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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到了晚年 白居易的诗词多沦为了“庸俗”

2020-09-05 来源:腾讯网文化

白居易,一生的75年间经历了唐代宗到唐武宗九个皇帝,官至刑部尚书,留下的文学作品近百万字。

这其中,诗歌约3000首,在当代诗人中可算个中翘楚。而让世人更为探究的是,其在当时的党派之争中,居然可以“安然无恙”。其实,从他的诗歌中,便可窥知其中原因。他远离矛盾,采取“中庸”之道,以一种“度身世外”的超然姿态,绝不参与党争。

天宝十四载(公元77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这场叛乱更是持续了八年之久。原本积蓄已久的各类矛盾,及社会危机瞬间激化,使得当时大唐的国力、民生都遭到了重创。《旧唐书·刘晏传》记载,“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一片萧条凋残惨状。

自此,藩镇、宦官、朋党成了当时社会的“横行势力”。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白居易任职任校书郎。于是,注定了其仕途生涯不可避免要纠缠于派系之争。而战争前后的巨大社会反差,也让其心态瞬间被扭转了。都知道,诗歌是抒发心志、理想的载体,要真正读懂诗人的作品,就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洞悉诗人的创作动机,才能把握诗人所表达的情感。

当时,不少文人无法“置身事外”,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感慨时事一番,可是,白居易却是一个“另类”。

白居易所处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当属牛李党争了。牛李党争,又称“朋党之争”,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之间争夺权势的宗派斗争。

“牛党”,大多科举出身,门第低微,勤学苦读获取一官半职,属于庶族地主。

“李党”,大多世家出身,门庭显赫,依靠背景进入官场,属于“门荫”出身。

从表面上看,是“庶族”和“士族”的争斗,但其实,两党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也很大。

矛盾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何种途径选拔官僚,“牛党”力推科举,“李党”坚持“门第出身”。当时,李德裕的观点是,公卿子弟自小熟悉官场,做官自然就轻车熟路。

第二,在藩镇问题上,对于不听话者,“李党”主张以“打”立威,而“牛党”则要息事宁人。

除此,两党之争,不可避免会牵扯个人恩怨。一方上台,另一方被踩在脚底。因此,“牛李”两党在唐穆宗、唐宣宗时期,轮番掌政,相互倾轧,进一步加剧了统治危机。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列举了大量史料。

可见,当时的政局,由于政治势力的对立,动荡异常。

那么,白居易的立场呢?

简单来说:中立、调和。

而陈寅恪先生却论定,白居易为“牛党”。因为,有学者从其门第出身、官场态度、仕途命运,以及其诗集举证。

就诗歌来看,他和“李党”生分,文字上的“交往”,只有一首《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

剪削干芦插寒竹,九孔漏声五音足。

近来吹者谁得名,关璀老死李衮生。

衮今又老谁其嗣,薛氏乐童年十二。

指点之下师授声,含嚼之间天与气。

润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发声。

山头江底何悄悄,猿声不喘鱼龙听。

翕然声作疑管裂,诎然声尽疑刀截。

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

急声圆转促不断,轹轹辚辚似珠贯。

缓声展引长有条,有条直直如笔描。

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忽举云飘萧。

明旦公堂陈宴席,主人命乐娱宾客。

碎丝细竹徒纷纷,宫调一声雄出群。

众音覙缕不落道,有如部伍随将军。

嗟尔阳陶方稚齿,下手发声已如此。

若教头白吹不休,但恐声名压关李。

尽管,他让自己避免陷入政治上的争斗,但外界的这些纷争必然会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而白居易的创作自然离不开他的仕途背景,分析对比其诗歌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和阶层的某些特质,因为,那个时代造就了他,以及他眼中的世界和他正直向上的心态。

对比之下,白居易的诗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内容的变化。

长庆二年以后,他的诗歌中少有反映时事,题材大都集中在山水、友人思念等感伤、闲情之作。

虽然,他因病被免苏州刺史,但并不感伤自己的遭遇,反倒诉说自己的“知足”:

“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

——《白居易集》之《序洛诗》

除此,他更是屡屡以作品抒发其对所处时代以及自身的满足:

“我今对鳞羽,取乐成谣咏。

得所仍得时,吾生一何幸!”

