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2年，康熙的皇四子胤禛在宫廷风云之后成了帝国的主宰者，这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与成熟相伴随的是饱经沧桑后的稳重和深知肩上的沉重责任。放眼当时的世界，他略迟于俄国的彼得大帝，稍早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与日本的德川八代将军吉宗时期相当。他在任内十三年所取得的政绩完全可以与这些君主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文仅就其在处理政务方式方法上进行阐述。

清世宗雍正画像

康熙登基后，非常重视其父顺治留下的密奏方式，认为这样“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清圣祖实录》此后他规定在密奏时的一些程序和规范：“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这简直是重要的话说四遍了。

现存康熙朝的密奏三千余件，由百余人所写，虽然较顺治时期大有增加，放在帝国事务中，也并未成为主流方式，到了其子雍正登基后，全面将此制度铺开，一时之间，清朝的所有政务均在上下的笔墨纸砚间流转，加之雍正性格独特，让这段本来枯燥的工作变得十分生动有趣。

康熙朱批

雍正元年（1723），他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后来又将此特权下放到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在此不久，雍正将此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地方知州等中级官员，对此他解释说：“道府等员，乃系小臣，品级卑微，无奏对之分。”《朱批谕旨》第二年，在密奏的内容上，雍正也进行了规范：“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皆有关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以本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清史列传》此外，在如何用纸和行文方式上，雍正都作了明确要求“请按折用黄纸”、“请安之折用黄色，不要用笺纸。”《谕旨》

雍正朱批

奏折按例必须亲自书写，在康熙时期已经成为定例，雍正对此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向后如有密奏，亲笔书写甚好。”对于非紧急奏折，雍正也进行了一定的变通“原非机密事件代写何妨，如遇应密之奏，亦不必拘定楷书，随意大小，俱无关碍也。”、“忙时令人代写可也，若遇密事，仍须亲写。即字画稍大，略带行草，亦属无妨，辞达而已，敬不在此。”《谕旨》

雍正对密折批阅非常重视，均是亲自拆阅、批复，从来不交托任何臣下处置。他对此曾说过：“各省文武官员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叶凤毛内阁小记》

雍正影视形象

由于扩大了密折人群，从工作量角度来讲，真是自找苦吃，然而雍正却以此为乐，正是这些如雪片般飞来的奏折牵动着雍正的所有喜怒哀乐，真正的所谓“累并快乐着”。除了工作量巨大，他在处理时却非常认真。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敷衍，往往被他发现。礼部侍郎在折子宗写错了两个字，没检查出来，雍正发现后告诫他：“不要以为这样的本章没什么大不了，以为我就不会认真去看，以后希望你注意。”《雍正朝起居注》福建巡抚刘世明没有及时对雍正的训令作出迅速反应，于是新的训斥就跟着发了过去：“朕日理万机，费一片心血，亲笔训诲之旨，竟一字不复，想汝终日在醉梦中矣。”《朱批谕旨》

雍正大量书写的朱批

雍正除了禁止官员看戏外，除了担心官员贪污腐化，引领戏子当道风气，再则怕他们“以看戏为事，诸务俱以废弛。”急性子，工作狂，终日将自己埋在笔墨纸砚中，一旦没有臣下及时互动的奏折，他就会非常生气“我整天坐在勤政殿里，又不顾暑热，想办理事情，为什么诸大臣对交代的事情沉默不语，若不能办的话，何以不讲明原委，若不想办的话，干脆交给我，我来替你们办。《上谕内阁》

雍正行乐图

雍正十三年期间留下了大量的奏折，据说在台北就有二万二千余件，当年的礼亲王曾说“付刻者，只十之三四。”《啸亭杂录》

在密折制度的全面延伸下，雍正掌握着大量官员的行踪。曾有着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几个朝廷大臣在一起熬夜打麻将，最后在收拾麻将牌的时候，发现一张牌怎么也找不到了，最后只能提前结束。第二天一位去见雍正，雍正问他说“夜间何以为欢？”这位大臣感到非常害怕，只能如实回奏“臣实在无颜见陛下，在打麻将”。雍正问“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吗？”大臣只得回答说：“丢了一张麻将，无论怎样找也没有找到。”于是雍正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从袖中拿出了一张麻将丢给了他。

雍正行乐图

这个事情可能是杜撰，但却说明雍正无时不刻不掌握着重要官员的动态。密折在顺治、康熙时只是皇帝一些亲信、家奴写给皇帝的请安问好、谢恩表忠有时也报告地方情况的私人往来信件。在雍正的推动下，使它正式成为官方文书，并形成了一套制度，“天子亲笔批答，阁臣不得与闻”，在本质上避免了重要国政如明代内阁操控，使得雍正大权在握。除此之外，密奏不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机构，直接送达雍正本人，许多紧急要务能够迅速得到决定，由最高层发布指示，交给地方官员直接办理，大大提高效率。“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孟森明清史讲义》正是在雍正孜孜以求的治理之下，其成为康熙、乾隆中间极为重要的环节。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曾对自己作过评价：“朕返躬内省，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可谓真正的自我中肯和自知之明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