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两大奇人，在向洋人借款时，都不按套路出牌。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左宗棠。

李鸿章是借款只向一家借，借得越多越好，而左宗棠专挑利息高的借。

李鸿章的逻辑很好理解，借少了你是银行的孙子，借多了银行就会求着还钱，反而成了你的孙子。

相对于李鸿章的“痞子气”，左宗棠的借贷手法则充满政治智慧。

同光之际，为镇压西北民族起义和平定新疆内乱，左宗棠战时筹饷，先后6次向洋人借钱，共计1595万两库平银，这就是所谓的“西征借款”。

对于左宗棠的借款，很多人不解。打仗向朝廷要啊，在户部进行支取就行了。但是，道光之后，清廷为了应对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军，开支剧增。尤其是太平军占据南京后，清廷部库空虚，各省春秋拨册空空，原有的拨付制度--“酌拨”已经难以为继了。

朝廷没钱了，但事情还是要做的，钱还是要花的，这个账最后就算在了本省和周边临省的头上。说白了，就是在户部的支持下，大家商量着来，从各省调拨银来维护军政开支，这就是后来的“协饷”。

为了应对西北战事，左宗棠一开始也想通过“协饷”来解决，但发现根本行不通。他在央求地方“协饷”时，公文发了好多次，但迟迟没有动静。

原因很简单，各省也不宽裕啊，况且当时还有“海防”和“陆防”之争，“协饷”更是难上加难。

比如，1867年，左宗棠在移师西北途径江西时，就曾向江西巡抚刘坤一提出“协饷”的请求，每月增拨饷银2万两。这个事在刘坤一的推脱下，最后不了了之。左宗棠只能气得干瞪眼。

以上啰嗦了这么多，主要说明左宗棠在进行西征时，传统的“酌拨”“协饷”已经失效了，他不得不向洋人借钱。

向洋人借钱就要支付高额的利息，这会授人以柄的。战时还好，一旦兵戈休止，很有可能要问责的。左宗棠也深知这个道理，但他还顶着压力，向洋人借钱。

他借钱有自己的“一套”，那就是利息就高不就低，哪怕和洋人谈的利息不高，在向上呈报时也要说得高高的。

比如，1877年，左宗棠第二次借款时，汇丰银行的年息是一分，左宗棠在呈报朝廷时，改成了月息一厘。如此一来，年息就变成了一分二厘。

又比如，左宗棠在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由借出了一分六厘二毫的年息，这比一般的贷款要高出50%以上。

左宗棠借款利息就高不就低，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高息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满足用兵需要。左宗棠西征，尤其是平定新疆时，形势紧急，而大军又急需购买军火、筹集粮草。这些事情都拖不得，更等不得。

事实上，在贷款的保障下，左宗棠能够有效筹集战时物资，这是他得以成功击败阿古柏叛兵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是左宗棠“借洋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通俗来讲，对于洋债，要协饷的各省是有通过海关关防间接还债的义务的。

高息能够胁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向洋人借钱的本和利都要他们来还。有洋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自然不敢被动拖延。这样一来，名存实亡的协饷制度又能真正运作起来了。

三是左宗棠的高息贷款可以绑架“洋行”。在经由洋行运作后，这些贷款全部变成可以公开买卖的债券。

利息高，债券收益就高，买的人也就越多。而你一旦买了债券，则客观上就选择了支持左宗棠的西征。事实上，借由高息贷款，左宗棠西征获得了英国等列强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收复主权的国际阻力。

左宗棠的高息贷款虽然是特殊情况下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但经过层层运作，最终变成了西征平叛、收复主权的有力筹码，充满了政治智慧。

当然，高息贷款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高息就意味着沉重的负担和一定程度上的交换，也给具体经办此事的胡雪岩留足了回扣空间。左宗棠死后，其部将被追责，胡雪岩被抄家都和高息贷款有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