座行宫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而且为了起到生态涵养的作用，行宫内花草繁盛，建筑典雅，尽显江南的精致妩媚，与宫外北方平原湿地风貌形成对比。
团河行宫在抗日战争中被战火摧毁，1982年，在团河行宫遗址上建了团河公园，并将残存的建筑修葺一新。
南苑机场：清末曾在南苑建简易跑道
实际上，作为皇家狩猎苑囿的南苑，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练兵和阅兵。顺治皇帝于1656年为南苑的阅武活动定制曰：“定三岁一举，著为令”。南大红门的晾鹰台是南苑阅武的主要场地，故此当地百姓俗称其为“点将台”。康熙曾12次在南苑举行阅武活动。乾隆皇帝大阅之前还有殪虎之典，即把虎由笼中放出，虎枪兵奋勇向前，与虎拼死相搏，直到把虎杀死。乾隆皇帝之后，因为南苑不再有大规模的工程，此时南苑就发挥着演武场的作用。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在南苑旧衙门行宫北面建神机营，共驻扎官兵一万四千余人。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节节溃败，后来南苑一度被荒废。但南苑的重要位置一直没有被忽略。民国初年，军队占据了南苑，将其辟为兵营。1916年10月10日，为纪念中华民国建立五周年，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特意在南苑营盘举行大阅兵。还特意修了一条永定门至南苑的小火车线路，专门接送应邀参加阅兵的嘉宾，这些嘉宾除政府要员外，还有各国公使。受阅部队由步兵、骑兵、炮兵等方队组成，还有数架飞机参加了阅兵。
在此之前，清朝末年，南苑还和航空事业有关联。1904年，来自法国的两架小型飞机在此进行了飞行表演；1910年8月清政府筹办航空事业，在南苑校阅场修建了供飞机起降的简易跑道；民国初，留法归来的秦国镛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建议购置飞机，开办航空学校，训练飞行员，作为建立空军的基础；1913年9月，北洋政府在南苑创建南苑航空学校，秦国镛任航空学校校长，学校招收陆军师范学堂毕业生40余人为学员，练习飞行。
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秦国镛致电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表示愿“率飞行员与讨逆军取一致行动”。秦国镛驾驶飞机，投下3枚小炸弹，令溥仪和议政大臣们惊慌失措。1925年，航空学校停办，它前后四期共培养了100多名飞行员，在中国航空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这里演变出南苑机场，在我国航空史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
南海子麋鹿苑：流落欧洲的南苑麋鹿
如今，在南苑机场东南边、南五环和南六环之间，有一座南海子公园，公园里有个麋鹿苑，是我国较早成立的以散养方式为主的麋鹿自然保护区。传奇的是，这里的麋鹿正是当年皇家园囿里麋鹿的后代。这也是如今的南海子公园与当年皇家园囿为数不多的关联之一。这段经历背后有一段非常传奇的故事。
麋鹿原是中国特有的世界珍稀物种，由于“角似鹿，面似马，蹄似牛，尾似驴”而被俗称为“四不像”。汉朝以后，中国野生麋鹿大大减少，元朝以后人工驯养种群大于野生种群，明末清初，野生种群绝迹，最后只剩下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人工驯养的不足300头种群。
1865年秋天，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阿芒·大卫在北京南郊进行考察，经过南苑时，他发现了一群陌生的鹿。次年初，大卫用20两纹银买通了守苑的军士，换来一对麋鹿的骨头和皮毛。大卫于1866年4月将麋鹿标本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过动物学家的鉴定，发现这是鹿科动物中的一个独立的属。大卫首次把麋鹿从科学角度公布于众，便轰动了西方各国。按照动物学界的惯例，应以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这种鹿，从此麋鹿这种在我国自古就声名卓著的动物有了新的英文名字：大卫鹿（Pere David's Deer）。
大卫对麋鹿的发现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极大兴趣，从1866年到1876年的十年间，英、法、德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等各种手段，共从北京南苑弄走几十头麇鹿，饲养在动物园里。19世纪末，永定河泛滥，洪水冲垮了南苑的围墙，方圆210平方公里的南苑沦为一片泽国，许多麋鹿逃散出去并成了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而那些流落于异国他乡的麋鹿，由于环境的不适应，种群规模逐渐缩小而纷纷死去。就在这时，人们发现，在英国伦敦北部的乌邦寺庄园内，有一群麋鹿。这是1898年，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出重金将原饲养在巴黎、柏林、科林、安特卫普等动物园的共计18头麋鹿，悉数买下后饲养于此。1914年，这里的麋鹿已达88头，二战时达到255头。1983年底，全世界的麋鹿已达1320头，均为当初18头麋鹿的后代。
从1979年开始，我国动物学家呼吁，把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为麋鹿重建家园。他的倡议得到乌邦寺庄园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的热烈响应。1984年11月，塔维斯托克侯爵决定将22头麋鹿无偿赠给中国。经论证后认为，明清皇家苑囿南海子旧址是麋鹿生活的理想地点。1985年5月，南海子麋鹿园开始兴建。如今南海子麋鹿苑内已经繁衍至800余头，种群数量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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