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
西川：诗人、翻译家，生于1963年，现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著有诗集《西川诗选》、《西川的诗》，散文集《水渍》、《让蒙面人说话》等。
授奖词
西川是当代中国诗人中的改造者和发明家。他的写作宏大，沉潜，繁复，驳杂，混沌，疯狂，奇崛。在其风格多样的作品中，他搬来典籍、传说、野史、正史、民谣、故事、口语，在构建与消解、分离与衔接、介入与逃逸之间汲取精神的养分，从中转化出来的情节、性格、语言、思想、境地和视野，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气息，形成了他个人新的诗歌伦理。他在古与今、远与近、破与立、轻与重、雅与俗、经与纬、有限与无限，痛苦与无聊、冷嘲与反讽、面具与真相、他人与自我、生长与死亡，沉默与歌唱里炼就把握世界的精神，混合诗与非诗，雄心勃勃地铸造现代史鉴。早年，西川的抒情诗歌澄明、恳切，气象动人，但这些年来，他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他的写作倾向于散文化、戏剧化、长句化，这让很多人无所适从，他也因此变成一个充满争议的诗人。事实上，作为出色的翻译家和多种文体的创作者，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创造活力，他拒绝用一般性讲述世界，他所有的才华和冒险都是在为汉语诗歌不断发生衍变添加新的可能。
“诗歌与人奖”的确是国际化的
南都：今年连续拿奖，现在又获“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有哪些新感受？
西川：是啊。这几个奖，把我的2015年弄得有些不一般。我也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但我已经不是30岁、40岁的人了，既没有“受宠”的感觉，也没有“若惊”的感觉。
“诗歌与人奖”是一个我认同的奖项。我敬重民刊《诗歌与人》的主编黄礼孩先生多年来为当代中国诗歌所做出的独特和独立的贡献。他既不是政府部门，也没有国外那种基金会系统的支持。他一个人做成这些事，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获这个奖我感到荣幸。
南都：“诗歌与人奖”办到今年已是第十届，如何看待它所做出的努力？
西川：我能够接到每一期的《诗歌与人》杂志。“诗歌与人奖”前九届获奖诗人的名字我都知道。我对其中有的诗人的作品更了解些，甚至充满敬佩。我说我认同这个奖项是因为我信赖黄礼孩先生的品位和判断。
至于国际诗歌节应该怎么搞，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去过世界上一些重要的诗歌节和文学节，各有各的搞法，但好的组织者都具备足够的文化想象力与责任心，他们一般都与其他领域的艺术家进行合作。在这一点上“诗歌与人奖”的确是国际化的。
南都：有诗人曾说，现在诗歌朗诵会能有40人就相当不错了，别再指望回到过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西川：80年代早期我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有三千听众的朗诵会，但我那时的诗歌写得并不好。从这个例子您就能看出，诗歌读者或朗诵会听众的人数与诗人作品的质量没有直接关系。我在纽约去过美国大诗人约翰·阿胥伯莱的朗诵会，听众也就五六十人。我听说由于战争，以色列士兵的背包里会装着诗集而不是小说，而在巴基斯坦、拉丁美洲，诗歌朗诵会总能吸引到大批听众。他们是好听众但没钱买诗集。所以，这是个文化、经济，甚至政治问题，不完全是诗歌的问题。
于是我也就“跨界”了
南都：您所供职的学校使您还有机会接触美术界、视觉艺术领域等等。您也让人感觉除了诗歌本身的探索外，还有不少的外延？
西川：我的生活不仅仅在诗歌圈子里。我对视觉艺术也有所了解，我对思想界、学术界的情况也不陌生。我现在正带着我的几个学生阅读20世纪的文化理论和政治学理论。
与多数守成诗人不同的是，我有点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得来的文化冒险精神，这与我80年代所经历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关。也就是说，我的工作包含了对新文体、新形式、新的吞吐能力的“命名”成分。其他领域的某些艺术家的工作性质与我相似，我也会从他们身上获益。
当代艺术充满了新观念，跨界行为几如家常便饭，于是我也就“跨界”了。当然说到底，我身处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真正在乎的是我的文本能否与我理解的历史现实相对称，能否与中国历史上那些卓越的头脑和心灵相呼应。
南都：自1990年代开始，您就不断变化，诗歌愈发直截了当。您是在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种诗歌表达方式吗？
西川：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在诗歌写作上十年的学徒期允许我现在的“胡作非为”。如果没有那十年的铺垫，我扑腾两下也许就没有力气了。所谓“直截了当”的表达，不适合没有曲折表达经验的人。在“直截了当”里同样包含了方法和尺度。不了解我的人会以为我在乱闯乱撞，其实我对自己的写作始终保持着文体上的控制力。
我想好的诗人、艺术家除了必须具有创造能量，同时还必须知道控制的重要性。我对作品的形式因素也是在乎的，只不过我的形式是破除了旧有形式的形式。
至于我是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那得由别人说了算。但我自知我的作品已部分获得了可辨识度。我曾经反复阅读新诗史上各位诗人的作品，但是现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我来说都不再重要了。当然我感谢我的前辈们，哪怕他们只是些老文艺青年。我自己同样也可能只是将来诗人们的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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