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学问和事业上的成就，既体现出其做人的品行、态度和胆识，也体现出其做事的眼光、方法和路径。在家书中，曾国藩曾多次强调读书治学之道，其中多次明确表达了对朱熹提倡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读书态度的推崇。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初三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 “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

读书要切己体察

读书贵有心得，若无心得体会，只会把书读死，无法真正实现“进德修业”的读书目的。读书心得是书本知识与个人经验相结合的产物。读书切己，就是将书中知识与个人实践经验相渗透，辨别是非，能够真正领悟书中所含意味的过程。

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就已告诫诸弟，读书若不能切己，读书人变成了识字的畜牲：“若读书不能体帖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十月家书中，谈及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由读书切己所带来的收获，如在出京领兵打仗之后，更加充分理解《离娄》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深义。他说：“尔现在读《离娄》，即如《离娄》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乎守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曾国藩希望通过亲身经验告诫后辈，读书只有与自身经历相结合，养出心得体会，才更有益于把握书本中的智慧。

读书切己，除更能体会书中意味之外，更多的是鼓励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对书本知识不盲从，能够根据自己的经历，大胆质疑，不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避免“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尴尬境地。

读书要虚心涵泳

曾国藩视“虚心涵泳”为做学问最重要最根本的态度，读书用功，要力除骄气傲气，力戒自满，才能有所进步。即便为可造之才，若怀以恃才傲物的态度，是无法成就一番学问。

曾国藩曾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同治七年三月廿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谈为学之道，谆谆告诫后辈，不虚心且对古人或古人之书妄加评议，都是不可取的。他写到：“是夜与纪泽论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阅乡试、会试之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狂妄加评隲，斯可矣。

正是因为读书人缺乏虚心的读书态度，促使了功名利禄之心日渐强烈，这与曾国藩大力倡导做“为己”之学问的读书态度背道而驰。曾国藩在与友人冯树堂的书信中再次强调，学者好名争胜的做学问的态度是当时汉学与宋学之争愈演愈烈的原因所在。

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藩在家书中，以“春雨润花”“清渠溉稻”喻“涵”，“鱼游于水”“人之濯足”喻“泳”，将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读书态度通过比喻的形式细加揣摩。

在家书中，他写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

从比喻中可以看出，“涵泳”状态，其实是对具体读书过程中涉及到的多个方面“度”的把握，“过度”和“少量”均不利于读书，只有“适度”的状态才能真正实现读书目的。曾国藩日记和家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如何在读书过程中把握“适度”原则的切身经验，试举几例。

例如，曾国藩说：“吾谓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身之道。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无全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知。”

读书时若遇难解处，若在一字一句上吹毛求疵，苦求强记，即为“过度”。曾国藩十分反对读书强记，在其观念中，读书强记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由于读书者好名之心引起的，是读书人在做学问过程中时时想着与名利的表现，这是曾国藩十分反感的事情，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曾国藩视读书不求强记为一种修身养性之方的原因所在。“涵泳”即“适度”表现为不强求，一字不能识记，则不强求记忆。做学问，首先应该心放宽，怀以不求甚解的乐观心态。做学问本身就是日复一日积累的过程，只有做到积累，才能真正在学业上有所作为，若在只字片语上斤斤计较，只会适得其反。把心态放正，坚持每天学一点，一天一天的积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也避免了读书过程中争名逐利的念头。

曾国藩还说：“用工不或拘苦，须探讨些趣味出来。”要把握读书苦与乐之间的“度”。读书要有所成，是必要经过一番历练，下足苦工夫。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之所以在学问上有所成就，原因在于其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坚持不懈的学习，他本身就是一个在学问上下了苦工夫，下了狠劲的一个人。从刚入翰林规定每天读史二十页开始，到其领兵打仗直至成为封疆大吏，曾国藩从未停止读书。读书需要一番苦功夫的历练，但这并不意味着读书是痛苦的，没有丝毫趣味。读书“苦”与“乐”平衡的关键是要在历练的过程中找到读书的乐趣，要有苦中作乐的积极心态。

再如，要把握阅读书目“多”与“少”的“度”。曾国藩在咸丰九年四月廿一家书中，以韩愈、柳宗元及清朝善读古书的高邮王氏父子为例，列举他们所服膺之书，不过十数种。如韩愈重视《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庄子》《离骚》《史记》，及司马相如、扬雄二人作品。曾国藩强调读书不在多寡，能否成为圣贤也不在于读书的多少，但一书不读，也是不可取的。

如何才能像大学问家一样，从数十本书中做出一番大学问？关键在于选择。读书如饮食，重要的是适合自己，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才不会在茫茫书海中盲目。慎重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书目，做到有舍有得，保持一种取舍的相对平衡。

在家书中，曾国藩反复强调朱子“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这八字读书法。曾国藩说: “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劝诫读书治学务必要沉浸其中，在书海中浸润，注重体察文字背后著作者的内心世界，真正把书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