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中国古代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教学组织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1901年，书院被视为历史的垃圾而抛弃，这种建立近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选择，使得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近现代大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书院在千余年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华，并未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就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书院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其最大特点是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

　　书院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产生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书院精神，这是一种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书院体现出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士志于道”，创办和主持书院的士人将儒家的“道”作为追求目标。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自我道德完善的人文追求与经邦济世的社会关切结合在一起。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德业”与“举业”统一起来。但是，“德业”是目的，“举业”只是手段。为避免忽视“德业”目的而片面追求“举业”的教育趋向，书院学者对片面的应试教育进行了严厉批评。如南宋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指出：在科举取士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的不幸状况。尽管如此，我们在解读书院人文精神的时候，还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书院的人文精神是反对科举应试教育的。只是，科举之学的最终目的必须与内圣外王之道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已。

　　其次，中国书院体现出知识追求的学术精神。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道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知识追求的基础之上。所以，书院成为宋代以后新儒家学者探讨高深学问的地方。高深学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代对高深学问的界定都不相同。以阐释人的意义、社会的和谐、天下的治理为核心的经、史、子、集之学是古代中国的高深学问。这样，书院则成为古代中国大学的代表。北宋中后期，新儒学家因为无法利用官方的机构研究和传播其学说，于是，民间色彩浓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书院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新儒学和书院的结合不仅使新儒学获得发展的依托，而且也使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书院因之转型为新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基地，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最典型标志之一。

　　再次，中国书院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中国书院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既然道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知的追求基础之上，那么，求道与求学是统一的。一方面，书院求道的价值关怀体现出对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但这种人文关怀是建立在知识理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书院的追求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其学术创新总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价值关怀为目的。如程朱新儒学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汉唐经师对儒家经典解释的垄断地位；王湛新儒学则是试图突破程朱新儒学的“支离”，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学术主张。书院教育强调生徒的自我道德完善和治国平天下的能力统一，培养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才。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体现出书院的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相统一的精神。

　　书院能够成为一种新型文化教育组织，就在于它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私学自治教育制度的特色和优长

　　如果中国古代书院仅仅有上述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还只是表达儒家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儒家士大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创造了一种被称为书院制度的东西，以保证书院精神的落实。书院作为一种具有相对自治权的教育组织制度，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果。从孔子创立的私学到诸子百家的争鸣，再到汉唐精舍的自治型教育组织，无不表现出这种相对自治权的私学教育制度的优长。书院能够成为一种新型文化教育组织，就在于它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私学教育制度的特色和优长。

　　一是自由创建书院。从唐末到两宋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发展、人才培养的需要，创建了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即书院，以便能研究与传播学术思想。本来，在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学者们很难利用官方的教育机构表达自己的文化意志和精神追求，他们创建书院以作为研究与讲习之所，自由讲学成为创建书院的主要推动力。清人黄以周云：“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南宋大多数学术学派的代表人物基本都曾创建或修复书院，他们的学术生涯与书院结下了难解之缘。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在福建先后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多所书院，而且还修复了白鹿洞、岳麓这两所闻名天下的书院，这些书院成为朱熹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基地，其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基本是以书院为依托建构完成的。

　　总之，历代儒家士大夫通过自由创建书院，从而推动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

　　二是独立自主的办学理念。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基本上都不开展学术研究，为科举储才是其主要职能。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时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可见，官方教育机构的办学理念即是为科举服务，而书院的办学理念则表现出独立性，书院强调通过研究与传播儒家学术，让士人能更加全面地认识“道”，最终实现把握领悟中国文化的最高目标，即所谓的“讲学明道”。

　　为践履这一办学理念，理学家们基本上都将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作为其书院活动的主要内容。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明确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这一学规强调了讲明义理是教学的首要任务，而义理是蕴涵在儒家经典之中的，需要书院学者通过潜心研究才能体悟到。这一学规此后成为多数书院遵循的办学准则，只是不同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

