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说过年期间有什么最不想遇到的事情……

那可能就是不得不面对的七大姑八大姨的灵魂叩问了，不管你是打工人、干饭人还是什么人……在她们眼里，第一、有对象、高薪、已婚、有车有房……才是人上人。

当然，即便你就是万里挑一的人中龙凤，也会有各种让你捉襟见肘的意料之外的问题，而当你见机行事、见缝插针、见招拆招地令亲戚哑口时，往往会被反将一军，“你读书读傻了吧？”。

这个还击太高了，一方面明里把人捧高，似乎在说学富五车，讲不过你，另一方面又轻描淡写之间质疑你的读书品位以及不明事理的为人处世。

其实我们都明白，我们每天通过微博、微信、知乎、豆瓣等手机平台来获取琐碎的信息，能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的人越来越少，碎片化阅读、浅层次思考成为当代人的常态，那种皓首穷经的读书已经不多。

而且可供浏览的文本太多了，我们无力对他们加以辨别，所以往往也只是浮光掠影，匆忙地从一个网站跳到下一个网站。

当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通过一个由不断改变的、及时更新的富媒体环境所提供的资源来发现意义，不单单是读书能使人傻，任何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都可能让人变得更傻了……

那如何科学地反驳“读书读傻了”，这就得从历史角度说起了。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读书会让人变傻？读书确实让人变傻了吗？为什么很多人提出书籍消亡，阅读已死？为什么会有“读书让人变傻”这种争论？

读书阅读开始和病联系在一起

当“读写能力”这个词出现在新闻中时，紧随其后的往往会是某些令人不安的描述。阅读已经被卷入了存在着显著分歧的众多争论之中，大家在讨论它时常常会使用一些带有危机感的言辞。

越来越多的人被宣称患有一种或多种同阅读有关的病症，比如阅读障碍，对于阅读困难的诊断出现了普遍的医疗化倾向。

过去的人们所担忧的常常是阅读过度，然而今天的人们所担忧的则是阅读过少。这些同医疗有关的词汇似乎暗示着阅读是一种有违人类天性的活动。

这种悲观言论同阅读活动曾经在知识界赢得的尊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伟大的思想家们曾经把阅读当作一种可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方式来加以称颂。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阅读曾经是品德高尚的象征，是寻求真理的媒介。自文艺复兴以来，阅读便一直刺激着个人主义的觉醒。启蒙运动也把读者当作理性和进步的主导者来加以推崇。

在18世纪的时候，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已经树立起了“热爱阅读”的理想，而且阅读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活动。在19世纪的时候，阅读曾经被视为一种自我完善的方式，从而促使许多人开始学习如何依靠本人或家人的帮助来进行阅读。

即使是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读写能力除了被视为一种用来获得启迪或娱乐消遣的手段，还被视为一种有助于消除贫困和摆脱经济困境的工具。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其实我们的时代并非是第一个对阅读的作用及其社会影响感到担忧和焦虑的时代，阅读从来就是一个饱受争议并令人们忧心忡忡的话题。

然而，在现代社会对于阅读的日益增长的担忧之中，所暗含的是现代社会在其文化价值观的确立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

视觉素养、听觉素养、计算机素养、情感认知素养等新式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悄然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读写能力的独特性与文化权威性的质疑。

图书阅读能力只不过是人之为人的众多素养或者说读写能力中的一种，因而开始变得平淡无奇。

阅读被认为是一味毒药？

柏拉图曾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读写能力的担忧，一方面他认为这是一种可能使人丧失记忆的能力，另一方面，写作的对象是随机性的，它无法辨别哪些读者能够理解它传达的信息并从中获益，又有哪些读者会受到它的误导并产生困惑。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一旦落入那些不配拥有知识之人的手中，就可能变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后来对于阅读影响的担忧升华成了道德焦虑。在历史上，有关阅读的道德焦虑曾经是针对宗教异端。自从18世纪以来，它开始转变为针对阅读中潜在的颠覆性影响，随后又集中针对淫秽读物的腐蚀性影响。这种转变促使一些人相信：阅读将会“对个人的心理素质及道德品质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影响到个人所在的社会。”

伴随着印刷革命的到来、大众出版市场的发展，以及相对廉价的书籍和期刊的充分供应，人们对于阅读的分心作用的担忧也在逐渐增强。

阅读不再仅为一种实现自我完善的媒介，它还是寻求快乐、逃避现实和获得满足的途径。相应地，不仅仅读者被暴露在了当权者所担心的颠覆性思想的面前，而且普遍的道德规范和文化准则也开始受到某些迎合“低级本能”的通俗文学的影响。

在法国，同大革命有关的公众人物们经常指责通俗小说分散了公众阅读那些严肃的和有教益的著作的精力，并且明确地区分了以自我教育为目的的阅读和以寻求快乐或逃避现实为目的的阅读。

