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有这么一个特点，开国帝王的性格往往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任何王朝的制度设计，在开国之初，因开国帝王的性格而决定了大致的方向。

五代乱政，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上位，所以对于武臣执掌兵权十分忌惮，遂才有“杯酒释兵权”。而这只是北宋政治纲略中的一部分。自宋太祖开始，皇帝们致力于压制武臣，遂实行“以文制武”的政策，武勋功臣集团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权力削弱，文臣士大夫阶层的遂成为帝国最重要的政治势力。

在北宋，没有外戚势力、没有宦官集团、也没有武臣功勋集团，只有文臣士大夫集团。这种士大夫阶层一家独大的局面，造就了北宋一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这是历史上独特的一个政治力量，它不同于两汉察举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下的门阀士族。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连年战祸，大部分传承自两汉的门阀士族消失在历史舞台之上，北宋建立后，已然找不到任何一个世家。

正是这样的环境，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受益于科举制，不受制于门第的士大夫阶层诞生了。不同于拥有经济、以及一定军事实力的门阀士族，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力量完全取决于制度，这样就是为什么北宋时代出现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价值取向。

既然这个阶层的崛起，依靠的是制度，那么他们天然就是制度的捍卫者。

困扰北宋的三大问题，冗兵、冗费、冗员。而这三大问题，实际上代表着千千万万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北宋军队臃肿，单单禁军规模最盛时就达到了80万之多，还有各地的厢军，数目就更加庞大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文抑武”政策所导致的。对武将的严防死守，不仅符合皇帝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只要武臣始终被文臣压制，那么，掌控话语权的文臣们，就能够始终从王朝利益中分最大的一块蛋糕。文臣不耻于武事，也不愿意打仗，因为打仗就意味着要出兵，就要赋予武将们指挥军队的权力，战争如果比较短还好说，如果一打几年，武将的势力必然会得到极大的发展，这是文臣们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纵观整个北宋，对外战争虽然频繁，但基本持续时间很多，打一仗基本不会翻过年去，即便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最终朝廷也会选择送钱的方式“和平”解决外部威胁。对内的话，农民起义次数虽然很多，但大多数时候北宋的造反都具有那么一个特点。造反的人群基本都是奔着招安去的，换言之，也是摸清楚了北宋统治集团的惯用手段，能不打就不打，能招安就招安。

而因为招安，所以使得北宋军队越来越臃肿，费用越来越高。北宋的执宰们面对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实际上是不愿意去解决，或者说，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武病”逼着他们不愿意精兵简政。

再说冗费，冗官，北宋政府有钱不假，但一年的财政支出也是十分巨大。除了前文提到的庞大军队规模的军费支出外，主要的就源自高薪高福利下的官僚系统支出。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高薪之下的财政支出也越来越巨大，然而这两个问题，也是执宰们无法解决的，毕竟涉及到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利益，没等他拿出适合的方案，早就被全体士大夫赶下台了。

北宋名相是多，但他们都具有这么一个特点，在文学领域取得极大的成就，个人品行也比其他朝代好得多，但涉及到解决朝廷制度困顿的问题，他们无能为力，或者说，他们有这种能力去解决，但没有足够实力去解决。因为改革这种制度问题，要夺走的是把他们推上相位的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

所以北宋走进了一个死循环，即便是皇帝要变革，也会因为没有其他势力的支撑，最终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