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景艺文季，《百年孤独》中文译者范晔、作家朱岳以“马孔多来客”为题展开对谈，从马尔克斯笔下的布恩迪亚家族，说到塞万提斯塑造的唐吉可德，解读西班牙文学的奇情异想，以及文学翻译的艺术。

朱岳和范晔

　　现实是构造的

　　范晔：哥伦比亚当地人问我，你翻译《百年孤独》的时候并没有来过哥伦比亚，现在你到这里来了，你觉得现实的哥伦比亚和你想象的马孔多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回答说，如果让我先去过这些地方，再翻译这部作品，翻译出来肯定和没去过之前不一样，也不一定会更好。他们又问为什么不可能更好呢？我说因为“马孔多”它不在哥伦比亚，它在《百年孤独》这一本书里，它没有现实形体。由此我便想问朱岳兄对想象和现实的关联，或者这两者的互相侵入的看法。

　　朱岳：听完你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大观园，《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在现实中是北京的一个生产大队盖的，依据《红楼梦》的描述放了一堆假人在里面，这就如同你讲的马孔多的例子。什么是现实？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如果一本小说写的是现实，就是纪实文学，但全写现实又是不可能的。有很多哲学家都否定过去的时代性，比如德里克，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既然“过去”没有时代性，“后来”就更不具备时代性了，如此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但其实“当下”也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一个人的感觉过程是一个时间段，你的感知和“当下”有所延迟，当你感知到了，已经不是“当下”了。过去、现在、未来就如同佛经所说：过去之心不可得，现在之心不可得，未来之心不可得。所以，所谓的现实其实是构造的。

　　范晔：在种种不可得中，文学能不能像一个捕蝶网一样，把现实的黄蝴蝶捕捉到文学的网里？

　　朱岳：文学通过对非现实的表现来把握现实。很多作家写的东西包含政治，所以叫现实主义，没有政治因素的作品好像幻想就会更多一些。文学幻想与科学幻想相对。所有的学科都可以有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幻想小说，文学可以有文学幻想，伦理学可以有伦理学幻想，数学、经济学都可以有与之相关的幻想小说，只是科幻小说更占主流，所以它能独立的成为一个文学类别。

　　文学是一种治疗

　　范晔：我读过有关文学侵入大脑的研究。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堂吉诃德，而且还是用了中世纪以来西方当时比较流行的四种体液。堂吉诃德这种体质的人，在太阳特别热的情况下容易发病。从这个角度讨论堂吉诃德是挺有意思的讨论路径。把文学跟一种疾病联系起来，至少我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译者最好也是个文学病人，这样才能译好如同波拉尼奥一样的作家的作品。不久前我在翻译波拉尼奥的诗歌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最初我不知道该采取何种译法，后来渐渐想把这些诗歌当成波拉尼奥文学病历来翻译，突然就找到了突破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固然可以成为一种疾病，但是也有人觉得文学可以成为治疗。科塔萨尔有一部小说讲一个人住在巴黎，得了一种病，呕吐不已。科塔萨尔本人也确实有消化方面的问题，但是在他写完这部小说之后，他的病就好了。把文学当成一种治疗，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体会？

　　朱岳：我是一个编辑，我每天都要看很多小说，所以脑子特别乱。而我在这种状态下写《说部之乱》。写完之后发现写这本小说确实对我有治疗作用，因为在写作时我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把看过的大量文字转化成自己的体验，整理自己的思路，条分缕析，看完之后也不会觉得一点收获都没有，看过的小说也不会在脑子里乱成一团。如果不是有写作这一过程能整理思路的话，不停地看小说就会觉得是苦役。

　　阅读是一种生活体验

　　朱岳：我最开始看博尔赫斯的时候刚上大一，那时候我和一个高中同学一起买了他的全集。我文学阅读的经验不多，以前主要看金庸的小说。一开始看博尔赫斯的时候就惊讶的傻掉了，觉得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真的。至今为止，有些他写的东西我还是不很明白。博尔赫斯能把一本很厚的书，最后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用很简练的语言把这本厚书要写的东西全部提炼，他让你感到没必要再写一篇很长的小说。博尔赫斯面对的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根本的问题。他的小说《代表大会》、《南方》，不是生活体验。其实有很多作品都是作者的生活体验，比如说斗蛐蛐儿这个事情，作者看见有人斗蛐蛐，觉得有趣，就想把它写下来。但是他们又不仅仅停留在生活体验，他们能由此升华出生命体验，通过看斗鸡，突然对生命有所感悟。博尔赫斯就有这样一种精神体验。

