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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名文人为何“动笔之余还动手”

作者:余之丰 · 2016-02-28 来源:澎湃新闻

  崇祯元年(1628年)春,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长锥直奔北京。他计划要去打杀一个人,那人叫许显纯。他也不暗地下手,而是蓄意地等到了5月,借对簿刑部大堂之时,当着主审官和一众观者痛刺许显纯,顺带还揍了一顿崔应元,再后来又故伎锥刺了李实。不惟此为止,他还带着周廷祚、夏承一起箠毙了两个牢子。对这一系列打人、杀人事件,黄宗羲“自分一死”,故不计后果,还拿着伤者的头发与同伴去诏狱中门设奠祭其父,读祭文未竟而狂哭,而观者亦哭。时人听说后表示:黄君此举“义勇勃发”。皇帝知道了,竟然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竟不予追究。于是很多名士都驻舟姚江黄竹浦,要结交“黄孝子”。

  后人读此故事,觉得悲怆而又痛快极了!为什么呢?因为黄宗羲等锥刺的是阉党的余孽,杀父的仇人。即使虚无盛行(亟待纠偏)的当今史学界,以及人心丕变的世道,也没有谁欲为那帮明末阉党翻案说好话,可见有些价值至少几百年不会变的。

 

  黄宗羲

  文士而逞武力,总不免两种极端画面,或极慷慨或极狼狈,而文学之士亦恒爱武力,盖人的天性就是歌咏不足尽兴,继之以舞之蹈之,是故这边鼓吹文质彬彬,那边又赞赏君子不器。水浒里的武松说“文来文对,武来武对”,以暴或不能阻止横暴的黑暗,但至少也是一种直面。即使打不着,文人却还有批判的武器代之以武器的批判。如近代的林纾,对一干新学家恨得急了,遂赌气杜撰了一个对孔圣极忠烈的武士荆生,先是痛骂淆乱“清听”的皖人田其美、浙生金心异和北美归来学哲学的狄莫。“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按:真锥刺才厉害,许显纯被黄宗羲刺得可是血流被体)。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后来在《妖梦》一文里,林纾更是近乎失控地痛诋,还把蔡元培扫进去一并影射了。然而,想这样就“打服”白话妖孽,新学谬种,自然是妄想,被影射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等都不必出手,林纾就被铺天盖地舆论批趴下了。当时有人索隐林纾心中的荆生是徐树铮,暗指其是讨好勾结当道的武夫,打压蓬勃的新潮。后来知道其实是林纾的自况,因为《荆生》最末一句却很悲凉:“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常见破口大骂以致挥老拳的,看着像是理屈词穷,其中不少是为群舆诟病,千夫所指之下的气急败坏。意气之际,往往是非曲直最先被忘掉。恢复理智的林纾固然懊悔不已,而经手发表《妖梦》的北大学生张厚载,在离毕业仅四个月之时,被北大开除了。

 

  林纾画像

  七八年之后,新文学主将之一的鲁迅议论到这事还批评林琴南先生不懂“奥服赫变”(按:扬弃,aufheben之音译),然而语气却很中和了,说林纾真是暮年气象,天真的老先生也“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可见打人确实要趁着年轻和血气,黄宗羲十九岁连刺带杀,不但免责,此后还有那么宏阔的“诗和远方”,百代以下,景仰不已。)不过即令鲁迅,他自己也说“文人的铁,就是文章”,且是即便吃爬格子饭的群体里,也少有周大先生这样的如椽健笔,在笔仗打起来时,无论后起的新左联,还是御用的乏走狗,绝讨不了便宜去。更何况文人难免涉政,涉政难免不论,议论起来难免不得罪当道,得罪了当道,苦头就有的吃了。

  如刘文典,连当时的蒋介石都敢当面顶撞,就被刑拘了七天。刘文典者,狂士之誉流布四海,此处不需赘言。然而后世文人口耳相传的演绎才真叫不嫌事大:刘对蒋公,如只是口角之争,就被刑拘,太划不来哉。于是乎者,蒋介石其实煽了伊两只耳光!叔雅不愤,遂以撩阴脚伺候,蒋竟因此与宋美龄女士无后了。扇耳光和撩阴脚,都是极其伤人的,前者伤心伤面子,后者伤肾伤后代。是以如此编排,听客固然过足了瘾,也合乎天应地报的自然法。

 