——《春日闲居三首》之二

“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

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

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

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

——《狂言示诸侄》

其实,这些诗在后人眼中,少了“豪迈”沦为了“庸俗”,除此,他还有不少“乏味”的创作。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消。”

——《闲眠》

甚至于,他还公然支持庸人哲学:

“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

——《读道德经》

由于,这的些大量类似“庸俗”之作,他也被人批评晚年堕落,只顾自身生活安逸,惘视当时社会现状。当然,也有人认为,他只是用诗歌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些不过是其生活和心态的自然描绘罢了。

但写诗的目的,终究是其心态的一种文字表象。

他的政治立场是“中立”,作品自然会远离“政治”,若是抒发不满,就等于是一种指责。

既然选择远离,那作品必然会“庸俗”了。

但这种“知足”,何尝不是一种“不满”的“变体”?

张安祖先生曾分析过,他是以表面上的“乐”来粉饰自己内心的“忧虑”。他不愿意和这些“势力”“共事”,虽以隐居方式来“逃避”现实,但心中的“理想”却是无法“疏解”,只得依靠自身力量,尝试用“俗人”的心态去看这个世界,用“知足”的认识让自己“平庸”。

可是,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白居易转而寻求精神的慰藉,如:参禅、学道和饮酒。就如《对酒闲吟,赠同老者》所说: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

远行将尽路,春梦欲觉时。

家事口不问,世名心不思。

老既不足叹,病亦不能治。

扶持仰婢仆,将养信妻儿。

饥饱进退食,寒暄加减衣。

声妓放郑卫,裘马脱轻肥。

百事尽除去,尚馀酒与诗。

兴来吟一篇,吟罢酒一卮。

不独适情性,兼用扶衰羸。

云液洒六腑,阳和生四肢。

于中我自乐,此外吾不知。

寄问同老者,舍此将安归。

莫学蓬心叟,胸中残是非。

其次,艺术形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鲜有七言古体诗。这种诗体,主要用来叙事以及抒发豪迈情感。只是,那时的他,深受党争的影响,拒绝议论政事,情感很是平静。所以,很少创作七言古诗。而是创作了大量、篇幅短小的近体诗绝句。

除此之外,面对朝中“甘露事变”这样的重大“政事”,他依旧平静,所写的《感事》,便是五言古诗。

服气崔常侍,烧丹郑舍人。

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尘。

每遇凄凉事,还思潦倒身。

唯知趁杯酒,不解炼金银。

睡适三尸性,慵安五藏神。

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

正如:“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由此可见,他对于朝中发生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经“无动于衷”,或者说,他对朝廷已经不再抱有什么幻想, 所以,“懒得啰嗦”。

最后,表现手法的变化。

其实,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寓言诗,如《池鹤八绝句》、《鹤答鸡》、《乌赠鹤》等。他之所以如此创作,是想用这样的形式,隐晦表达自己的观点及志向。

虽然,他憎恶官场上的虚伪、贪婪及庸俗,但却“受困”于官场的影响,处境极为尴尬。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主张——“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而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说出自己的“爱憎”。

由此可见,白居易在政治上的态度转变就是因为党派之争,他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彻底对政治失去信心,最后,不得不选择逃避。所以,其后期的作品中基本不涉及政治,与其前期作品《新乐府》、《秦中吟》,这些富有斗志的诗篇就形成了对比。

虽然,那些作品通篇充满着“满足感”,但却无法真正感知轻松,一种低迷的情绪始终挥散不去。

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白居易纵有豪情壮志,也只得压抑在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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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