　　阅读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生活体验。精神体验这个词包含了一些问题。前一段时间我看了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的作品，他说人类的历史面临三个恒大的问题：第一个是死亡，这个问题在古代的时候思考的就非常多，会思考的人都在思考这个事情；第二个是中世纪的“罪恶”；到了现代便是对“虚无”的焦虑，觉得生活没什么意义，一个人生下来就开始忙，忙完了就死了，不管你追求什么，最后都是一样的结果。文学就是要把这样一个精神上的问题变成大家都能找到答案的问题。

朱岳

　　作品的文学性取决于诗性

　　范晔：在西语语言学的世界里，以小说见长的作家，他们要么也写诗，要么以写诗开始，或者说有诗人梦。马尔克斯一开始写诗，但是后来觉得写诗才华不够，就放弃写诗转写叙事文学。但他一直没对写诗死心，仍旧是诗歌狂热的爱好者。他老了到纽约做身体检查，一检查就是好几个小时，在检查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会把记得的诗歌全部过一遍。而且我发现，最近有一些西语世界的诗人也开始写小说了，我想问一问朱岳兄，你写没写过诗？

　　朱岳：以前我写过诗，但写的都是特傻的诗。后来彻底放弃了。一个作品，哪怕是小说，最后它的文学性决定于诗性的强度，如果诗性不强，作品的文学性就不强。那些特别好的科幻小说，是科学修养好，没有很强的文学性。但是不能用写诗的方式写小说，能用写小说的方式写诗。我看过以写诗的方式写小说的作品，确实读不下去，修辞太强了，没法吸收小说本身的东西。有两种诗，第一种是一个事件本身带有诗性，这个事件不是什么大事件，或者是几个事件，它们之间有联系。另外一种诗是通过修辞打造的。小说瞄准的是事实本身的诗性的东西。

　　写作没有模式作品不是价值观的输出

　　朱岳：我小说的设定最开始来自维特根斯坦。你可以想象一块地一模一样，农民长的一模一样，这样你怎么生活？你就感觉整个世界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叫生活形式，你如果篡改一下生活形式，这个世界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而且你看到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才能意识到你现在的这种生活形式。比如说咱们俩面对面的坐在这儿对谈，其实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你稍微调一下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小说。比如说来参加一个活动，大家一人讲一句，我一句，你接着我讲一句，就会变成另外一种讲座的形式。生活中很多事儿大家不一定知道结尾，你可能认识一个人，你知道他大概怎么样了。比如说和我一起去买书的那个人，后来他就消失了，小说也是，你不一定非得给他一个结局。看小说，不一定跟上学的时候看课文一样，非得总结出一个中心思想，洗脑到现在看什么东西都得琢磨中心思想，看开头、高潮、结尾，从高潮看统一性，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既定模式。

　　维特根斯坦说他的哲学论是伦理学的结果，开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后来才明白。他对世界的解释是他把世界拆分为事实，事实的总和就是这个世界，世界就是所有发生的这些事儿。命题是对事实的描述，等于是一个重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描述，他觉得所有的语言最后都是对事实的表述，道德、善恶这些东西恰恰不是事实的东西。你说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好坏恰恰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最后说，凡是能说的都能说清楚，凡是说不清楚的就保持沉默。他所说的保持沉默是说这个世界有些事儿是不可说的，你去说它就是没有根据。他否定“这个人真好，这个人真美”这种语言，他把更多的伦理层面、美学层面的东西留给沉默了。我写小说确实受到这种影响，我觉得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观的输出。如果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你吹口哨也行。

范晔

　　翻译是演绎性的艺术

　　范晔：关于翻译是不是译者的再创作，这要取决于对“再创作”的定义。把倒序改成正序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再创作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再创作。但任何翻译都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再创作，会加入译者自己的想象，有译者个人的痕迹。并且很多著作正因为有了译者的性情和文字凝练在里面，才有了今天非常精彩的译作可以看。比如大家喜欢听古典音乐，有些人喜欢巴赫，也有人喜欢波尔德，波尔德是非常有个性的演奏者，但是却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作品“不巴赫”，大家都是各取所需。正是因为有好的钢琴家把作曲家的东西演绎出来，才有各种精彩的版本可以欣赏。翻译是一种演绎性的艺术，跟写一部小说不一样，但演绎性的艺术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创性。这好像很矛盾，但又很奇妙。比如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很多演员都阐释过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以后也还会有更多的演员继续阐释哈姆雷特，哪个形象才是最真实，观众无从得知，我们只要欣赏不同的版本就好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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