  刘文典

  然而当道或得势者总归、确实、还是不可得罪的,光绪二十四年,章太炎去湖北在梁鼎芬手下揽了《正学报》主笔的差事,却大唱“排满”,梁鼎芬大怒,本欲下狱,为张之洞劝止,一介狂生尔,驱逐他离开武汉即可,节庵先生毕竟意有不足,就让四个轿夫拿轿杠把章太炎打出去了,这是真的打,打趴在街上。转眼到了辛亥年,坐镇武昌的黎元洪看逃到汉口的梁鼎芬还留辫子,就撺掇曹亚伯带了几个革命学生剪除之,梁护辫不能,竟至“伏地号哭”,其“旧门生如屈德泽等十余人,咸来慰问”,只“见其坐拥风帽流泪”,不久即乘船东去,梁终生以清之遗臣自居,剪辫之辱,比之老拳批颊远甚。他在上海遇到王闿运,王曾问他辫子怎么剪了,梁“闭目摇手”,隐痛之深,口不能言其矣。

  那曹亚伯也是梁鼎芬的门生,但又是湖北第一个同盟会会员,其本性实明烈而诚厚,护法时期曾极力弥合孙文、黄兴的分歧。惟处鼎革之时代,尊师之道与革命大道相悖之际,行止也只好依权势而转移。再转眼,到1927年,北伐军一路凯歌直抵曹亚伯隐居的昆山附近。曹亚伯为防北洋直鲁军侵扰而组织乡民团练,北伐军某部竟因此说他是投机分子,诱禁于上海司令部。后求告于蒋介石才脱囹圄。曹亚伯因此深感新革命党滥施权柄且数典忘祖,即编撰《武昌革命真史》,193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胡汉民、汪精卫不满其过于详述湖北日知会等革命功绩,认为其明誉黄兴而隐刺孙总理,居然命令行政院禁毁此书,此事未必有当事人直接的拳脚相向,但受此侵害,曹因此大受刺激而郁郁终身。

  梁鼎芬打章太炎辄为曹亚伯辱,而曹则先为后起革命小将辱、继遭民国大佬之陷构,冥冥之中若有神玄之大乘除乎!

 

  梁鼎芬

  近代文人身处激荡之世,新旧、老少、南北、中西、保守激进,交冲不已。表现于思想上则杆格,表现于意见则互诽,表现于肢体则打相打。从清末梁启超和章太炎为时务报打架,跑到日本,梁启超又被张继当众踢会殴打。陈独秀讥刺湖北无学者,引得黄侃大怒跳出来叫板:皖人有学,未必就是足下。鄂人无学,未必不是区区;但是似乎并没当场打起来,不过陈独秀后来坐牢,确凿和朱起凤打了好几架,黄侃则去打了自诩词曲立身的吴梅。熊十力和废名争“阿赖耶识”,据说互掐脖子,梁漱溟又回忆子贞老人特喜欢在背后捶人以表亲热,只是往往又刹不住劲,瘦弱者又常不耐其罡猛。

  这些都是近现代著名的打架CP,俱是有名掌故,此处列而不述。惟其到了1949年解放后,立了规矩,就都老实了,不互相打了,改被打了。

 

  熊十力和废名争“阿赖耶识”,据说曾互掐脖子……

  今日观之,这几位的拳脚冲突,实在是春秋无义战,分不出个大是大非,所谓打相打,实可视为孩童之间嬉闹的白相相,想来打完人,也会自嘲。大略论之,文人打人往往大抵如此,打完既忘,“拳拳”倒还有些赤子之心。然而总有打人者禁不住悲情表演,极言其不得已打人的苦衷,其实不论打人对不对,打前打后,皆需洒然从容,自具一番充沛自足的妩媚境界。天地生人,不仁处极多,多少弱势的老实人,若是无人出头,真是昏了天地。《加拉太书》里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看见或遭受了不公义,径去声张便是,莫要顾首畏尾,只是打完人后怕担责任,但见一口口苦水的吐出,边上爱看爱演苦情戏的跟着大唱悲歌,实在倒了叫好的胃口。

  被打者的行径则更不堪。上纲上线,化你我为“敌我”,报复起来无非找来暴力机关对付书生文弱之肉掌,无趣乏味得很。这倒让人想起梁赞诺夫导演的《办公室的爱情》里的男主角,因为他的副局长老同学干了不是男人干的事,竟掴了副局长一耳光,旁边好事者撺掇:哎呀哎呀打回去啊!副局长说:我会报复的!但不是以打回去这种方式!三观略正者,无不以为副局长既然挨了耳光,又不是重伤不能还手,所以就该当当场打回来,居然事后还谋划着报复,只能自证是个怂货。而苏格拉底说真贵族必不会把受辱事跟旁人提起,因为每一提及,等于再次受辱,且是自取其辱。想来那被打者求告舆论及至报警之时,自己如何挨打受辱必须是枝枝节节渲染殆尽的。当然,不黑不白之世,原本只有权贵而无所谓真贵族,只要能耍霸道,何苦理那几千年前就饮了毒酒的傻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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