塞缪尔·约翰逊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年轻人中的影响表达了极度的忧虑，他担心文学作品为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提供的道德指导可能会违背并损害那些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

《少年维特之烦恼》所引起的“维特热”就曾经令整个欧洲的当权者忧心忡忡。在众多的官方人士和批评家们看来，歌德在描写维特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时，所采用的那种生动的和富有同情心的描写手法是一种对自杀行为的合理化证明，而且这部小说因为在年轻读者中产生了误导性影响而对公众构成了一种威胁。

阿尔弗雷德·奥斯丁的《阅读的恶习》就是一份关于阅读导致各种失调症状的指南，他认为阅读很容易变成一种粗俗和有害的习惯，他指责阅读“迅速地摧毁了所有的思想和思维能力”，而且还会导致读者的社交活动减少和身体素质下降。

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公众依然经常被描述为处在小报新闻的操纵之下或受广告商的“广告技术”的影响而无力自拔的受害者。

要不要阅读？分歧在于什么是优质内容

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阅读的意义一直被强调，不管哪个国家的人都普遍认为，阅读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试图对阅读进行祛魅化的人们开始提出，阅读所产生的积极效益被夸大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众多的学者开始萌发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读写能力有可能受到了过高的评价。

为了揭穿所谓的“读写能力的神话”的真相，某些历史学家还试图通过追溯过往的历史来极力贬低阅读的历史意义。大卫·克雷西在他的著作《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格兰的阅读和写作》中提到：

即便人们不能进行阅读或不能进行写作，他们依然能够采取合理的行动，也依然能够掌握和理解信息，并且做出理由充分的政治决策和宗教决策。缺乏读写能力并不一定会阻止人们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也并不一定会妨碍人们获得常识。

在20世纪60年代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新现象，那就是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在对待阅读的态度上发生了角色互换。

在历史上，左翼人士曾经最积极地宣扬大众读写能力对于社会福祉的促进作用。然而在最近几年来，一部分左翼文化势力开始对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产生越来越大的敌意，进而开始讥讽启蒙运动对于读写能力的理想化认识。

读写能力甚至不再被定义为一种实现解放的工具，而是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实施压迫的工具。历史学家吉斯·托马斯将读写能力描写为现代早期英国的统治阶级所使用的一种压迫工具，认为它会加强“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对下层人民的统治”。

与此同时，一种对于苏格拉底所赞美的古代口传文化的浪漫主义回归。在读写能力“神话”遭到批判的同时，口传文化的“优雅”却得到了人们的赞美。某些人开始指责西方文明由于过度重视书面文字而丢失了自身的灵魂。

肯尼斯·莱文曾说：“书面文字及其运用技巧曾经受到的非常普遍的文化尊崇早已开始下降，因为那些支撑它的传统因素，例如，垄断着书面文字的知识精英所受到的尊重，以及神圣的宗教文本和法典所导致的对于书面文字的敬畏等正在逐渐消逝。”

然而，对于读写能力的价值祛魅并不仅仅是一种对于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的反抗——实际上，有相当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正是最为积极地背弃了他们所继承的读写能力传统的人士。

对于阅读的价值祛魅间接地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对于文化曾经持有的许多根本价值的失望情绪。

其实，无论是困扰着文化精英们的迷失感，还是令印刷文化的批评者们感到鼓舞的祛魅感，都起因于社会在共同价值观方面缺乏共识。

在阿伦特看来，关于读写能力问题的争论未能触及另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教育的内容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教育哲学家理查德·斯坦利·彼得斯（Richard Stanley Peters）也曾强调过这一观点。彼得斯声称， 阅读和写作方面的教育仅仅是一种为了实现教育之根本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或者说工具：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是美籍犹太裔政治学家，原籍德国，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

如果说某种教育是纯粹工具性的， 那么关于阅读和写作的基本技能的教育便是如此。它们可以带来参与性并且使参与性成为可能；但是它们并没有属于自身的内容。它们的一切都取决于阅读的内容是什么或写作的内容是什么。

换句话说，阅读的重要性在于它向读者传递的内容，以及它向更广大的年轻学子们传递的内容。内容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赫希（E. D. Hirsch）的确认，他认为，读写能力“并不是独立的和空洞的技巧，而是依赖于读写文化”，即对于某种共享的知识和文化价值观的传播。

然而，共享的价值观和知识是以能够得到文化权威的认同作为先决条件的。内容的问题直接地关系到社会所认可的那些具有权威性和重要性的知识及观点。这恰恰是读写能力之争的主要参与者们常常回避的问题。

无论是困扰着文化精英们的迷失感，还是令印刷文化的批评者们感到鼓舞的祛魅感，都起因于社会在共同价值观方面缺乏共识。

正因如此，文化上的分裂和隔阂很容易同读写能力及读写教育上的分歧融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人们对于阅读的意义便产生了更强烈的困惑。那些同阅读有关的问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以至于读者常常被视为某种濒危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