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写出范蠡不以权贵经商的致富之道。商当然不是范蠡发明的。《史记》对于从商经管的记载始于太公望，武王以之为师，位在周公之上。对于太公望这么 写：“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太史公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则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同 上。

古人的财富观念是农工商虞。虞是驺虞，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养马、狩猎、蕃畜加在一起，但根据顺序，驺虞在后。后来养马者只是极少 数，狩猎只是个体户的事，而蕃畜可以归并入农业，驺虞在日常用词中渐渐消失了;也许在孔子时代就已消失，只成了农工商。商是人的文化的标志之一：繁荣是它 带来的，它需要道路才能将货物运出、运回，真正的“道”的概念由此而来。商一直非常重要，它应是国之大事，但在那以封建为主时代，国之大事变成了祀和戎， 可见古人的政治对内则以敬祖、献祭为务，对外则以战争或战斗为务，商事是排在这两者的后面，也排在直接生产的农，即时应用的工后面了。我们不知“三宝”为 何，可能是国计民生中最重要的粮食、原料、交通工具。

商是一种剥削。这一个概念一直存在于古人心中，它甚至于潜藏在现代中国人的思想 中。直接生产者是工农，用户是工农兵、贵族、从事的人。抽象的看来，商只起了一个中间人的作用。商者贱买，加上利而卖，从农工那里买来的商品根据市场的要 求、民众的购买力卖出而获利。大宗的利本应属于工农的现在有了一小部分，可能更大的部分归于中间人。因此农工的希望是要避免这些中间人，那么才能多获些劳 动所得。这些中间人一般生活得要比劳动者好，有的甚至于能以商致富。古人甚至带着轻视地说到商是“无商不奸”，带着看不起商的口气。我们千万别忘记，商人 逐利，而儒家是轻视利的，因此在儒家的观念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

商人的社会地位虽低，但在那阶梯极窄的升入富贵的社会中，唯一例外的是富而不贵的商人：他们中可以借着富而近于或入贵。太史公写：

……\[蠡\]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 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怠之，遂至巨才，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卷一百二十八·货殖列传》。

太史公在范蠡到陶地时还写过一段他去陶之前的事：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之皮，耕于海畔，芒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 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历史没有说范蠡在齐为相多少时候，可能也不太长，就有“不祥”之感，活活描出一幅“商人遇到君，有理说不清”的图画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以富致贵的消 息，但这条路似乎也是走不通的。聪明的人如范蠡很快就知道，经营了二十多年，最后帮助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却必须急流勇退。不退的计然(即文种)最后死于 刀下。现在出而为相(约在齐平公和齐宣公之间)，也不是妙事，所以就归了印。

孔子在齐平公二年就去世。孔子似乎不知有范蠡，范蠡比孔 子年纪小一点，似乎也不知有孔子。子贡的“废著鬻财”在今天说起来恐怕就是房屋买卖和理财，以致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子贡好似今天驾了最 高等的汽车，呈诸侯以束帛之币而能与之共餐。子贡是名成功的商业大腕，他到处宣扬孔子，孔子的名气由此大振。

范蠡、子贡等在商业上的 成功使诸侯动心，但并起不了任何改变政治的作用。两人虽因富而贵但不为或不得为诸侯所用，开创出一番事业，形成一种气候。其实范蠡在经营成功上也是不能一 心二用的。这些行为只限于个人和个人范围之内有些作用，甚至受到诸侯的接受和赞扬，甚至于干政，也只能起到一点作用，不能牵动大局。范蠡本能地感到他的成 功是不祥的，就是说只能起暂时的作用，而且名利还会带来杀身之祸;他的老友文种的下场就是个证明。他再一次退出了政治的舞台。史虽未言范蠡是个求均的人， 但从他“散尽其财”致三千金后“再分散于贫交昆弟”看来，是个求均的人。他决定不干政的原因是看不到封建的政治在个人的努力下会有向均方向实质性的改变， 且还不祥。我们这么说，是想说明他不是一个怕事的人，只消看他如何帮助勾践，替勾践带兵打夫差就可知道。

从商致富，富而后贵，贵而干 政的道路范蠡都走过来了，封建政治中的富贵贫贱的对立还是没有什么变动。也许孔子很快了解到这种模式的后果，他是坚决不从商的。他只能走一条更为彻底的道 路——复古，把君王们都劝到立尧、舜的君德像“文王以百里之地起于丰镐”而终有天下那样的实践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