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韩信的死，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

据粗略估算，在刘氏江山的领土面积中，有半数、甚至半数以上是韩信一手打下的，所以其居功有多伟，已是不言而喻。但问题是，功高如此的韩信，先是被刘邦从楚王贬为淮阴侯，后直接被吕雉斩于长乐钟室。旷世名将、不世功臣，就这样死于妇人之手。

扼腕叹息之心，谁人没有？

当然，如果把话再说回来，如果辩证地去看这一事件的话，情况显然也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韩信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他藏匿钟离眛、他时不时地阅个兵，他居功自傲、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尤其重要的是，他最终反迹是真的“现”了，所以他这样的结局，有时候用“咎由自取”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

而综合以上，“韩信死的冤”这一说法，是得打个折扣的。可是，西汉还有这么一位小韩信30余岁的名臣，他的死却是不折不扣的冤。

2.

这人，就是晁错。

晁错这个人，本来不错，他有脑子、很勤奋、对大汉王朝忠贞不二，并也实实在在地为汉家江山的长治久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问题是，这一切的一切，终究未换得一个好结局——被斩首于市，而举起屠刀的人，还正是老刘家的最高统治者。

事情要从头说起。

晁错早年学习的是商鞅、申不害的那一套刑名之学，学法的人，理性、同时也不乏刻薄。不过，就像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找到的工作与专业不符一样，晁错也并非因为法学入仕，而是一把文学才能——进入中央搞起了皇家宗庙礼仪的这块工作。当时，还是汉文帝时期。

某次偶然，朝廷有一个外出培训的机会，且幸运的是，晁错被选为参训者。而需要说的是，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培训，这就如外出取经一样，归来之时，是要把真经再传给皇帝的。

晁错未负所望，他满载而归，令文帝大悦，大悦的同时也意味着大加赏识。从此，晁错的工作平台又有了一个质的飞越——被分配到太子门下，并先后当了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等职。而更幸运的是，因为晁错的才华，太子对其十分倚重，将其视为智囊团中的头号人物。

3.

在文帝当政时，诸吕之乱已被荡平，曾经的功臣之患也已不复存在，而汉文帝仁孝，潜心发展国内经济，整体态势甚好。不过，从来安中有危，在“文景之治”这一辉煌时期缔造的同时，危险也在悄无声息地滋长。

当此之时，刘邦的众骨肉都割据一方，不断坐大，直与中央权力相抗衡：刘邦的长子王齐七十余城，刘邦的兄子坐拥吴、会稽五十三城，刘邦的庶弟王楚四十余城，在权力面前，那点血缘关系显然太过脆弱，大汉的根基，又有动摇之危。

对于此，晁错清楚的看在眼里，忧在心里，而他又不是一个能憋的住的人，于是就写在策中，呈在文帝案前。但文帝终究仁慈，在他同样意识到这个危机之时，始终不忍动作。

4.

数年后，文帝驾崩，景帝即位。而晁错也跟着平步青云，先为內史，后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四十余岁的他，已是副国级的干部。

晁错本着职权高、责任大的初心，借着更好谏言的土壤，他加大、加速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削藩。他对景帝说：“高祖时期分封的齐、吴、楚三个旁支亲属，分掉了汉家之半，而如今这些藩王日益骄横、不断坐大，倘不削藩，迟早生变。既然早也是反、迟也是反，倒不如逼着他们反，这样还更有准备，祸患也更小一些”！

景帝被晁错说服了，他听从其说，采纳了其之《削藩策》，而一如晁错所预测，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藩王们反了，七国之乱爆发，时间就在景帝即位后的第三年。

造反总得有个名头，而吴王刘濞想出的招就是“清君策”，再说白一点，就是专为杀你晁错而起的义。事发至此，虽有点超出预料，但总体却在预料之中，镇压也不是没有办法。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时期的晁错，不想着怎么出谋调兵遣将，却想借此时机借景帝之手先干死自己的死对头——袁盎。

可袁盎也不是吃素的，他在得知消息之后，当即入见景帝，并说自己有破敌之法。法，即是杀掉晁错，因为只要杀掉晁错，君侧便算是清了，吴王等藩王进兵也就无由了……

刚即位不久的景帝，毕竟还是稚嫩，他听信了袁盎之说，痛心地将依旧穿着朝服的晁错斩首于东市。于是就这样，一心谋略着中央集权、大汉长治久安的晁错就这样白白死去。

因为，七王的铁蹄并未因此止步。