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明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鈞在历史上的标签多为“二十八年不上朝的皇帝”或是学术界多以“明实亡于万历”作为对其终生的盖棺定论。由于明代皇帝的历史多由下一代的清朝所编写，难免出现偏离客观事实，在历史客观角度上多了一层“有色眼镜”。当尘埃落定，需要后人以尊重历史，还原史实的角度对古人以全面“除尘”，以此还原古人本来的面目。

公元1620年，对于大明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正是这一年，执掌大明48年却又饱受臣僚腹诽的万历皇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虽然长期不朝，但是万历从未将朝政失控，这一点成了后世不断关注研究的方向。尽管帝国上层臣僚对这位皇帝感情极其复杂，但是当这位当家人弥留之际，他们的内心除了伤感之外，对帝国的未来走向也充满了不安。

对万历临终时的画面，《明实录》和朝鲜使臣都做了详细的描述。

托孤，无疑是宫廷政治中最后的一种独特的分别方式，对于这种画面我们自然可以想到种种历史人物的最后凋零的场景，然而万历的最后一幕还有些不一样的细节。

此前他已经不得已将自己并不喜欢的朱常洛立为太子，这场君臣拉锯战也耗费了万历巨大的精力，最终无奈选择了妥协，大明的深宫之处，经常会有太监听到这位病体缠身皇帝的叹息之声。

天子并不是想要做什么都能做成，这一点只有身边的太监才能知道。

对于臣僚们，万历整体来看是充满了恨意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的。然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开始召集诸位重臣。这些人分别是：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还有各部尚书。在“临别赠言”中，《明实录》用了简练而毫无感情的笔调记下：“勉以用心办事，大小诸臣各致词问安……诸臣叩而出。”

相对于朝鲜使臣的记载则更为生动，或者更为符合作为帝国当家人的弥留心态。“皇帝御弘德殿，引接阁老方从哲、英国公张惟贤、兵部尚书黄嘉善、礼部尚书周嘉谟等八人，将手指面，教各臣看以看病至如此，又虑东事。方从哲等奏用人发帑等事。皇上将手连握数次，不久断气。十日酉时崩逝。”

世言万历不朝，不理政务，从这段记载来看似乎是个冤案，弥留之际还要听取一下臣僚汇报，不能不为历史的真伪感慨。王安石有言：世俗纷纭更乱真，我想这句话很有点思辨的意思。

此后的几十年，大明灭亡后，许多学者将这一罪责全部推卸给万历，绝对认为“大明亡于万历”，对此，尚待有识之士进行思辨。

历史的云雾总是变幻莫测，忽隐忽现。

万历的死亡，从内心来讲，大明的官员是没有什么悲痛的，而且还给他扣了许多的帽子。然而朝鲜使臣的记载来看，他们对于这位皇帝充满了无限的怀念。朝鲜肃宗国王曾说：“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事不忘之功矣” 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为了深厚表达他对神总的感念，朝鲜国王决定给万历皇帝专门建造专殿祭祀。并且阐述说：“今若作别殿祀神宗，以杨縞、石尚书、李如松配享，则非但一国之大义 乃天下之大义，非但天下之大义，乃万世之大义也。”

正是基于这种感激，朝鲜国王认为这是“神宗皇帝再造之恩， 我东方万世不忘者。”

今年是万历朝鲜战争423周年，史称“万历朝鲜战争”，又叫“壬辰丁酉之倭乱”，现代话就是抗日援朝，而这场跨过支援长达七年之久，大明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代价，最终换得了朝鲜国王的永世不忘。

在朝鲜使臣的眼里，万历皇帝是勤政的，这一点与大明官僚的认识完全相反，并且记载万历皇帝是“望见天威甚迩，龙颜壮大，语声铿锵。”

万历皇帝本人确实极其肥胖，甚至到了“膝行前进”的地步。按照现代医学研究，他必然患有严重的“三高”，身体一直相当不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不能长期上朝是有客观原因的，躲在后宫之中驾驭内阁也是不得已的办法。此外，由于长期与内阁意见不协，重大安排往往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导致万历逆反心理严重，于是干脆对群臣避而不见，但是终其一生，从未不问政务，包括前文所说临终时期还在部署公务。

纵观来看，万历二十年的抗日援朝是他一生中不多见的壮举，这场战争援助也是正义的。因为日本的太阁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吞并目的是要实现其所谓的“大东亚构想”。作为大明近邻，唇亡齿寒，利用朝鲜为跳板想实现“假道入明”，从这点来看，万历的战略眼光相当准确。

此外，万历皇帝的情商相当高，对于历史走向的把握也相当有个人看法，比如有一次，经筵讲完后，内阁官员起身刚走，就被太监叫住。不一会，司礼监太监拿出《贞观政要》一书对阁臣们说：“皇上问先生们，魏征是怎样的人？”这其实早已是定论话题，阁臣对此不解，由申时行代表回答说：“魏征事太宗，能犯言直谏，补过拾遗，亦贤臣也。”张诚随即把万历对魏征的看法转给申时行等人说：“魏征先侍奉李密，后又跟从李建成，最后跟了唐太宗，忘君事仇之人，固非贤者。”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朝鲜和大明乃至于大清对万历皇帝的评价都有各自不同的立场，所得出的不同结论也不足为奇了，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大明历史中相当重要的人物，还需要继续予以不断研究除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