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茅元仪从狱中被放出回到南京，过完中秋节后回到了湖州老家。算是躲过了阉党的迫害。天启七年八月，崇祯即位，其后就将魏忠贤打翻在地，十一月魏忠贤自杀，十二月以后魏忠贤一党的核心人物相继被杀。

茅元仪艰难的复出之路

虽然魏忠贤死了，但敌视东林党的政治人物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孙承宗复出艰难，茅元仪更是如此。茅元仪再次北上，将新修订的《武备志》上交朝廷以备军事使用。即使崇祯看到茅元仪进呈的《武备志》后表示赞许，但王在晋、张瑞图等人鼓噪下，茅元仪仍然“以言论罪”，被要求在江村“缄口（言）思过”。

其实，无论是“大言”还是后来的“孤傲”，茅元仪之所以被实权人物批判，主要就是其言论、做事方法伤害了官场习惯，特别是在“党争”之下，他和孙承宗的关系，孙承宗和东林党的关系。

无论你说得多么正确，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不能，那就是再好再正确也没用。

至于我们后人所想——“如果失败了，大家全都完了”的理念，在“党争”时，每个人都不会想这些；即使想了，也会认为自己不会失败，大明根本不会亡；即使解决不了，改朝换代又能怎样，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官了吗？

由此，茅元仪的“复出之路”很艰难。

茅元仪的复出传奇与茅元仪之死

要不是有1629年，后金军队突击京畿，茅元仪率领24骑保护孙承宗从东便门突出重围这一传奇。茅元仪恐怕还要继续闭门思过。在第二次督师辽东中，茅元仪再次因“孤傲”被罢官。从1630年冬开始便处于发配状态。第二次从军时间短，几乎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从1630年到1640年茅元仪去世的十年中，茅元仪三次前往发配地福建，其中虽有再次“复出”的机会，仍然屡次失望。其间，曾经的同事、好友不断战死，就连恩师、伯乐孙承宗也终被杀。表面上，虽有歌姬美女相伴、好友相陪，其内心仍然苦闷。

崇祯十三年（1640年），面对清军在外、农民军在内的乱局。茅元仪借酒浇愁，哭笑不断，从早到晚皆是如此，最终暴醉而卒。

那么，茅元仪的才能是有的，但始终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为什么？就在于党争。

大明朝不缺人才，缺的是没有党争的稳定

阉党、楚浙齐昆宣秦和东林党中都不乏人才，特别是东林和阉党（包括依附阉党的人）内也算是人才济济。但在“党争”之下却皆成小人。晚明“党争”剧烈，主要是明朝的社会风气已经变化、传统权力斗争、选官选才导致为自保而不得不加入“党争”三个方面原因造成。

其一：在新旧两个时代的斗争中，新时代已经形成统治地位，但新时代并不成熟

在“心学”冲击传统理学的百年时间里，人人高度自我下以物欲、人欲为核心下，传统的忠君爱国思维荡然无存。但无论是新时代还是旧时代都有其合理性，问题的关键是你得形成稳固的体系。你把儒家思想中的“忠君爱国”推翻了，那么，你建立怎样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打造，而且还得有其合理性。

可问题是，你还没有打造新的思想体系，内部大型自然灾害来了、外部敌人来了。你的新的思想体系（以人人为钱为基础，但一方面你得像西方那样用理论将儒家的“仁爱”“和合”等观念，偷换为“强盗思维”。

因为，依靠传统农业文明你无法为“人人为钱”的思维给绝大部分人带去希望）根本无法打造，结果，清朝建立后一切从零开始，重新把旧的思想体系建立起来。

其二：各色人等通过物欲、人欲，都有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例如，从朱元璋时代就开始的“禁海”政策导致“地下经济”——海盗、走私犯势力巨大（经济和军事能力，特别是正德以后对西方武器的使用），获得“无视”下默认，由此，他们有利益代言人。

例如，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商人在万历时期正式获得户籍（在此之前，通过各种手段也可以参加科举，但却并非是整个商人阶层），由此，大规模进入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