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一举一动的言行录，内容十分详尽，主管编修起居注的官员在除了皇帝的私生活外的所有公开活动都要在一旁服侍，以便随时记录下帝王的言行，大到颁布新的法令、小到向太后请安，在起居注中都有迹可循。汉武帝的《禁中起居注》是有记载以来最早的起居注，但此时尚且还是由宫廷内部人员自行编写，因而主观性很强；一直发展到晋代，才设立了专门的起居令、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官员专门编写；而直至康熙时期起居注的撰写才成为一个持续性的制度。

李世民先后三次要求看起居注

唐人刘肃编撰的《大唐新语》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曾经问诸遂良道：“你主编起居注，一般都是记录一些什么事呢？能给我看看不？”诸遂良双手作揖道：“现如今所谓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记录君主言论行事的史书。记录的时候遵从真实的原则，帝王所作所说无论好坏善恶都会记录下来，以便帝王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警惕日后会有君主施行暴政。但从古至今没听说过有皇帝想要看记录自己的史书的。”李世民不置可否，反而问：“那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也会记录下来咯？”诸遂良答道：“遵守道义不如尽忠职守，我的职位就是记录事实真相，对陛下的行为必然是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咯。”大臣刘洎也进言说：“即使诸遂良不记，天下百姓也会记下来的。”

刘肃所作的《大唐新语》多取材自《朝野佥载》和《隋唐嘉话》，记录了从唐初到大历的历史人物的故事，可信度较高，因此这一段唐太宗向诸遂良要求看起居注的记载可能是真实存在的。除此之外，李世民先后还另外要求看《起居注》两次，第一次发生在贞观九年，唐高宗李渊去世五个月后，第二次即上文的贞观十三年，前两次都没看成，直到一年后的贞观十四年李世民才看成。这次李世民没有找诸遂良，而是找到了房玄龄，让他把史官已经撰写抄录好了的当朝国史复刻一份给他把关，美其名曰“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房玄龄对此不敢马虎，把尚未完工的史书大刀阔斧地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好，快马加鞭赶出了一份复刻本送过去了，但其实李世民真正想看的只有唐历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也就是公元626年7月2日那天发生的事。

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带着秦王府几十位得力干将埋伏在了玄武门，经过和父皇李渊的斗智斗勇，他终于得以倒打一耙，在和李建成、李元吉的对峙中首次掌握先机。在此前的较劲中，李建成一直是出于攻的位置，李世民则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后宫嫔妃的凭空诬赖到挑拨离间秦王府的亲信，从在酒中下毒到密谋设计，士可忍孰不可忍，纵使是背水一战也要一试。这次的太白金星就是开始反击的号角，首先稍微提点了一下李渊其实太子和齐王一直与他不对付，使迟钝的李渊对这二人产生怀疑，然后提前收买了玄武门的禁军首领，又借李渊的旨意请君入瓮，李建成、李元吉便是插翅也难飞。

二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满脑子是如何与父王交代后宫嫔妃的事，待进了玄武门，这才意识到气氛有点微妙，正欲逃跑，李世民驾着马儿远远地在后面叫了他们一声。李元吉有点心虚，先行架了弓将箭对向了李世民，但因为过于紧张，接连两三次都没将弓拉满，箭没射中，反而是李世民悠哉悠哉地将矛头指向了李建成，率先获得了一血，尉迟恭也很快率了七十兵马前来援助，一下子射伤了李元吉，李元吉跌落下马。虽然李世民的马儿后面受了惊吓，李世民还一不小心被李元吉控制住了，但尉迟恭过来大喝一声就把李元吉喝住了，尉迟恭便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李世民看了《起居注》后，是否对史书的编撰施压？

后世的史学家普遍认为，李世民利用职权给史官施压，有关于玄武门之变这一段的记述不可全信。当房玄龄把国史交给李世民过关后，李世民对房玄龄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初周公杀了管、蔡而周朝得以安定，季友毒杀了叔牙而鲁国得以安宁。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和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是为了安稳社稷、为百姓谋利。史官纪录这一件事的时候不必替我隐瞒，但除去无关之词，直截了当地记录事实就好。”明白人都看得出太宗的言外之意。

除此之外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李渊在玄武门发生政变的时候正悠悠哉哉地于水面泛舟游玩，还是尉迟恭前来禀告此事他才反应过来。但贵为一国之君的李渊怎么会对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一无所知呢？他分明前一天还让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那天进宫面圣，这让他的泛舟行为更无法解释了。唯一解释得通的原因是李渊或许被囚禁了，李渊若还有人身自由，身边又有亲信的情况下肯定会知道玄武门发生的事，那此时内心仍然偏向李建成的他就不可能不做出行动，而他的行动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李世民的行动。因此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李渊就肯定要对外界的事浑然不知，而实现这一点的最好措施就是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