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6年（唐贞元十二年），孟郊听从母亲的命令第三次赴京科考，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终于不负所望，在50岁之前登上了进士第，放榜之日喜不自胜的孟郊写下生平第一首快诗《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神采飞扬、春风得意、纵马奔驰，赏遍京城名花，孟郊的喜显而易见。

其实也不怪他这么兴奋，要知道，在古人的眼里人生一共有四大喜事。这四大喜也就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孟郊正好碰上了最后一大喜，又是46岁的年纪了，不开心就怪了。事实上从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它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一直到清光绪31年（1905年）废除。

至少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封建社会的儒客文人都将科举作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千古名言不知激励多少学子悬梁刺股。而在科举考试中名列第一者便称之为元，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那便是状元，金榜题名会有很多个，状元一次却只有一个。

根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这1283年中，科考的榜数为745榜，有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状元，却只有592名（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武状元也才是777人。

可想状元有多稀少，这不光是读书人的毕生追求，在百姓心中也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那么古代的状元官到底有多大？考得好真的就混得好吗？一般来说作为全国万千学子中挑出的一位，状元郎自然是有不同于其他进士的待遇，他们一旦得了第一便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

或是翰林院修撰，或是著作郎、秘书郎，又或掌修国史、天子侍讲。有这样一个好名次，确实给他们助力不小，且不少状元郎多出身名门望族从小接受了优秀的教育培养，单论父辈打下的基础，他们登上显赫高位都是早晚的事。比如说唐代，姓名可考者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里头就有五位宰相、八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

再说清代，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二十人之多，不过历代状元中也不乏平庸之辈。唐代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状元卢文焕，一生穷苦至极，连顿酒都喝不起。还有许多状元了无政绩，更有甚者投降叛军，比如说投降金兵的北宋状元莫俦。状元里还有一个历史奇观，他们以文得名，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却寥寥无几。

在文学上较为人知的状元有唐代的贺知章、王维、柳公权，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杨慎，清代的翁同龢等。反之，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比如说苏轼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无一人摘取状元桂冠。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颇令人称奇，大概是因为状元们高中之后。潜心仕途，追逐富贵得失、政绩，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着探索了吧。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状元是凭着真才实学考上的，却还有一小部分状元郎，徒有虚名。因为状元大多是钦点的，有时候不光要看才学，还要看皇帝的学识水平和爱好。不少皇帝录取状元那是凭爱好和心情，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去衡量，或以貌、名取人。比如说清代康熙一朝的状元戴有祺，他本来是第一名，但康熙喜欢他的书法于是摇身一变成了第一。

再者，科场作弊现象司空见惯，可见状元的录取并非秉公取才。整体来说，考试未必能把一个人的学识水平测验出来，诗、八股文写得好，未必就会做官。状元这个名号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优先权，也可以先一步带来辉煌，但是否混得好还是要看他们个人的能力。能力不足或性格不适合官场，即使有状元郎这个名号，也难以出人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