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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 初唐怎么区分“清官”与“浊官” ?与你想的不一样

2021-12-06 来源:腾讯网

魏晋时代由于门阀政治的发达,使职官也因担任者门第的高下,而出现了“流品”。具体说来,高门子弟担任的官职,被视为“清官”,寒门出身者,则只能出任“浊官”。这情形在南朝尤其显著,且形成一个完整的官制。梁武帝称这种现象是“官以人清”,意思是官本无清浊,是因为担任者出身的不同,而有清浊之分。

北方在北魏孝文帝汉化之后,也仿效南朝的官制,在〈官品令〉中区分清浊。与南方不同,南朝将那些声望清高、不用处理实际政务、有良好升迁机会,而为士族子弟所乐为的职官视为“清官”,并形成一整套“清涂”的迁转途径。北方的清官则多为那些接近皇帝者,或者掌理重要政务的官职。看来南北对“清官”定义有很大的差异。隋的统一中国,使得这差异更形突出。

北魏孝文帝拓拔宏

隋朝承袭北周制度,官不分清浊,重视实功,所谓“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由于北周与隋的开国君臣,都不是士族出身者。对仅凭出身,便可任美职的“流品”,感到相当不以为然。但隋统一天下后,吸收了不少士族出身的大臣。对他们来说,只有依照出身授职,“甄别士流”,才可以选拔出更好的人才。两种想法不同,冲突显然不可避免。

就在开皇八年,当时负责铨选人事的卢恺,被何妥陷害与右仆射苏威结党营私,选材时偏袒苏家人,因而被文帝除名为民。这件事情其实是个冤案,但他却直击到文帝对门阀政治的敏感处。《隋书?卢恺传》说他真正得罪的原因是:

卢恺是因为选材“甄别士流”,重用世家子弟,有结党的嫌疑,因此被除名。然而尽管如此,士人追求“流品”风气仍在。另一个跟卢恺一样“甄别士流”的陆彦师,反而得到:“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的好评。看来隋文帝虽然没有在官制中“区分清浊”的想法,却无法阻止任官者对流品清浊的追求。

隋朝没有维持多久就灭亡了。代隋而兴的唐帝国,在一开始立国时,对门阀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件事感到大惑不解,这可从唐初编写《氏族志》的态度看出。

唐代清官狄仁杰

《旧唐书?高士廉传》提到修《氏族志》的原因是:

结果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的结果,把出身清河崔氏的崔干列为第一。这么一来太宗又不高兴了:

唐太宗出身关陇集团,重视的是当世所任官职高下,就像柳芳说的那样:“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对唐初这些开国君臣来说,他们是凭借实际功业来得到官位的,自然对无法理解南朝那种光凭门第高下,就可以决定官职的现象。

唐太宗

在风气仍尚“流品”、重门阀的情形下,唐初仍延续“官以人清”的传统,把出身高门的“士人”视为“清流”,其所任的官职视为“清官”。影响所及,连那些本来不是给士人迁转的“非士职”,一旦有士人愿意充任、开了先例后,就变成“清流所处”,从此变为士人可任的“清官”。

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太乐丞。关于太乐丞,《旧唐书》记太乐署的情形如下:

这里可以看出太乐署是专门负责祭祀、宴飨之音乐,是比较“技术型”的“伎术官”。唐初,太乐丞是属于“不入流”的官员,一般士人是不能当的,所谓“良酝署丞、门下典仪、大乐署丞皆流外之任。”而且太乐署负责音乐方面的实务,和“清官”所象征的“清净”、“清虚”的清要生活不能一致。故通常这类负责实际事务的官员被视为“浊官”。这种官通常不会让像王绩这样的士人充任。

然而太乐丞最后却从“浊官”转成了士人可以担任的“清职”,成了“官以人清”的一个好例子,这样的转变过程必须从唐初的大诗人王绩开始说起。

唐代诗人王绩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今山西河津县)。其兄就是鼎鼎有名的河汾大儒王通,王绩本人是当时有名的大诗人,并且以其隐逸清高的品德闻名于世,《新唐书》把他收入隐逸传中,《新唐书》中形容他:

从《新唐书》的记载中,可看出王绩是个率性任真的隐士“结庐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一开始虽然曾经担任过六合丞,最后也“嗜酒不任,时天下亦乱,因劾,遂解去”。到了入唐以后,王绩又因为家贫赴选当官,他的好朋友吕才为他写的〈王无功文集序〉说他这段经历:

王绩不慕名利的形象,使得太乐丞从浊官转成了清官。《新唐书》,〈隠逸上〉也说:

王绩之后,当过太乐丞的名人可不止于此,盛唐的大诗人王维刚考上进士后,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就是太乐丞。《旧唐书》说王维出身赫赫有名的太原王氏,并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考上了进士,才德兼备。王维二十岁就考上了进士,二十三岁就出任了他第一个官职太乐丞,这在唐代的科举中是非常年轻的。

唐代中进士的年纪一般是二十五到三十岁左右,如张九龄是二十五岁,元结是三十六岁,韩愈跟元稹也是二十五岁,杜牧二十六岁,韦庄则迟至五十九岁。看来王维的入仕条件非常好,具有强大的“仕宦优势”。而他却从担任唐人本来认为不入品流的太乐丞开始起家,这说明了太乐丞已经从原本专门给无科第功名者出任的“浊官”,转变成士人也可以充当的“清官”。虽然不见得为士人所喜,但至少已经不是不是“选司以非士职,不授。”

除了太乐丞以外,类似的例子还有酝署丞、门下典仪。中唐的文人封演,在《封氏闻见录》说:

这里提到了三个本来不是所谓的“清官”,即酝署丞、门下典仪、太乐署丞。这三种官本来为“流外之任”,自从被王绩、李义府、封希颜担任过以后,就变成“清流所处”了,李义府在太宗时期以文采著名,和来济并称“来、李”,而封希颜也“累居清要”,看来,魏晋以来出身“清流”的士人,清官的概念,仍多少影响了铨选,因而出现了部份职官“官以人清”的情形。这是因为北周以来“选无清浊”,职官中没有与出身“清浊”相应的“清官”。但社会崇尚门阀的风气仍盛,只要是士人所任的职官,往往也随之被视为“清官”。以后如果士人想充任的话,也能“清流所处”。

李义府画像

这故事也反应唐高祖、太宗时期,唐政府的铨选制度尚未完备,尚无像南北朝一样的“清官”制度,依照出身授予门族子弟“清官”。此时选举人才上有“员少阙多”的现象,如《通典》所载:

求官者不多,入仕机会均等。负责铨选的吏部还不需要用“官分清浊”等限制,来控制百官的升迁。《封氏闻见记?铨曹》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在南北朝时期,“官分清浊”本来就是“流品”在官制中的表现,借由表明出身,以示在官场上的特殊地位。既然唐代初创时求官者少,吏部还能透过对个人政绩的考核,来达到控制整个官僚体制的目的。那么本来用来保障特别出身者,透过担任“清官”而能有良好升迁的“清涂”,就没有在制度上存在的必要性了。因此,唐初所谓的“清官”并不像南朝那样,具有迁转上的意义。而比较接近北魏传统,是依照职务的闲剧与否来定义的。

太宗朝一来求官者少,二来多靠开国功勋迁转,吏部在铨选时还可以应付,一旦求官者众,出身又混杂不一时,仅靠几个负责任的官员来负责整个职官的铨选大任是无济于事的。到了高宗、武后时代,便发生了“员多阙少”的问题。当吏部被这么庞大的求官者压制的动弹不得时,开始需要作更多的限制,来当作铨选的标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清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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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