　　三是管理的独立性。由于书院不属于官方教育体系，有独立自主的办学理念，因此它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与方法的运用、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立性。

　　教学内容的选择与书院所尊奉的学术学派、山长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国书院史上，能较好地体现书院教学内容与活动的史料是程端礼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它将生徒学习分为“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入学之后”和“自十五志学之年”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规定了必读之书和读书的次序。八岁未入学之前，要求生徒读《性理字训》。八岁入学之后，用六七年的时间学习四书、五经的正文。十五岁以后的学习内容是以儒家经典的经注为主，如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氏要求生徒自十五岁开始，用三四年的时间来潜心学习，以掌握真正的“为己之实学”，不能抱有丝毫的功利目的。在此基础上，生徒可以看史读文，其次序是先读《通鉴》，“次读韩文，次读离骚”，然后开始学作时文。从《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来看，书院的教学内容是十分全面的，与官方以科举应试知识为主体的教学内容有显著差异。

　　不仅教学内容完全不相同，而且书院的教学方式也与官方教育机构明显不同。为实现“讲学明道”的办学理念，书院可以邀请不同学术学派的学者前来讲学，会讲与讲会是最为典型的方式。在这些学术活动中，生徒可以平等参与学术讨论，不仅对学者的学术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生徒也能在参与中得到启发与影响，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走上学术研究与传播之路。以书院为基地开展会讲或学术交流成为学者们解决学术分歧、进行学术合作的重要方式。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在寒泉精舍接待了婺学的代表人物、丽泽书院的创办者吕祖谦。在寒泉精舍，朱、吕二人促膝交流、切磋问难之后，还进行了学术合作——编撰了《近思录》，目的是让初学者能更好、更快地把握北宋理学家思想精髓。为使学术大师能自由地到各地书院讲学，书院往往能自主聘任山长或教职人员。书院聘任山长的主要依据是道德修养境界和学术水平，即选聘“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充任山长。不仅学术大师可以自由地到各地讲学，而且书院生徒也能较为自由地流动，使学术交流更为便利与频繁，这是书院生徒的管理方面自由灵活的表现。

　　中国大学的构建需要在继承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其现代大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

　　应该说，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一样，均对各自的文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且，二者在组织制度方面均有自治权的重要共同点。当然，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的自治权有区别。西方中世纪大学拥有的自治权是一种法权，这种自治权的获得则是师生仿效城市自治和行会自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大学可以颁布独立于教会和世俗政权的法令，大学法定的自治权主要表现为对外争取发展空间和独立处理学校内部事务两个方面。中国古代书院的自治权不是一种法权，以皇权为主导的行政权力决定着书院自治权的有无和大小。元明清以来，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而皇权对书院的控制逐渐深入，其形式也由间接向直接转变。所以，中国书院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改制，不能仅仅从教学内容的变革来理解。

　　由于中国近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从总体上而言，中国近代大学并没有继承中国书院的传统。其实，中国大学的构建需要在继承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其现代大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对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神和制度建设进行全面的梳理，然后再结合当前大学的发展，将中国书院与现代大学结合起来，力图将书院文化转换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今天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阅读延伸

　　四大著名书院

　　岳麓书院前身可追溯到唐末，北宋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世称“千年学府”。特别是自清道光年间开始，有一大批经世纬国之才，如隐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杨昌济、程潜等都曾在此学习，一座岳麓书院，不意间竟成就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最初是唐代贞元时，李渤、李涉兄弟隐居读书的地方。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亦称“庐山国学”，成为讲学和藏书之所。白鹿洞书院虽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

　　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创建于北魏，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为道士修行之所，到五代时改建为书院。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最盛。宋代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继续以理学授徒，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应天书院地处河南商丘，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北宋著名文学家、军事家范仲淹，就曾在应天书院求学。后来，范仲淹又应晏殊之邀回应天书院任教，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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