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荣

　　大陆文学史曾将林语堂先生彻底遗忘。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对此我亦甚为欣慰。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我不禁想说，今日的好事者，根本不懂得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那个大时代，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和真性情，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微妙……

　　林语堂先生这些年着实红火了一把。各种单行本、文集竞相出版，小说还一再搬上荧屏。对于这位曾因办小品文杂志《论语》红了半边天的现代作家，大陆文学史曾将他彻底遗忘。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对此我亦甚为欣慰。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家父曾藏有厚厚几大本　《论语》合订本的。我少年时也曾翻看过。居所几经搬迁，现在早已不知了去向。仅凭记忆，说两个林先生的“幽默”。其一，某年某月某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会。一位元老级大人物，一生不敢乘坐飞机，又怕延误与会时间，于是将他的拐杖送上飞机，并向大会发去电报：“请以手杖代之。”其二，某财东为人吝啬，欲求某名士的诗作，又不想花大钱，心生一计，聊备薄酒，请名士来家中小饮，伺机提出索诗。名士心中不悦。正好财东的小娘子出来敬酒，名士眼睛一亮，见小娘子秀色可餐，便来了灵感，当即以手头的筷子为题，吟诗一首：“尔家娘子好身材，捏着腰儿两脚开。若要当中滋味好，还需伸出舌头来。”让财东和他的小妾闹了个脸红。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　《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后一则，与时下流行的“黄段子”已是不遑多让了。

　　我查阅过　《鲁迅全集》　十卷本，约有五十篇文章提及林语堂先生的某些事情：有正面的；有治学问方面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约占三分之二。从中我竟看不出鲁迅先生的“好骂好斗”，大多针对《论语》的规避严峻现实，据理陈词，明辨是非而已。须知，林语堂创办《论语》力倡“幽默”之日，正当军阀政权和国民党一党专制黑暗、国难深重之时。以鲁迅自由主义的信仰、文化批判者的原则立场，对语堂先生和他的《论语》保持沉默，反倒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了。

　　那么，鲁迅对曾经是朋友的林先生，还做了哪些从批评文章看不出来的、却又能体现鲁迅为人之道的事情呢？查鲁迅书信，先生在1934年8月13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

　　林语堂的英文好，故鲁迅劝林语堂译些英国文学名作。文人也要吃饭的，鲁迅何尝不懂？鲁迅先生并没有要求林先生像他那样去孤军作战，“革命，拼死”。由此看来，鲁迅的哲学倒是与法国作家加缪一致而大不同于“法国革命哲学”的。只提醒林先生，混饭吃的办法还可以有别样选择。先生“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先生“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鲁迅对朋友的林语堂先生，可谓体谅深切，一片至诚，至今读来，仍是感人肺腑。古人有“诤友”之说，鲁迅是身体力行的。

　　1936年2月21日，另有致曹聚仁书信一通：“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鲁迅先生之“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正是他的原则与宽容兼而有之的处世为人之道。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是大时代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思想关系，全然不是“贬鲁派”韩石山们理解的妇姑勃谿的庸俗关系。而民国时期，文人之间的“口水战”，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并没有我们现在想象那么“严重”、那样“你死我活”，论战双方，没有谁来裁决政治是非，或者某一方因此而遇到什么政治麻烦。

　　顺便提到，鲁迅当年的“论敌”对他所加的罪名，每每是“红帽子”，政治意味强烈，几欲置之死地；而鲁迅给“论敌”所安的“头衔”，西崽，叭儿狗，奴隶总管，革命工头等等，不过是文学化的形象，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不至于在法律上给他们带来被治罪危险的。鲁迅独特的文学话语系统，已经引起有关鲁迅研究学者的注意。

　　林语堂偕夫人1923年夏天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情谊不错而又思想相近，令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当次年《语丝》创刊，林语堂选择了做周氏兄弟的盟友。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和以周氏兄弟为领袖的《语丝》，在女师大学潮中，分歧明朗化了。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的论战中，林语堂与鲁迅站在一起，甚至比鲁迅表现得更为激烈。他走上街头，直接参加与学生同军警的搏斗。他和鲁迅，遂为陈源等主张“费厄泼赖”的现代评论派诬为“学匪”。1926年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他亲手绘制的　《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鲁迅，着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痛击落水狗。

　　同年3月10日，林语堂又撰写了　《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前此发表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相呼应，两人思想上相知相通。一个星期后，“三·一八”惨案发生了。4月24日，直奉军阀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封闭了《京报》馆，逮捕、杀害了总编辑邵飘萍。知识分子开始纷纷向南方逃亡。林语堂和鲁迅先后到了厦门。在此期间，鲁迅与林语堂曾表现出思想成熟程度的明显不同。鲁迅看似没有林语堂那么的激进，对暴力和强权的认识却异常清醒，反抗的态度始终如一。林语堂的思想则有摇摆，有反复，比如，他和周作人曾一唱一和，提倡“费厄泼赖”精神，受到鲁迅的批评。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在上一年的12月29日；其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两年，鲁迅回避了点周作人的名，便只点了林语堂。但这种朋友间的思想交锋，与针对陈源的批评，是应当区别开来的。类似这样的思想交锋，在语丝派内部是有先例的，正常的。

　　厦大的气氛“比北大还坏”。鲁迅决计要辞去教职。他却牵挂着林语堂，“我还要忠告玉堂（即林语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鲁迅《两地书》）。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就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由此可见鲁迅对朋友的感情之深厚。果如鲁迅的预料，林语堂在厦大遭到排挤，呆不下去了，不久也流落上海，靠自由写作维持生计。

　　同在上海滩栖身的林语堂和鲁迅，同样是精神罹难者，同样都只剩下了手中的一支笔。然而两人却选择了不同的活法。鲁迅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担当起社会批判的角色。林语堂则创办《论语》，倡导幽默小品文，重祭明末性灵派的旌幡（回避严峻现实，恰恰是性灵派主张的重大缺陷，也因此为后世所诟病），皈依于儒教的“修身”，委婉表达自己的无奈与幽怨。这乃是鲁林二人思想的分野，人生道路的分歧。1934年，林语堂离开《论语》，自创《人间世》。据当时人回忆，鲁迅还出席了语堂的庆祝宴会。但这个刊物走的还是《论语》的老路，终因文学主张与之相去甚远，二人再次“疏离”。

　　林语堂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在　《人间世》　上写了悼鲁迅的文章，多有持平之论。下面这段话，再清楚不过表明了他与鲁迅的思想分歧：“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谈到与鲁迅的关系，他说：“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姑不论其鲁迅“党见愈深”之说，是否公允；文中既有比照，也有自愧弗如的感慨。文章又云：“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林语堂《鲁迅之死》）这就将他与鲁迅的疏离，出于思想的歧见，说得很透彻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说，今日的好事者，根本不懂得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那个大时代，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和真性情，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微妙。他们对鲁迅的无端指责，倒是有林先生说的捕风捉影挑拨离间的“小人”之嫌，而与林先生的“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相距又何以道里计。至于在做人、做学问上为何倒退若此，那已经属于另行讨论之事了。

　　这些年，“倒鲁”之风甚炽，即使是在自由主义学者中，误读鲁迅者亦甚伙，似乎不“倒鲁”不足以“立胡”，这其实是非黑即白思维模式之遗风。鲁迅与胡适，窃以为，乃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之两座高峰，两山并峙，不可或缺。前者破译中国历史文化的密码，后者宣扬现代思想，而在反抗专制强权上殊途同归。因想到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颇有意味，故作此短文，略作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